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适逢书会，口水饭局上，谈话当然围绕新书打转，我以百分之两百的力气向众人推介张家瑜的《我开始轻视语言》：她在《明报》“世纪版”发表其生平首篇散文创作，好多年了，累积了一大堆作品，终于在台湾“本事”出版社结集了第一部作品，出手凌厉，叫好叫座。2月中旬的台北国际书展更将为她设立专场演讲，只可惜，在香港，在此城，一如既往，没有受到什么文化版的关注或介绍。

更可惜的是，她生平的首场演讲，我因没法赴台，没法替她担任主持。但我其实连主持的开场白也想好了，有机会的，日后一定有机会用上的。

如果替张家瑜主持演讲，我的开场白将是如此：

“小弟于过去十年来主持了超过百场演讲，从未如此紧张过。因为，以往做主持，即使说错了话，得罪了演讲作家，顶多尴尬两小时便结束了，大家拍拍屁股走人，各自回家。但这回，我做主持，万一失言而令演讲作家生气，两小时演讲结束后，亦是大家拍拍屁股走人，可是，作家这回既是回她的家亦是回我的家，整个晚上必用一张臭脸对着我，我可受不了了。因为，作家就是我老婆！今天的演讲作家跟我同居于一个屋檐下，而且已经有20年历史了，她来自福尔摩莎，在大学念中文系，极少言语，经常可以一天说不上三句话，所以今天她的两小时演讲将把一年的说话quota（配额）讲尽了，往后十年，搞不好完全沉默，从此，‘我开始轻视语言’变成‘我完全放弃语言’，我在家里便失去了对话的对象……”

听众必会哈哈大笑吧，我猜。

张家瑜恐怕是我见过的对出书这码子事最冷淡的作家，拖拖拉拉了很久才肯结集，生平的第一本书印出来了，寄到香港，捧在手里，脸上亦似毫无喜意，只是淡淡的，可有可无。结果一大叠新书放在家里客厅，只签名送出了不到三本，其中一本当然是给她的大女孩，还有一本是给大女孩的爹——我还几乎以为她连这本都懒得送。

回想自己当年最初出书，主动跑到出版社等待，整个下午坐在办公室内，编辑受不了我，一再打电话催促印刷厂把书装订好后，立即送20本来。终于等到傍晚7点多，书来了，我捧着书兴高采烈地去找女朋友“献宝”，晚上更把书抱在怀里一读再读几至天亮，仿佛那是百读不厌的旷世巨著。青春真好，年少真好，对于什么样的刺激都是感受百倍强烈。

或正因张家瑜已非年少，世面见多了，喜怒哀乐也尝多了，不会再有痛快二字。快乐想必仍是有的，但藏在心底不必对外张扬，细细长长，如流水。

在北京谈及出书往事，想不到贾樟柯亦有类似感受。他说生平出了第一本书，亦是抱在怀里反复诵读直至无法成眠。而我肯定，第一次，无论心理上的或生理上的，不管是肉体或外在的，都是一道深刻的铭镌，是永远磨不掉的文身记号。

贾樟柯至今出了四五本书，每本我都读过。他是擅长说故事的导演，镜头下，文字里，言谈间，皆能轻易把人间万象生动灵活地描绘到观众听众读者眼前。这回饭局上他说了个段子，谓在北京读艺术学校，班上有一大堆“蒋介石脸”、“毛泽东脸”、“周恩来脸”，毕业后将分派到各省剧团，专演政治戏码。平常周末，他们喜欢相约一起逛街看戏，让路人惊叹怎么三个政治领袖忽然复活并且牵手而行，大家忍不住驻足围观，气氛搞笑万分。某回，有位“蒋介石脸”不知道在学校闯了什么祸，半夜里被三个公安从后追赶，演出了一幕活脱脱的“中国警察追捕蒋中正”，目睹者无不捧腹大笑……

贾樟柯绝对不是唯一会说故事的中国导演。香港导演或能在票房上击败他们，但在口水言谈上，或已输足十条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