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年会1月25日至29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大转型：塑造新模式”。会议围绕增长和就业、领导力和创新、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社会和技术四个模式的转型展开讨论。个人感觉，2012年的达沃斯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这一届达沃斯比较罕见地开始出现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某种程度的批判。25日开始的论坛的第一场就是辩论资本主义，其核心话题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无法支撑21世纪的社会？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开始非同寻常地谈论以往只有抗议者才会声扬的话题。谁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成效？全球金融危机三年之后，精英们终于开始了一场早该如此的自我反省。无论如何，来得晚总比不反思要好。

不难听到对一个更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的呼声。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大家看到的病症是相同的，但治疗方案却五花八门，也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方案。而且，在愿意讨论一个问题和做好行动准备之间也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也横亘在两类人之间：有些人相信所有的政府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让路；另一些人认为政府在复兴经济、为未来成功奠定正确规则方面，具有真正的作用。

反思过程才刚刚开始，而且由于每个地方都在焦头烂额地忙于解决自己的事情，因此也没有出现一个全局性的解决方法。这和本届年会的第二个特点联系在一起：今年的达沃斯大家很少谈全球大格局的问题，地区主义的议题比较占主导。通常在这样的会议上，很多人会谈全球治理，今年年会的执行摘要也说，会议将重点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在多方利益相关者背景下探讨创新思想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会开下来，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每个地区的人都在谈自己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比较明显的是欧元区，因为中美两大国的高官都没有出席，而欧洲的首脑去得比较多，卡梅伦、默克尔都发表了公开讲话。欧元问题当然是全球关注的问题，但我认为其核心仍然是地区主义的议题。

第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论坛出现很多场关于年轻人与就业问题的讨论。虽然每个地方都在谈论不同地方的困境——欧洲有欧洲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东有中东的问题——但合起来，其实是在说这一代年轻人面临就业与贫困的压力非常大。这个问题不解决，各个地方政局都会受到影响。像“阿拉伯之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都跟年轻人的不满息息相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也来参会，当被问到晚上什么使他睡不着觉，他答曰：年轻人的生活不会比上一代更好。往大处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民主、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未来都会受到影响。虽然每个地区在分别谈，我倒觉得这是个全球性议题。

除了这三个特点以外，作为中国的参与者，我更多地观察中国人在论坛上的表现。我觉得中国具有全球视野的人还是太少了。当然不可否认这种会议本身就是欧美人士主导的，以英语作为共同交流语言，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这方面受到限制。但我仍然认为，伴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强劲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有更多人站在全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全球性的讨论中努力发出中国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从现在来看还远远不够。

很多时候，我们谈论问题的视野还是太狭窄了，跟对方交流时底蕴也不够。很多人甚至都不关心其他领域或者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达沃斯其实不单是讨论经济、商业的议题，更有大量创新的思想在那里传播，因为有很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学者出席，包括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大学校长。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广泛，如果交叉地听，其实可以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新的思考。如果只关注本地区、本领域和自己眼下的事情，等于你没有最大限度利用这个论坛，因此也丧失了参加跨地区、跨领域讨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