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城市会跟随这样的表述回到大众的视野：“东北四线城市” “（房价）白菜价”——据称，3月鹤岗商品房均价为1240元/平方米，其中某兴建中的小区周围房价为300元/平方米，一套320平方米的复式高层只要15万元。

在历史上，鹤岗并非无名之辈——虽然那已经是100年前的事。1918年，鹤岗煤炭矿业有限公司成立，鹤岗开始了第一口煤矿的开采，人口也开始大量流入。当年，鹤岗和鸡西、双鸭山、七台河并称黑龙江“四大煤城”。如今，煤炭资源开采殆尽，鹤岗的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鹤岗常住人口为105.86万人，从2010年到2017年，全市常住人口减少了约5万人。也因此，2011年，鹤岗被列入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而在《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鹤岗被列为衰退型城市。

在全国，像鹤岗这样的衰退型城市还有很多。《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列入的衰退型城市一共67个，黑龙江“四大煤城”中，除了鸡西，其余三个都未能幸免。

城市如同人，有着不同的际遇：有的城市很耀眼，有的城市很低调；有的城市在扩张，有的城市在收缩；有的城市在崛起，有的城市略失落；有的城市风头正盛，有的城市风光不再；有的城市雄心勃勃，有的城市踟蹰不前……它们的起起落落，也正在改变着中国城市的格局。

兴衰起伏，是城市的宿命

城市的发展，历经扩张、进化、兴盛、衰败、被遗忘、消亡等阶段。消亡之后，有些城市就此沦为永久的废墟，供后人缅怀；有些城市则在废墟上筑起新城，迎来重生。

苏格兰生物学家兼社会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认为，一个城市的兴亡过程有五个阶段：首先出现的是Polis（套用了古希腊“城邦”的名称）——一个年轻的城市；下一步发展到Metropolis——一个庞大而健康的城市；然后发展到Megapolis——一个过大而不健康的城市，且倾向于自大狂；然后是Parasitopolis——一个寄生城市，吸取着全国的生命液；最后变成Pathopolis——一个近死之城，充满疾病，日益萎缩，趋向死亡。

以罗马为例，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的人口就达到了至少50万；到了奥古斯都成为皇帝的时候（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罗马已经成为一个拥挤的城市，城里人口约100万——所有人都要吃要喝，多数还得由国家掏钱，给他们分配免费谷物。据统计，罗马每星期需要5000吨粮食。要供养整个罗马，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外地甚至外国运来补给——比如，罗马军队在公元前146年征服了迦太基，这使得罗马不仅获得了北非地区的农产品，还得到了迦太基所控制的西西里、撒丁岛和西班牙的农产品。这样一个寄生城市，注定走向衰落。

为此，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马的衰落是不适当扩张的必然结果。繁荣催熟了腐烂；伴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毁灭的因素也在叠加；并且，一旦时机合适或者发生偶然事件，撤掉了虚假的支撑，这个庞大的结构就会在其自身重量的压力下坍塌。”

兴衰起伏，是以罗马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城常见的发展轨迹。在我国，可以类比的例子是南京。2017年，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阿祥在一场题为“南京历史与文化”的讲座中指出，“兴衰起伏，是南京最大的特点”。南京历史上被多次毁城，第一次就是“六朝古都”被毁。从212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到589年，有六个朝代建都南京，经过这370多年的建设，南京成为南朝诗人谢朓所描述的辉煌的城市——“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入朝曲》）。589年，杨广统隋军攻陷时称建康的南京，把皇宫、民居、寺庙通通荡平，“六朝古都”从此化为废墟，只留存在后人的诗句里——“一国兴来一国亡，六朝兴废太匆忙。”（郑板桥《六朝》）

“明星城市”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城市是背景板般的存在

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要判断城市兴衰，绕不过三大维度：首先是人口。人口的聚集是城市竞争力的最直接体现。其次是交通。交通是连接城市的纽带，也为城市发展输送人流、物流。再次是产业。产业是决定城市兴衰的根本，不同产业的选择导致城市发展结果迥异。

关于人口的聚集效应，美国城市问题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在著作《你属哪座城？》（Who's Your City）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查看地球夜晚的卫星图片，把明亮的地区称作一个超级地区。全世界有40个超级地区，它们占世界人口的17%，但经济产出占全世界的2/3，技术革新占全世界的90%，它们是全球经济的推动力。美国有10到12个这样的地区，很多国家只有一个。”

这就是年轻人在“逃离北上广”后又相继返回的原因：要想做出一番事业来，你的选择其实并不多。《你属哪座城？》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世界上10个超大城市住着近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6.5%，但是贡献的技术专利占到总量的57%。

也就是说，站在主流舆论场的“明星城市”其实只占极少数，它们的光芒太过耀眼，以至于剩下的绝大部分城市沦为背景板般的存在。比如说，杭州近年来表现耀眼，于是有人担心，上海会不会沦为“环杭州城市”（或曰杭州的“附属城市”）？

是不甘心，因此努力上进以求逆袭，还是安于现状，过自己的小日子？本来这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在成功学统摄一切的氛围下，城市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上进！上进！上进！它们希望有人、有钱、有GDP、有摩天大楼、有大广场、有大剧院、有世界500强公司、有BAT、有LV、有马拉松、有电影节……这些能显示城市有竞争力、有活力、有魅力的光鲜标签，它们通通都想要。

一旦不能实现，它们的失落感会分外强烈。它们害怕没有热度、没有流量、没有人为自己谱写歌曲（就连石家庄都有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没有出现在电影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上映，朋友圈点赞最多的一篇影评题为《广州不在文学里》）……总之，就是害怕没有存在感。

而曾经辉煌的城市，很有可能还会带有一种鲁迅笔下的“破落户”的心态：“他先世也许暴发过，但现在是文雅剩于算盘，家景大不如意了，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于是真的有些抚今追昔，‘缠绵悱恻’起来。一叹天时不良，二叹地理可恶，三叹自己无能。”

城市追求增长是主流，但也要警惕收缩

和鹤岗同时进入大众视野的，还有一个词——“收缩型城市”。国家发改委4月8日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首次公开提及“收缩型城市”，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应瘦身强体”。

“收缩型城市”（shrinking cities）的概念最早由两位德国学者于1988年提出，2004年，收缩型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沿用这一术语，并将之定义为“人口规模在一万以上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并经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现象”。

目前，在中国，就衡量收缩的人口基数、收缩的时间年限和人口规模等问题，学界并未达成共识。被引用得较多的数据来自两位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特别研究员龙瀛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流失，1/3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吴康则称，2007年至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

有论者总结了收缩型城市的四种类型：一是资源枯竭导致的收缩，也就是鹤岗这一类；二是产业变迁导致的收缩，比如东北的一些重工业城市；三是偏远城市的收缩，这些城市，既不靠近港口，又不靠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群；四是大城市周边的收缩，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黄鹤在论文《精明收缩：应对城市衰退的规划策略及其在美国的实践》中，以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小城扬斯敦为案例，说明“精明收缩”策略如何实施。扬斯敦曾经也因矿业的发展而兴起，之后面临衰退，人口也持续减少，2010年时人口只有8万，是高峰期的一半。扬斯敦改造城市的前提，最重要的是承认自己是一个“较小的城市”（想想中国的城市，不管大城小城，都热衷于建设、扩张），具体做法则是：在全市范围内对城市空间环境进行清理；拆除一些废旧建筑并改造成为绿地；与俄亥俄交通部门进行协商，发展优化城市环境的项目……这些案例，值得中国城市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