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 年出版的摄影集《阳台》中，作家帕慕克的目光对准了伊斯坦布尔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到停在清真寺顶尖的雏鸟，从高窄窗户、宽屋檐到那些凸窗和窄烟囱，每一幅画面都写满了日常的琐碎，却在不经意间泄露这座城市的另类光芒。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失落之城”。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似乎早就忘记了这座横跨亚欧的千年古都，这正是伊斯坦布尔的尴尬与失落：在现代都市的词典里，伊斯坦布尔还不够格挤进去；而在古韵旧城的名册中，这座城市也因为积极拥抱全球化热浪而间接被“除名”。

和伊斯坦布尔一样，中国的很多城市也面临尴尬与失落并存的困境，用经济学家叶檀的话来说，产业衰退型、虹吸抽空型与文化封闭型的发展思维和模式，让“失落之城”留在了当今的中国城市版图里。当然，“伊斯坦布尔式失落”也存在于中国城市之中：那些主动扔掉城市底蕴、迎合大都市发展逻辑的城市，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快进之城、尴尬之城、失落之城。

但正如帕慕克所言——“我对伊斯坦布尔有多大的恨，我就对这座城市有多深的爱”，在所有对失落之城恶语相向、冷嘲热讽、含沙射影、百般刁难的城市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居住在失落之城的居民。他们居住的旧楼墙体上爬满青苔，被外地人看作“脏乱差”的典型；他们买菜经过的工业区被媒体诟病为“旧时代遗物”或“发展绊脚石”；他们周末造访的城市新区被城市观察家称为“空城”或“鬼城”；他们所在的城市，难以望一线城市项背，又不甘于在三四线的界定边缘徘徊，到头来被外界忽视、被舆论抛弃、被公众遗忘。

或许可以这样说：每一座失落之城的背后，总有一群批评它但打心底心疼它的城市人。这就像只要有空就对伊斯坦布尔的高速城市化发牢骚的帕慕克所说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是全城共同感受且一致肯定的东西……源于城市历史的‘呼愁’使他们一文不名，注定失败……当主人公退避到自己的世界，当他未能表现出足够的决心或胆识，而是屈服于历史及社会加在他身上的环境时，我们才拥抱他们，同时整个城市也拥抱他们。”

有些人迫切希望拥抱城市，哪怕他所在的城市只是一座失落之城，比如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而有些人透过泛黄照片找到的故乡，甚至连失落之城都算不上。作家毕飞宇就曾回忆承载自己记忆的那个“地方”——江苏省兴化市大营乡陆王村的杨家庄。

“杨家庄当年像原始部落一样，墙是泥做的，房顶草做的，做饭生火烧的是草，当年也没有电，没有任何机器。从出生到童年，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我父亲是教师，我跟随父亲是城镇户口。我是个地道的乡下人，但乡亲们却不认我，他们认为我是‘城里人’，但我又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城市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一只脚踩在农村，一只脚踩在想象中的‘城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自豪又自卑，两头都落不到实处，只觉得处处和别人不一样。”

那是一座不可描述的假象之城。当那些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人面对“自贸区”“都市圈”和“一线城市”等字眼暗自神伤时，总有一些甚至连“城市”的门槛都够不上的穷乡僻壤在被主流舆论抛弃。与那些曾经辉煌、如今衰败的失落之城相比，这些地方更偏远也更寂寥，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成为一群人心中的温暖之城、记忆之城。

所以，不要嘲笑任何一座被称作尴尬之城或失落之城的城市，因为在这些城市的背后，总有一群人，把它们看作温暖之城、记忆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