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30日，巴黎共和广场的地上，摆满了鞋子。普通民众趁着巴黎气候谈判大会的举办，呼吁全球人类关注气候变化。
与此同时，北京环境保护检测中心的官网数据显示，北京部分地区PM2.5浓度达到1000微克/立方米。而这种严重污染已经持续了5天。
到12月1日，北京气象台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外加此前已经发布的霾橙色预警和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北京出现罕见的“三橙齐发”。
这场2015年入冬以来最严重的雾霾袭击了几乎整个华北，这种“暗无天日”的切身体验迅速占据了新闻舆论和社交媒体的头条。
法新社在报道中提到：“中国已经要求几千家工厂停工，该国正在与呛人的雾霾做斗争，周二其水平达到了安全标准的近24倍。”
美联社则在报道中展示了一下英文写作功底：“严重的雾霾用单调的灰色擦掉了首都的天际线，而仅仅一个街区或两个街区外的建筑物就基本上看不清了。霓虹灯的标示几乎难以穿透幽暗，许多北京人上街都会戴上各种各样的口罩。”
如果说厚厚的雾霾当中还有一丝光明的话，那应该就是它孕育出了一系列颇有创造性的噱头：从带滤网的自行车、微信朋友圈里的“雾霾杯摄影大赛”，到 “爆款！正宗老北京雾霾30ml 2瓶包邮”的淘宝链接……
除了口罩和自嘲，空气净化器是普通民众唯一能掌控但不一定能改变现实的“武器”，虽然这玩意儿也算不上靠谱——空气净化器是为了解决颗粒物污染而诞生，但PM2.5颗粒物只有头发丝的1/20，肉眼根本看不见，除了二手烟、油烟等刺激性味道，呼吸系统也无法直接感知，有没有被除掉，我们完全不知情。
在京东商城的十大空气净化器销量排行榜中，全部被外资和合资品牌所占领，价格在2299—14980元之间。
在这些产品中，HEPA式过滤空气净化器是市场上最受青睐的“抗霾”利器。HEPA技术最早是美国科学家为“曼哈顿计划”而研制出来的，目的是过滤掉实验室空气中的放射性颗粒物。
目前来看，空气净化器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还很低，甚至不足1%，一些发达国家远远高于这个数值，有些国家甚至能达到40%。空气净化器品牌霍尼韦尔的总经理马荣骏认为，从长远来看，空气净化在中国的普及肯定是一个趋势，而不断增加的城市富裕家庭也会期待更多科技含量高、健康安全、品质卓越且价格适中的空气净化器产品。
在西方和国内舆论里，中国被称为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国”，听上去很不好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则介绍了一个战胜气候危机的希望路径：理想主义加经济学。所谓“理想主义者”，指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愿意主动采取许多个人行动，从小处着手，去拯救气候。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欧洲特别多。如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已有一半的居民出于道德原则，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即使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方便的。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全市居民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几乎都有汽车依赖症。
绿色理想主义者的步伐并不仅限于欧洲。荷兰设计师丹·罗斯格德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净化北京的空气。为此他设计了一个巨大的城市“真空吸尘塔”。他用埋在地下的铜线圈形成静电场，吸附空气中的雾霾微粒，从而达到净化空气的效果。
按照罗斯格德的说法，这种设备可大面积在北京这类城市中的公园等地部署，路过和附近的居民都能免费体验新鲜的空气。他已和有关部门达成一致，要将该设备在北京的公园里测试使用一年时间。
为了不造成浪费，罗斯格德工作室将收集的烟雾颗粒压缩成碳立方体，然后制成戒指和袖扣。他们计划通过这些“烟雾钻石”来为抵抗雾霾运动融资。
当理想主义创造了一个改变的环境时，好事就会发生。再结合明确的经济学措施惩罚坏的行为，就有望产生效果。
中国何时会出现大批的绿色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