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如约来到
预言时间:1996年
预言者:克鲁格曼
出处:1994年,当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克鲁格曼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力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番言论不仅引起了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的广泛争论,同时也极大激怒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领导“东亚奇迹”的领导人。
1996年,克鲁格曼在其《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再次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期内进入大规模调整。
现状:他的预言很快得到了验证。1997年,从东南亚开始,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整个亚洲。多个亚洲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陷入混乱与失控。作为这次危机的震源地,曾经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泰国一夜之间回到“一个为吃饭而忧的时代,一个需要省吃俭用的时代”。与之相望的香港,也经历了恒生指数一日之内狂泻1400点的冲击。
美国次贷危机降临
预言时间:2005年
预言者:鲁比尼
出处:在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上世纪90年代新兴国家经济崩溃的研究后,鲁比尼发现,现代国家经济要崩盘有一大共同点:赤字太多,支出大于收入。于是,他决定找出下一个会崩盘的经济体,却惊讶地发现即将面临风暴的国家竟然是美国。
2005年,鲁比尼在美国《财富》杂志发表观点:房地产泡沫正在发酵,投机行为将震动整个美国经济。然后在那个看起来很美,多头气势正盛的时期,没有人相信他的话。鲁比尼还因此得了个绰号卡珊德拉(凶事预言家、乌鸦嘴)。
2009年9月,鲁比尼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敲警钟,他称在未来几个月或者一年内,美国房地产业将经历“一辈子见一次”的罕见大破裂,油价会随之剧烈震动,人们丧失消费信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对此,IMF一位业内人士评论为“缺乏数学模型的支撑”。
现状:事实证明,鲁比尼并非杞人忧天。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因为这场危机,150万美国民众的贷款抵押房屋被收回,100家次级贷款机构被迫关门。随着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次贷危机又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仅全球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就高达1.4万亿美元。
欧元现身
预言时间:1961年
预言者:蒙代尔
出处:上世纪60年代,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实行固定汇率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国际间资本流动受到严格控制。少数研究人员也曾经讨论过浮动汇率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认为一国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
同时期的蒙代尔却持相反态度:主权与货币有必然联系吗?一个国家非得拥有其专属货币吗?在196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阐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探讨不同国家货币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条件。在其所描绘的最优货币区域里,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
现状:因为上述理论,蒙代尔被称为“欧元之父”,尽管这一天比他设想的晚了30年。在由十二国组成的欧元区,居民直接感受到的实惠是,便利了消费者选择来自12国的商品,消费者将因此平均节约12%的费用。每年,欧元区内部的贸易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5%。实行统一货币后,不光节省了巨额交易成本,还使人才、资金、技术和资源等得到最佳配置。不过,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的取代美元的愿景暂时宣告破灭。
新兴经济的奇迹
出处:《未来的冲击》
预言时间:1970年
出处:在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中,托夫勒在书的第二、三、四部分以大量生动的事例分析了快速变化的未来经济的三大特点:短暂性、新奇性、多样性。
他提出,未来经济是“用完就扔”的经济。在未来社会中,人与物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短暂。我们不再在较长的时间内和单一的物品发生联系,而是在短期内和一连串取代该物品的其他物品发生联系。于是,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许多“用完就扔”的现象:一次性尿片、围嘴、纸餐巾、手纸、纸币、不回收的汽水瓶、纸做的结婚礼服。
另一方面,技术上的进步降低产品价格的速度往往比降低修理费的速度快得多。生产是自动化的,而修理仍然大部分靠手工操作。这就意味着,更新比修理还便宜。经济的需求往往也是一时的,消费者经常更换用过的产品和牌子。因此,生产短期性的产品往往比生产长期性的产品更有意义。
现状:托夫勒认为,海洋经济、阳光经济以及生物经济是未来的新兴经济。而未来的人可能成为那个独特的超工业革命的受害者。他们的难处是:先进的技术导致了产品的多样化,选择余地太大,无从下手。
许多在当时看似荒诞的论述与预言,在当今已经成为了现实,比如:工业主义的危机、可再生能源的兴起、企业扁平化管理、成熟的远程办公技术、生产性消费者、物联网在家庭生活的应用、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过剩等。
上海世博会的文化想象
预言时间:1902年
预言者:梁启超、吴趼人、陆士谔
