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诗人们手捧诗集,以母语进行朗诵时,身后的大屏幕上同时滚动出中英双语字幕,诗人与诗人之间,特别穿插了古琴大师姚公白的三段独奏。大多数时候,观众们沉默着,直至最后出场的西川——他朗诵起那首《邻居》来:“我家漏雨,必是所有的邻居家漏雨;我家断电,必是所有的邻居家都断电。我走在38度的空气里,所有的邻居也走在38度的空气里;我在自己的家里脱衣服,仿佛是在所有的邻居家里脱衣服”——人群中这才发出阵阵笑声,包括十几位外国观众。
也有人唱反调。一位扎马尾的中年男子激动地表示:“诗歌应该激励人心!诗歌应该给人希望!”两小时朗诵会结束后,他在会场门口拦住北岛,“刚刚那个诗人的态度是不行的——他是叫北川吧?”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开幕朗诵会被安排在九龙塘附近的香港兆基创意书院。此地鲜有上班族出没,难觅观光客身影,11月10日傍晚,刚放学的中学生们三五成群走在联合道上,经过巨大而杂乱的华人基督教坟场时,他们很难发现:一路之隔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诗歌盛会”。书院内并不热闹,尽管朗诵会免费对外开放,只能容纳360人的多媒体厅里依然空着不少座位。
“诗歌教育需要耐心,一着急就做不成事。”两年前,在北岛的策划下,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共同主办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09”在香港举行。今年,第二届即“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记者招待会上,北岛引用了林怀民的名言“在水泥地上种花”来形容自己做的这件事:“我们要敢于在不生长花的地方尝试一种可能。”
好诗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俄罗斯诗人阿尔卡季?德拉戈莫申科和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是这场诗歌节的缺席者。
诗歌节前三天,德拉戈莫申科突然告知:因为心脏出了问题,无法访港。德拉戈莫申科原本被安排为开幕朗诵会上第一位诗人,也是“大师与母语”讨论会主要发言人,此前半个月里,与“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同步举行的“国际诗人在香港”已经为他举办了四次诗歌工作坊。此前一天,诗歌节名单上知名度最高的谷川俊太郎,则声称身体不适不能参加相关活动。
“选择诗人永远是一个困境”,临时变故不是最麻烦的,早在三个月前的香港书展上,北岛就忧虑地说,“好诗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他曾经想邀请法国诗人参加诗歌节,却最终没找到合适人选,他更倾向于《时间的玫瑰》中提到的艾基作为俄语诗人代表,但艾基因患肝癌在2006年去世。事实上,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中力推的九位诗人,只剩下80岁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还活着,在特朗斯特罗姆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北岛就萌生过邀请他参加诗歌节的念头,甚至说服了瑞典学会提供托马斯夫妇的商务舱机票,“但最大的问题是他没办法进行交流,进行长途旅行也实在太困难”。
最终,来自墨西哥的玛丽娅?巴兰达、巴西的雷寄思?邦维希诺、土耳其的白江?马突尔等8位国际诗人以及中国大陆的西川、香港的叶辉和台湾的陈克华等10位汉语诗人参加了为期四天的诗歌节,与内地诗歌节规模相比,只有18个诗人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实在是阵势太小。
“大部分国内诗歌节都不是诗歌节,一请就请好几百人参加,连诗人之间都不太认识,也没机会见面交流——那不是诗歌节,那叫庙会。”2004年,北岛在美国私立学校教书,曾举办过一场只有5个诗人参加的诗歌节,但全校1100名学生中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去听朗诵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也都有三四百人参加——那是他感觉最好的一次诗歌节。
诗歌出版物在香港少得可怜,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为每位参加的诗人出版了单册诗集,以中英双语内容呈现,20本小册子设计成可随意放进口袋的袖珍本。除了寻找一流的诗人,北岛也寻找一流的译者,不仅做“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诗选,北岛也做“国际诗人在香港”系列丛书。情况比想象中好——2009年出版的谷川俊太郎诗集,因为在台湾销售极好,全部1500本已经售罄。与此同时,“今天文学基金会”正在推出一套“今天丛书”,将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和法文,目前已经出版了于坚、翟永明和欧阳江河三册,于坚的《便条集》甚至入围了2011年度美国BTBA最佳图书翻译奖。
与创办诗歌节之初找不到资金支持的情况相比,越来越多香港基金会愿意赞助北岛的诗歌节,北岛有一个原则:不做任何商业化宣传。本届诗歌节筹办期间,曾有一个航空公司表示愿意提供某一位国际诗人的半张机票,条件是要在诗歌节全程播出该航空公司飞机起降画面,并把宣传单放在诗歌节柜台上,在背景墙拉上横幅——“别做梦了!”为了保持诗歌节的纯粹性,北岛十分警惕商业公司的入侵,他想证明:“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中,完全反商业的文化行为也是可以做到的。”
“先让人们意识到香港还有诗歌,以后再接着往前走。”北岛承认诗歌节有一定局限性,但他愿意继续下去,现在,他已经开始考虑下一届诗歌之夜的人选——那将是在两年后。
每个时代都有人宣判诗歌死亡
诗歌节第二天,梁文道主持了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汉语诗歌:困境与出路”讨论会,面对台下不到100人观众,梁文道却说:“这场面比我想象中好。”
香港诗人叶辉是这场讨论会的发言者之一。叶辉这样看待诗歌节现状:“对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参与的学生肯定有影响,每场朗诵会或是讨论会,来参加的都有100-200人。举办十场活动,来参加的有2000人——香港有700万人,怎么能算多?”在他看来,这样一个诗歌节,还不如恒生指数上升或下降100点对香港市民的影响大。
在香港,推广诗歌教育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除了诗歌节和朗诵会,近年来不少诗人选择跟教育机构合作,每年到200-300家中学里举办诗歌工作坊,向中学生讲解诗歌创作背景,跟中学老师讨论现代诗教授技巧——诗人们正在和现代教育抢时间,希望能把诗歌种子散播进青少年群体中。
香港每年有将近100次诗歌活动,跟内地相比已是繁荣。但和成千上万的商业活动对比起来,诗人们就显得很悲观。去年,叶辉在香港主编的《秋萤》诗刊宣布停刊,这本诗刊发行了7年,共出版84期,主要为中学生和大学生提供诗歌创作平台。谈及停刊原因,叶辉说,年轻人对于读诗和写诗的热情还是冷了。
一旦用现实标准去衡量,就会发现诗歌节一点也不靠谱。“在城市里,尤其是香港这样的城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时间表,一分一秒计算得很清楚。所以在香港推广诗歌,比在大陆和台湾都更难。”也正因为如此,叶辉才认为香港更需要诗歌节:“每年有这么几天,我们放开时间表,把自己放到一个最自由的状态中,让数字化的脑袋休几天假,让自己好好生活几天……这也是充电的方式之一。”
“很多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都问诗歌边缘化的问题,其实诗人自古都是边缘化的。想让诗歌全民化是非常愚蠢的想法,诗歌不讲民主,只讲自主。”叶辉说。西川回答同一个问题时,引用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句话:“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宣判诗歌的死亡。”现在,西川正在翻译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的诗集,明年2月,斯奈德将作为“国际诗人在香港”的第四位参会诗人出现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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