当我们谈论城市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过去，城市规划家言必称“城市群”，他们热衷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双雄争霸的故事；如今，我们谈论更多的是“湾区”，是环钱江口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终极PK。过去，“第一高楼平地起”的新闻屡屡占据媒体头条，城市天际线的高度决定了城市在未来发展的维度；如今，我们高楼谈得少了，但依旧热衷于讨论和比拼城市的纵向身高。过去，老城区是城市的天堂，市民在陈街旧巷里穿梭、生活；如今，新城渐起，新区泛滥，都市白领开始在“鬼城”扎堆。过去，遍布各地的是功能实用、内向封闭的老厂区；如今，每座城市都有了“文化与艺术齐飞”的创意园。

在一个湾区、高楼、新区和创意园扎堆的时代，我们无比关心一座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高度和广度，却无意间丢失了一座城市本该有的热度和温度。

“城市群”代表过去，“湾区”指向未来。

改革开放至21世纪前十年，中国城市有个关键词叫“城市群”；如今，中国城市多了一个关于未来城市竞赛的关键词，这个词叫做“湾区”。

从湾区经济、湾区文化到湾区创意、湾区竞争力，近年来，不断抢占舆论和规划版图高地的“湾区”实现了弯道超车，对城市区域经济和战略格局产生影响。

长三角的升级版叫“环钱江口湾区”；珠三角的升级版叫“环珠江口湾区”，或“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城市群的升级版叫“环渤海经济湾区”；胶东半岛城市群的升级版叫“胶州经济湾区”；北部湾城市群的升级版叫“广西北部经济湾区”……

从城市语言学的角度看，湾区的概念清晰易懂：与海湾接壤的陆域地区，及其相邻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这就是湾区。

毫无疑问，湾区是对城市群的细化，是更精分、更细致的城市区域新概念。这个玩起“海湾”“港湾”和“岛屿”概念的“精细化城市群”，集聚了互联网时代的高阶层精英，有着“面朝大海”般的包容度，同时又延续了过去“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和文化方面“抱团取暖”的传统，被城市专家视作未来区域竞争力的直观体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曾表示，未来城市群之间的比拼，将集中体现在湾区发展的PK上。

2017年，国家发改委拟启动珠三角湾区城市群等规划编制，而珠三角湾区城市群GDP总量将在近年达到1.2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西班牙（1.19万亿美元），且无限接近俄罗斯（1.32万亿美元）。虽然珠三角湾区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的第四大湾区，但中国湾区城市群在环境配置、科研创新、文化包容等方面与国际型湾区仍然存在不小差距。在“城市群”代表过去、“湾区”指向未来的时代，如何在搞活湾区经济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湾区文化、湾区创意和湾区精神？中国各大湾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市“高度竞赛”的时代看似过去，其实比拼“个头”和“能耐”的想法和思维仍固化着国内每一座城市。

城市建筑的“高度竞赛”固然是个老话题，不过年年都有新聊法。

据说，国内各城市的第一高楼都有个霸气的名字：北京的叫“中国尊”，上海的叫“中心大厦”，广州的叫“东塔”，苏州的叫“国际金融中心”……长沙的更霸气，它的目标是建一个高度为838米、比“迪拜塔”还高10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名字嘛，直接叫“天空之城”。不过这个宏伟蓝图已经被叫停，原因是未报建即开工，暂时失去了“与天公比高”的机会。

就不说那些挺立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有可能增加热岛效应了，也不说高楼们动辄上百万元的维护费，仅凭超高建筑物在防火抗震方面的隐患，就不得不被城市规划者关注。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在4年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坚信国内城市出现的“追高”热潮，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摩天大楼认知的深入而慢慢冷却，并逐渐趋于理性。

如今，城市“高度竞赛”的时代看似已经过去，但其实比拼建筑物“个头”和“能耐”的想法和思维，仍然固化、局限着国内每一座城市的正常发展。有调查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武汉把建造那座606米高的摩天大楼的资金用来做民生工程，可以直接解决约6万户居民的住房困难（50万元/户），或者可以对好几条街道进行升级改造。

这也反映目前城市发展中的一大奇葩怪象：塑造高光形象的城市前（钱）途论大行其道，而关于每个市民切身利益的城市幸福观却鲜有人提。别看我们现在高楼谈得少了，但多数人依然热衷于讨论和比拼城市的纵向身高。

全国上下都在进行一场“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的城市发展大跃进。

旧城失“趣”，新城失“控”，这是近年来国内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一大乱象。

近几年，你随意去一个省会城市，都会发现那里上演着主题为“旧城改造、新城开发”的城市发展大跃进。所有的破旧民居都是落后的，所有的文保建筑都被推倒、拆除，于是厚重的老城区摇身一变，成了砖块乱堆、瓦砾四散的大工地，再加上一个个待建而未建的地铁施工现场，一辆辆开进民居小区虎视眈眈的推土机，“旧城改造”沦为老城区整修和整改。难怪很多在外务工的游子每逢过年回家，都要惊呼“不认得小时候那块成长的土壤”。废话，都被整容了，能那么容易认出来么！

