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改写社会结构

预言时间：1967年

预言者：丹尼尔·贝尔

出处：1960年，美国批判社会学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引发信息时代问题大讨论。在这部以冷战为探讨对象的著作中，贝尔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看似相悖的社会形态，其实正在趋同——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所以，透过当时二者的表面对抗，即将到来的未来是二者的相互借鉴。

到了1967年，他又成功预言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们将可能会看到信息——电脑国家公共事业，它由家庭和办公室数万个终端组成，并与一个庞大中央电脑联机提供图书和信息服务，并提供零售和付款服务。”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他再一次成功“预言”了后工业社会的具体形态。在书中他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物质财富将由知识水平决定，所稀缺的也并非再是物质资源，而将变为“信息成本，处理人际关系的协调成本和扩大到闲暇生活领域的时间成本”。在此之后，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头衔，丹尼尔·贝尔更被“冠名”为未来学家。

现状：贝尔曾预测了后工业社会将要到来的时间段：“在今后30年至50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正如我所强调的，这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其结果在具有不同政治和文化构造的社会中将有所不同。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将是21世纪美国、日本和西欧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特征。”

正如贝尔所料，不久后，“后工业社会”如期到来。到现在，互联网也早已一统天下。所以，比起他给自己贴上的“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这个标签，未来学家这个头衔显然更适合他。

消费主义社会的到来

预言时间：1970年

预言者：让·鲍德里亚

出处：1970年，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这么写：“电影、广告、肥皂剧、时尚杂志和形形色色的生活指南不仅不需要模仿现实，而且可以生产出现实：它们塑造着我们的审美趣味、饮食与衣着习惯乃至整个生活方式。”根据书评人雷晓宇的解读，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杂货店和模范团体。“杂货店除了是个消费场、能够实现销售之外，还善于营造文化氛围，鲍德里亚称之为‘灰物质’——它可能是书店里寄卖的一些妇女饰品，也可能是《花花公子》货架边的一本《古生物学论著》，当然，在一家顶级名牌专卖店里出现一家小画廊也没有什么稀奇。它必须风格新颖，‘有一点智慧和一点热情’。换句话说，在顾客掏钱包的同时，杂货店有责任让人家觉得自己有品味、懂生活，钱花得明白、不冤枉。”而相对的，模范团体就是这些杂货店最主要的客户，他们是“一群起主导作用的优秀分子，有钱，有品味，能在杂货店里起到消费示范的作用——他们买什么用什么，人家会跟着买什么用什么，就算买得不合算、用得不可心，还觉得得意、占便宜”。

现状：早在1970年鲍德里亚就已告诫世人，“不能在外滩三号卖班尼路，也不能在小摊上卖阿玛尼”。除此之外，一向喜欢构建虚假世界的鲍德里亚，对于隐藏在消费行为背后的心理也做了非常正确的分析：“人们买东西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而是因为商品赋予的地位和意义”——如此看来，自称为“知识恐怖分子”的鲍德里亚所预测出的，恐怕不仅仅是消费主义社会——他的预测精髓，更像是中国正在高调成形的奢侈品主义社会。

让我们在家工作吧

预言时间：1980年

预言者：托夫勒

出处：出版于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在1983年到了中国，也许是赶上了刚刚改革开放，中国人渴望看到外面世界中的一切——它在中国的总销量到了一千万册以上，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必读书目。而本书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也算是赶上了最为激荡的年代：出生于1928年的他，亲历50年代后期“未来学”的蓬勃兴起，在60年代住进了垮掉一代的大本营纽约格林威治村，还带着妻子海蒂去当了五年工人，然后再跑到了朝鲜战场去打了一仗。

亲历了新技术革命、不可复制的60年代、以及最底层的工业社会之后，托夫勒成为职业记者、自由撰稿人、杂志《幸福》副主编、罗素·赛奇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康乃尔大学特聘教授、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研究员、IBM等大型跨国企业顾问……而让托夫勒真正成为被地球人熟知的未来学家的，则是他分别出版于1970年、1980年、1990年的《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权利的转移》未来三部曲。

