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的博客访问量早已超过2.5亿。

2009年，成都人唐福珍为抗强拆自焚身亡，事发地点离李承鹏家不远。他当天写了一篇博文，但很快被删除。再贴，再被删。“我一直就在酝酿一部小说的提纲，那次惨剧和博客被删的闹剧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李承鹏提到的，便是眼下他刚出的新书《李可乐抗拆记》——一本30万字，提纲就列了8万多字，并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以拆迁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

《李可乐抗拆记》出版半个月，以每天1万册的铺货量，快速登上了几家图书网的榜首。这样一本刚出炉的“畅销书”，却在签售环节被某些主要城市“拒之门外”，原因自是“众所周知”的——题材扎手。“写拆迁扎不扎手？”李承鹏在和崔永元讨论这个问题时，得出结论：拆迁都不扎手，写个小说怎么会扎手呢？！《李可乐抗拆记》一点都不扎手。书一出版，就有人下意识想到拿《让子弹飞》来类比，洪晃甚至称其为小说版《让子弹飞》。如果说姜文在电影里玩的是理想主义的狂欢，李承鹏在文字中玩的则更多是现实主义的荒诞。不管李、姜二位是否彼此介意这种比较，事实是那部电影火的同时也被层层解读，这部小说在被层层解读的同时眼见火了起来。李承鹏说：感谢国家。是中国开启了我，最好的作品不是我，而是中国本身。我并不荒诞，是对面这面镜子让我的样子如此荒诞。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扯淡的人生。”李承鹏的这句话不仅有“大眼流”的幽默，更有积极的斗争哲学。《李可乐抗拆记》中充满了这种不妥协、不气馁、不靠谱的气质。

当很多人还在讨论李承鹏的小说算不算文学、李承鹏到底有没有文化的时候，他瞟了一样封面上那个红色的拳头，说：“谁也别给我归类，我只是想告诉他们，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对话李承鹏

《新周刊》：你这本以“抗拆”为标题关键词的书，最核心想讲的是什么？

李承鹏：公平。我很小开始混江湖，知道很多真相。七年前开始进行房产专栏，知道很多故事。有人问：不说出真相你会死吗？我答：不会死，但会很郁闷。不公，让我们失去梦想。对我来讲生活比任何的敏感词都重要，我会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说两句。

《新周刊》：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似乎也一直是你的强项。面对这样一个“扎手”的题材，为何却要选择小说？

李承鹏：必须是小说。杂文短而猛，确实冲力大，情绪足。但真正能深入描述当下社会画面的，还得靠小说。它容量大，气场大，有动着的人物、动着的世界；有情节，有隐喻，有戏剧强度。那种对现实的影响力是更直接的。比如李可乐，会唤起很多同样处境的人去想象甚至仿照操练他的人生策略。另外，杂文和小说为什么一定要对立呢？完全可以把两种写作结合起来。这是沈浩波给我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合适的建议。

《新周刊》：你认为文学或者说一部小说可以影响现实吗？比如书中李可乐借助在精神病院里想出的“抗拆迁宝典”，打败了开发商，现实中的拆迁也能奏效？

李承鹏：很多人在讨论文学可以改变社会吗？我说文学改变不了社会，但是文学可以改变心情。比如《李可乐抗拆记》，直面最当下的社会现实，这么残酷敏感的一个话题，我最后用了光明、温暖的尾巴，是想让大家觉得活着还挺有意义的。至于“抗拆宝典”，只有在精神病院才能想出这么精神的点子，这里是个大的精神病院，自得了精神病后，我的精神就好多了。这点子雏形本来自民间，我不过从技术上完善了它。核心是：我们都是没身份的，但有身份证，我们实际是没房产的，但有房产证，忽然让一条街的证件全部消失，连钉子户自己都不知道这些证件在哪里……书里虽写过不少钉子户战斗情节和战术发明，但我不希望因抗拆再死人，这是一个无生命成本的抗拆方法，是最能制约开发商的战略武器，我知道有条街就是用这种方法成功逼迫来自福建的开发商签了城下之盟的。如果运气好，希望它能推广到全国钉子户去，多得一些钱，少死一些人。此为功德。

《新周刊》：出版社把这本书定义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给你也贴上“现实主义作家”标签。你自己怎么看？

李承鹏：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但现实主义是肯定的。一个作者要用普通的文体来表达描述当下社会，你不能回避当下社会。说实话我对中国文学的现状不满意，如果用一句话形容现代中国文学的话——缺钉子户，中国作家缺钉子户。中国很多著名作家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的人而已，不是文章大家。你看新浪微博V认证有多少著名作家，但有几个人把文章写明白，写好看了的？！每个作家出书，都爱说这个属于魔幻小说主义，那个属于后现代主义。当然表扬我是“现实主义作家”，我肯定很高兴，但我从来没把文学想的那么复杂，主义一多了就没意思了。我们很多作家、作协们最爱把文学想复杂，想法越多、销量越少。任何文学都是对的，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对现实的反映。作家也好，作者也好，永远不要忘了生活在当下。