旧的要改造，新的自然要建起。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长约20%，远高于同期城镇人口11%的增幅，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约为同期城镇人口增加幅度的180%。在那些刷满“新区置业，白领首选”“中产居住，买得大婆媳不吵架；高端环境，买得早年轻抗衰老”标语的新城区商品住宅广告栏里，在誓做大城市配套卫星城的豪言壮语里，在新区规划一个接一个批复、新城楼房一层接一层盖起的城市里，“新城新区”被当作城市竞争力的有力筹码，在一轮又一轮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中被“做大做强”。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为新城新区定过“七宗罪”：选址离老城较远、空间过大、成本过高、新概念频出、违背城市发展规律、随意性强、债务负担严重。“我们反对的是领导一拍脑袋（规划）几百平方公里新区，这个将来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李铁说。

创意产业园遍地，创意新思维匮乏。

现代城市之间的比拼，同样体现在泛滥的创意产业园上。

北京不多建几个798和中关村类似的创意园，好像就配不上自己首都的风范；上海不多来几个田子坊这样的文创中心，好像就配不上自己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广州有红专厂和TIT，深圳有文创园，杭州有时尚创意园，成都有U37创意园，佛山有创意产业园……总而言之，一个城市不建几个上档次、有内涵且能玩概念的创意园，都不好意思和其他城市谈论和比拼城市竞争力。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各大厂区俨然一个个小社会。这种直接“克隆”苏联工业企业规划布局的厂区，最大限度地容纳了食堂、医院、学校等公共配套资源。虽然老大院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渐渐瓦解消失，但不少人仍把“家厂一体、善结友邻”的良好氛围视为精神家园。

如今，一个又一个创意产业园希望在新时期承接老厂区“情感共享”的职能。只不过，在艺术设计、影视文化、动漫科技和高新孵化器的概念外壳下，创意园们偷偷改了标签：工厂不叫工厂，叫企业；厂区不叫厂区，叫园区；办公区叫创意社区，工业园叫智慧小镇。有人为一夜之间风行全国的创意产业园总结了这样的规律：创意口号很多，创意理念很少；创意“工厂”很多，创意企业很少；创意文案很多，创意氛围很少；创意概念很多，创意内涵很少。

事实上，进驻创意园的不少企业并不怎么呼应“创意”的名号：企业咨询、投资顾问、通信器材、健身科技、医药保健……本该成为主流的精英企业模式难觅，反倒是“大拼盘式”的公司厂家不断进驻，让国内不少创意产业园的意义止步于名字中的“创意”。

“包装概念固然重要，但一座城市的创意园应该提供实实在在的人才引进、环境改造、政策扶持和文化创意氛围的再塑造。而不仅仅是把园区装点得漂漂亮亮，然后把普通企业照搬进来。”某不愿具名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说。

城市研究专家李铁眼中的新城新区“七宗罪”

1.选址离老城太远

有些专家提出建卫星城，通过离城市一定距离的新城，摆脱旧城的发展趋势。李铁认为，一切都要重新开辟，成本就很高；选址、与城市的距离，和新区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2.规划面积过大

“新区应该考虑一下，有没有带来价值，怎么样让它更科学合理一些。”李铁举例说，某个新区规划面积300平方公里，规划了20年，投入1000多个亿，现在只发展了几十平方公里，基础投资已经投入，基金变成沉淀，形成了严重的债务。“这一类大规模的空间新区基本上都是领导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科学规划。”

3.基础设施投入不计代价

中国目前的新城新区，大部分构造中看不中用，在规划成本上已远远超出了城市的发展能力。“看着很好看，生活并不方便，出门一定得开车。投资投这么大，人又进不去，水平又很高，这些新区未来怎样维持公共基础设施成本，怎样发展服务业，怎样使人们在这里生活更方便？”

4.高铁新城、空港新城等新概念频出

“令人诧异的是，高铁站不在城里而在城外。坐高铁在城里下车，搭公交回家，本来是很方便的；可现在高铁站设在城外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一去一回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的路程，大大降低了高铁的效率。”

5.违背城市发展规律

为什么这么多城市把高铁站修在郊区？李铁分析道，地方政府一方面想降低拆迁成本，另一方面认为高铁站会成为新的客流集散地，从而形成新城发展的重要空间。“可是这恰恰忽视了高铁的特点，高铁和航空港的特点，是要快进快出，不会集散停留。”

6.主观随意性强

有制度性的原因，也有观念上的原因。中国交通规划随着政府官员的想象来配置，各种新区建设在空间配置上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7.债务负担重

新区建设资金不是靠政府预算投入，而是来自卖地。“如果新区开发空间过大，选址不合理，就和房地产发展发生了矛盾。房子卖到一定时候会卖完，土地出让预期可能难以实现，但是债务已经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