出处: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写道:“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
1905年,清末小说家吴趼人《新石头记》。“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
1910年,清末小说家陆士谔《新中国》。主人公一觉醒来惊讶地发现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收回,趾高气扬的洋人见了中国人彬彬有礼,以往经常碰撞行人的电车也改为地下行驶。“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大桥是为开博览会才建造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
现状:预言出自他们各自的小说,一次纯粹的臆想以及带着民族自尊的理想。这三位文化人不约而同地作出这个预言时,中国人民都还留着辫子。世博会当时还代表着万国来朝的中央大国情结,这个情结的背后,是被打得没有脾气的小国心态。
上海的万国博览会、地下行驶的电车、跨越黄浦的铁桥、浦东和上海兴旺得差不多,梁启超等人的预言都在2010年实现了。
贫富分化是世纪末难题
出处:邓小平南巡讲话
预言者:邓小平
预言时间:1992年
实现时间:2000年后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他说道:“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先富起来之所以还是主旋律,因为大家都还很穷。中国人向来不患穷而患不均,在鼓励大家释放内心的贪欲同时,不忘叮嘱一下坚持一切向钱看之后的负作用。不过对于穷了一个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贫富分化与不公平,似乎还很远。
没有官方“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但你我都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贫富分化伴随着这几件事发生:国有企业改革及MBO、中国加入世贸成为制造业大国、公房改革。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世纪末前后。朱镕基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以及贫富的分化。部分的群体通过公平与不公平的渠道迅速积累财富。与此相对的是农民逐渐失去土地以及工人的工资低增长与重税负。贫富分化有多严重?正如邓爷爷所言。
信息社会取代工业社会
预言时间:1982年
预言者:奈斯比特
出处:1982年,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罗列了若干对未来社会的预言,认为信息社会将取代工业社会。在信息社会里“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提供经济社会生产所需的重要资源。在信息社会里,价值不随劳动而增加,是随知识而增加的”。
2005年11月,在信息社会峰会突尼斯会议上,世界各国就信息社会的到来达成了多项共识,包括:信息的获取和知识的分享与创建可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而帮助所有国家实现达成国际共识的发展目的和目标等,均与奈斯比特的预言非常吻合。
1996年,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亚洲大趋势》中再次预言亚洲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他认为,战后亚洲发展表现为八大趋势:从单一国家经济走向网络集团经济;从传统模式走向多种模式;从出口导向走向消费导向;从政府调控走向市场驱动;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从劳动力密集走向高科技密集;从男权统治走向女性崛起;从西方走向东方。
现状: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不准确的”。目前为止的事实也说明,亚洲正在一步一步成为《亚洲大趋势》中那个亚洲。当全球性经济危机屡屡打击过去亚洲的出口型经济后,近年来亚洲各国纷纷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消费计划,随着逐步寻找其他增长源,贸易格局已开始改变。
互联网经济蓬勃
预言时间:1973年
预言者:丹尼尔·贝尔
出处:1960年,美国批判社会学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引发信息时代问题大讨论的导火索。在这部以冷战为探讨对象的著作中,贝尔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看似相悖的社会形态,其实正在趋同----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所以,透过当时二者的表面对抗,将会到来的未来是二者的相互借鉴。
到了1967年,他又成功预言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将可能会看到信息----电脑国家公共事业,它由家庭和办公室数万个终端组成,并与一个庞大中央电脑联机提供图书和信息服务,并提供零售和付款服务。"在1973年所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他又再一次成功"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具体形态。在书中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物质财富将由知识水平决定,所稀缺的也并非再是物质资源,而将变为"信息成本,处理人际关系的协调成本和扩大到闲暇生活领域的时间成本。"在此之后,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头衔,丹尼尔?贝尔更被冠名为未来学家。
现状:贝尔曾说:“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正如我所强调的,这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21世纪美国、日本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
正如贝尔所料,不久后,"后工业社会"如期到来。到现在,互联网也早已一统天下。所以,比起他给自己贴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个标签,未来学家这个头衔显然更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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