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798星空间邀我参加其旗下画家高瑀的演讲“扯扯卡通皮”，第二天因睡过头没赶上演讲。不过，我一直怀疑这是画廊设局，后来补看网上视频，果不其然。

高瑀的演讲显得又青涩又故作老练，我觉得是一种“可怕的真诚”。他的演讲，一是对村上隆将艺术资本化、时尚化的模式大加赞赏；二是提出自己的思想，即通过“山寨”可以超过“原版”。他认为这个时代理想和形而上精神都是不能量化的空洞的东西，只有金钱这个能量化的东西才能作为人生依据。

这段演讲反映了一个80后画家思想意识的资本化，可怕之处更在于，画家本人对自己的观点极其真诚。在其讲述上美院、毕业，然后决定“下海”卖画的过程中，始终用一种韦伯式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计算自己每一步的得失和成本。比如上学的学费；有没有可能混入体制；混不进体制就混市场；市场初步成功后，怎么继续打造自己的艺术品成为资本等价物和品牌。

就如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工具人格并非巴尔扎克笔下的市侩之徒，他们亦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取得行为和内心依据的统一性。高瑀从《金刚经》中获得不少依据，但在行为和《金刚经》的断裂处，他必须找到可以缝合的思想粘合剂，就是村上隆的“艺术产业论”和近些年中国流行的“山寨有理”逻辑。

将《金刚经》跟产业化接轨并不是一种新鲜的做法，跟各大城市遍地开花的以佛教装修为幌子的足疗店、少林寺的产业托拉斯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当被问到祖国及所画的熊猫意味着什么时，高瑀说自己尚不清楚祖国的实质意义，但肯定是他做成品牌的一个资源。总之，他的一切思想意识离不开资本、产业和品牌，终极精神则是一切皆空。有意思的是，他是以一种名利场的真诚游戏的精神，达到空的状态。名利场游戏必然导致空，这也是为何很多暴发户信佛的原因。

由此亦能看出中国目前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不仅是一种身体和尊严的劳累，骨子里也是一场精神的残酷。多数人不愿活得分裂，所以要用一种思想将日常行为和内心虚无统一起来，佛教就此成为基础思想，资本及产业论则归拢在佛教之下，作为一种“合理性”的应用理论。韦伯指出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人格模式，其终极意识是一种“赎罪”观念，即逐利及精神的资本化是有罪的，唯有多做善事，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进入天堂。韦伯的资本主义人格本质上是一种分裂人格，而中国的暴发户及年轻一代从佛教找到的依据，则试图假设一个圆满的、一切皆对的“合理性”，使自己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这就好比“文革”时代，每个人都告诉自己毛泽东是正确的。

高瑀对资本可计量化的信仰，其实类似于当年人们崇拜毛泽东。即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媒体操控和塑造的，媒体操控的影响力如果结合制度性的“给力”，比如真有一些弱智变成明星了，真有一些巧取豪夺的人暴发了，真有很多有信仰、学识丰富并守规则的人群被边缘化，就形成一个思想操纵环境。这个时候，社会人群分成两拨人：一是经历过上一年代的人不再发言或者无奈于现实；另一拨是年轻一代，相信被操控的现实是真实的现实。一个美国导演前几年拍过一个纪录片《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它表现红卫兵从《东方红》开始就被洗脑，他们还真的不知道自己上幼儿园时发生过“反右”的惨剧。

高瑀的演讲力图表明自己是有独特思想的，但实际上他所讲的东西都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媒体这些年铺天盖地的灌输的结果。目前国内媒体有关艺术资本明星的报道，比如村上隆、萨奇、达米恩·赫斯特以及国外媒体的所谓各种“权力榜”评选，尽管报道内容是真实的，但实际上这些人及事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评价并不高；至于推出所谓“全球艺术权力榜”的外国杂志，也不过是一些垃圾杂志，但在中国却变成神话。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媒体和资本对新一代艺术家残酷洗脑的事实，但历史终将证明，这种产业化的艺术不可能代表未来中国的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