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自2011年年末抛出“三论”（论革命、论自由、论民主）后，社会形象达到一个青年的顶点，香港电视名嘴甚至称其“鲁迅的转世灵童”。

但没过多久，韩寒开始了半个月的过山车人生：一开始他充满自信，要出2000万悬赏，首先杀出来的麦田一个回合就高挂降书；紧接着韩寒又将第二个挑战者方舟子羞辱了一番；但随后小灵童一家显得反常，不断翻箱倒柜，将十几年前的手稿、书信晒到网上，最后生怕不能服众，要法官来裁决。至此，韩寒公众形象开始下跌。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一场天才名誉之争。在中国人的常识里，天才应该是镇定或高傲的，哪有凡夫俗子跑来诋毁天才，天才就拼命向这个贱人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天才这么做显得很不自信，倒像陈冠希的危机公关。后者也爱惜名誉，当然不是为了维护公民社会，而是为了保住巨额广告代言合同。

2011年，韩寒从少年天才作家向公共代言人成功转型。这个公众形象实际上有两个角色：一个从社会批评到“三论”，一举被视为公民代言人；另一个从凡客到雀巢广告，成为公司代言人。这就必然陷入“哈维尔拿巨额代言费”的新政治伦理问题，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上个世纪争取公民社会的背景，即反抗的政治在合法的擦边球区间，可以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亦可称为“抵抗的政治经济学”。

抵抗的政治经济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的当代艺术圈早就出现了。前卫艺术通过反叛主流赢得国际名声，国内外资本因而购买其作品，贫穷的前卫艺术家一夜暴富，亦就此丧失了前卫精神。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这种模式开始本土化，韩寒即是一例。他以讽刺机智的语言方式批评主流，成为公民诉求的意见领袖，由此声名鹊起，因为粉丝如云，具备市场代言人条件，大公司的巨额代言合同向其招手。

从为自己辩护始，韩寒的内心一定难以纯粹，除了维护公民代言人的形象，实际上他亦在维护涉及巨额广告费的公司代言人形象。其实，韩寒父子大可不必主动自证无罪，方舟子只是推断一种“代笔”的可能性，可能性分析不可能使大批粉丝离去。许多粉丝表过态，他们不在乎代笔问题，只在乎署名韩寒的类似“三论”的雄文。

如果没有巨额的公司代言广告这个事情，韩寒可能会像方舟子一样淡定，只注重过程中的分析和表述快感，而不太在乎结果。一旦涉及如何平衡公民代言人和公司代言人这两个身份，至少会影响一个人面对攻击时的坦然和大度。以韩寒父子的聪明绝顶，仍屡屡手忙脚乱忙中出错，前后言论矛盾，而韩寒本人的文字在这段期间大失水准，看不出天才的文风。哈维尔一旦为大公司代言，他的自由意志和公民精神到底能走远，这是公民社会的偶像未来需要面对的挑战。

因为韩氏父子马失前蹄，自乱阵脚，事实上已经自我消解了少年灵童韩寒的光环。到这一步，如果以韩寒名义的新“三论”继续精彩，公众并不计较谁是作者。重要的是，韩寒的“青春不能承受之重”现象因何产生？韩寒因为反升学体制、赛车手、天才少年作家、帅哥等身份成为80后一代的偶像，因为“三论”等博文，开始被渴望公民社会的媒体、知识分子和城市白领推上公知代言人神坛。

这个等候在公民社会门口的人群正在产生某些值得关注的精神走向，知识分子群体表现出一种对社会改造的无奈和无力状态，有些人认为100个教授抵不上一个韩寒的社会影响力，为此他们希望借助韩寒这个新偶像，向群氓社会施加民主和公民权利的启蒙。与知识分子借少年偶像改造社会的理想不同，更多的新青年和城市白领身上实际上具有半公民社会半封建社会的双重性，一方面，人们表现出反体制、社会批判、倡导公民社会的现代性一面；另一方面，人们又容易将代言人神化，以致形成公众代言人无所不能、什么都是对的盲目迷信，甚至用语言暴力攻击另一个不同意见的公民。

方韩之争的围观人群反映了中国的公民社会道路的复杂性，即人们往往以现代迷信的方式相信一种公民诉求的代言人神话，而不是代言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