《新周刊》：有人说你这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拆迁。其实你是在用野路子闯出一条路吧？

李承鹏：对，我就是用野路子在闯。我知道，有人在质疑、探讨这到底是不是纯文学。我本身就是想去打破中国纯文学和蠢文学之间的一道墙。包括那天和谢有顺、麦家、洪晃他们在聊，有很多人其实希望有我这么一个野路子的人，去打破一些东西。中国作家太把自己当家了，太多坐在家里的“坐家”了，太缺乏捕捉现实的能力了，别说具体操作上的下基层写作了。他们先是不敢，再是不能。即便有人敢，一写写成报告文学了。我的李可乐就是新时代的阿Q正传。我就是用野路子正式向中国文学的壁垒宣战，告诉他们小说是可以这么写的，就像有人告诉你相声是可以这么说的，袁腾飞或“当年明月”告诉你历史可以这么说的。就像麦家告诉你侦破小说也可以拿矛盾文学奖。我有句话叫，你现在学会忍受，慢慢就会享受我的作品。有点嘲讽的是，贵文学界以前总想驱逐我，现在竟然想吸收我。

《新周刊》： 你是否担心这种关注当下的作品，会像时评一样时过境迁、物是“文”非，人们的关注力会淡化，甚至会忘记？还是始终你坚信文学会改变现实，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

李承鹏：即使当下转瞬即逝，但也一定要写转瞬即逝的东西，因为无数个转瞬即逝加起来就是现实。我总觉得写小说其实是我一个幌子，我会努力地用一生追求这个幌子。我想一定要用一辈子把这个幌子打好，用无数个瞬间描述某一年的事情，甚至不当小说、当成纪录片来看都可以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生了这么多惨痛的事件，人们会忘了吗？即便人们被迫善忘，我愿意用五岳散人的那句评价：为时代背书。古往今来太多现实主义作品，都是时代的说明书。你只要敢站出来，把这个时代说明就行了。

《新周刊》：你之前跟崔永元对话时，他提到“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关心世界像关心自己的家人一样，是条件反射。”这次《李可乐抗拆记》的诞生也是条件反射？

李承鹏：是本能，是关心现实、揭示现实、说真话的本能。其实现在更重要的是常识，梁文道之前有王小波，王小波之前有潘恩。现实主义其实也是常识主义，有非常多相通之处。

关心世界关心别人其实也是出于保护自己。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恻隐之心……都是这个道理。我们不是生而高尚正义的，而是一种通感，看到别人的悲苦也会觉得不寒而栗。常识有用么？它就像个夜明珠，四周光明它平淡无奇，四周黑暗它才熠熠发光。在美国、瑞士提常识没有意思，在突尼斯、中国、印度提常识你就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李可乐抗拆记》其实就像个夜明珠，本来没什么，跟一块普通石头没区别，但因为没有人触碰，只有一个人在用心去呈现它，所以它有了那么点开拓感。这对我都是本能。

《新周刊》： 本能会不会受限，说真话到底难不难？

李承鹏：说真话，本来很容易。我们都是猴子的时候，疼了惨叫，冷了乱跳。随着进化进步，人们饿了假装很饱，愤怒了满脸微笑。人们渐渐失去本能。有人说做不到说真话，至少不说假话，那就是不说。在我看来也远远不够。对我而言说真话时经脉畅通，不亚于体能锻炼，延年益寿。不说，心里都明白，长期淤积、经脉堵塞，男人不举女人不调。说假话等于长期往身体里注射三聚氰胺，长远看来太不划算。

我说真话不是因为我高尚，我特别不愿意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给人说要说真话，要有公德心。我愿意说因为我聪明，我会算计会盘算，我说真话有很充分的商业空间。往俗里说就是可以名利双收。有人说，说真话有风险，甚至写抗拆等于找死，一想到说真话脑子里先出现一个沾满了雄狮牌胸毛的人手拿板斧站在暗处。其实说真话是需要手艺和技术含量的。敢说真话是第一步，会说真话，把真话说得好玩，让大家有阅读的依赖感，这是技术层面的。我在博客里练就了这门手艺，我写孔子、写阿凡达都是这个路子。说真话的写作是一门艺术。有些人在装优雅的时候，我在装流氓，他们在装好孩子的时候，我在装坏孩子。

我试着用流氓坏孩子的角度，在说人话办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