现状：从现在回望过去，《第三次浪潮》中已经实现的预言有很多：电子、电脑和通讯业崛起，家用计算机的销售量超过电视机，电子邮政系统取代邮局，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内的任何地方完成……这些预言也曾让托夫勒受到质疑：“1980年我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越来越多的人将在家办公。两年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文章说，在家上班的预测太牵强。”但不久后，质疑就败给了事实：“但不出几年，《纽约时报》又在头版同样位置刊登一篇文章说，人们确实已开始在家办公。”

已经实现的预言并没有阻止托夫勒迈向更远未来的脚步。在2006年他出版的新书《财富的革命》之中，他再次放出新的预言：“公司将不再有雇员，人类可以在大米里行走，亚洲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在因特网上7分钟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只要是知识经济普及到的地方权威都将消失，知识成为了‘废弃的东西’。”这些描述将会是迎接我们的未来吗？这回我们倒是可以跟着托夫勒一起，等待时间来为我们验证。

全球化的到来

预言时间：2005年

预言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出处：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并已成功晋级普利策奖终身评审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畅销书作者——在2005年《世界是平的》首次出版之后，此书继续推出了2.0版与3.0版，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充内容。

在书的开篇，作者人在印度，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看到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摧毁了美国已有的地缘和政治优势。如同书评人铂程斋的评价：“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印度年轻人，正在用饱满的热情，拥抱不到普通美国人1/100标准收入的幸福生活。”如此，弗里德曼写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共同感受：“当我在梦中的时候，世界已经变平了。”于是弗里德曼醒过来，拿起笔，写下了将要变平的这个世界：“在‘全球化3.0’中，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新一轮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缩小成了微小。”而在看待中国的时候，弗里德曼更是认为：“在世界变得更为平坦的30年之内，世界将从‘卖给中国’变成‘中国制造’，再到‘中国设计’甚至‘中国所梦想出来’。”现在，卖给中国确实已经变成了中国制造。而中国设计与中国梦想，则要留给剩下的未来二十年去实现。

现状：在2006年，弗里德曼曾经来到北京。在《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中他说：“我是在路上完成我的著作的。妻子开车时，我就在笔记本电脑上写。在家庭晚宴上，在飞机上，我都在工作。这个艰苦的过程，几乎把我逼疯了。”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黎巴嫩采访主任、专门报道中东问题的弗里德曼，在路上完成了对于全球化最为畅销的预言——而事实上，各式各样的“路”，指引着弗里德曼的写作，将这个浑圆的星球磨为平地。

电子媒体摧毁童年

预言时间：1982年

预言者：尼尔·波兹曼

出处：美国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尼尔·波兹曼写这本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网络时代尚未到来。在那个时候，“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里”。

在波兹曼对于历史的追溯中可以发现，童年并非生来就有。在识字文化与印刷文字出现之前，孩子通常只被当做家庭的私有财产来对待，“可以自由处置，甚至不管他们的健康和幸福，他们可以为了整个家庭的幸福而被消耗”。

印刷术促成了“童年”的诞生。如波兹曼所说，“我们决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成就。而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自此，儿童归属了学校，“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

现状：文字的传播促成了童年的诞生，电子媒介的泛滥却正在促成童年的消逝。书评人张慧瑜这样概括波兹曼的观点：“童年的发明是因为童年和成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同样的逻辑，童年的消逝，是因为童年和成人再一次共享信息产生的。在这里，替换印刷术的技术转变为电子媒介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革命，图像信息不像文字语言那么抽象，而成为‘一览无余的媒介’，因此，儿童和成人就可以共享信息的使用权。这样，儿童与成人又从被书籍文化所区分的世界里过渡到无法严格区分的视觉媒介当中来，在这个意义上，童年面临消逝的危险。当然，作为与童年相对立的概念‘成年’，也在逐渐消逝。”

在互联网时代尚未到来的上世纪70年代，波兹曼已经“如实”描写出了信息时代的童年消逝。“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展示的。”在电子媒介成功击毁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秘密分界之后，亦如波兹曼所料——消逝的不仅仅是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