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方所大门，你就要做出选择。

向左，那里是“例外”，挂架上是动辄2000元一件的衬衫，5000元一件的外套。隔壁的生活美学馆，不乏标价上万的餐具和茶具，亦有日本设计师柳宗理著名的铸铁锅，1000元一套的叉子和勺子算是便宜货。创意文具区出售的笔记本贴着“意大利造纸坊手工制作”标签，在植物区，至少要花100元，你才能买到一棵最小型的盆栽。

向右，那里耸立着高高的书架，整齐填满了4万多种书刊，文学和诗集陈列在最醒目位置，英文书和台版书占据了大面墙壁。书架间垂落的帷幔上印着顾城和松尾芭蕉的诗句，前书廊中央的三个柜台上铺放着书店推崇书目，最前面一个“有关阅读”专区，特别推荐了和独立书店有关的种种……你可以不掏一分钱待在原地看完整本书，或是径直穿过两大排外刊杂志架，走到咖啡吧来一杯价值25元的美式咖啡——菜单？夹在一本英文版《傲慢与偏见》中。

刚开业那几天，你几乎每天都能在这个咖啡吧偶遇毛继鸿。方所的两条岔路汇成毛继鸿的一条大道：1996年，毛继鸿创建了本土设计品牌“例外”，15年来扩张至90家分店，还成功打进巴黎时装周；2011年11月25日，在民营书店纷纷倒下之时，没有任何书店从业背景的他又与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廖美立合作，在奢侈品林立的广州太古汇商场里开了一家1800平方米的书店，仅比楼上的爱马仕小30平方米。

“Shopping Mall作为公共空间，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空间，因为它通常被你的钱包厚度所决定。”毛继鸿想通过书店来打破这种不平衡，也想以此给都市人一种境界：“有一些奢侈是更需要胆量的，它是价值观本身的一种选择。”

知识分子不应该有钱吗？

每个周末，将前书廊的三个展台撤掉，“作家现场”就在这里举行。骆以军、许知远、廖一梅、毕飞宇、廖伟棠、欧阳应霁、韩东、杨葵、朱文、张铁志、刘克襄……两岸三地的作家相继现身方所，热闹的时候，讲座一天要排上两场。

作家中不乏对方所的“大手笔”颇感吃惊者，毕飞宇就是其中之一。毛继鸿反问毕飞宇：“知识分子不应该有钱吗？”起初有人质疑毛继鸿开书店的愿望，他就是这种不服气的态度：“我想做一件别人认为知识分子做不到的事情，知识分子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知识分子也有攻击力，也能把文化这门生意做得很好。”事实上，仅开业两天后，方所的营业额突破了30万。

没人料到今天的实体书店还能这么受欢迎，廖一梅主讲“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那天，书店涌进了300多名听众，一路堵到了收银台周围，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出现了抱怨声：“太热闹了——这不是书店，是菜市场。”但沙龙模式必将是方所未来的主打方向，毛继鸿喜欢在书店里举办演讲的感觉：“就像苏格拉底在雅典卫城辩论的感觉，从不同楼层发出不同声音，所有的交谈都是深度的——真理可以辩论，那是最理想的学术空间。”他想出了一句最映照当下的宣传语：“上不了方舟，可以去方所。”

也许正是这种带着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氛围，让人们第一时间把方所称为“广州的诚品”，在店员的围裙上，你甚至能读到台湾诗人周梦蝶的诗句。方所运营总监谭白绢，台湾人，曾是诚品第四家分店的负责人，她的感触是，因为缺乏可参考对象，“在广州做书店，比在台湾难度大100倍”。

谭白绢的运营团队很重视书店的网络营销。微博与豆瓣，是现实书店与网络世界相通的两个入口——在微博开设的书店官方账号@方所文化，目前已有近万名热情的跟随者；在豆瓣建立方所小站，除了及时更新和推广书店最新活动信息，网友可以自由上传各种在店内拍摄的图片。不仅仅是发布，互动更重要——工作人员在网络上接受期刊杂志订阅需求，听取网友的荐书建议补货上架，在一个名叫“广州书缘”小组的讨论帖里，凌晨一点还能看到工作人员的回复。

那些习惯了网络书店的读者，很多却并不是为了买一本书而来到书店。他们像游魂一样转悠在书架间，更习惯的行为模式是——每当发现一本感兴趣的书籍，便掏出手机扫描封底的二维码，然后在网上书店里货比三家，选择最低价格加入购物车。

“来方所的人不买书？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方所开业后的某个深夜，热爱书法的毛继鸿用毛笔写下了这样的话：“化缘方所，结缘天下。财要散，财要善……方所开了10天，每天都会给我带来感动，是所有的人感动了我，前面再多的艰难，都让我认为值得……看着广州人如此爱书，我欣喜欣慰，我看到有很多人停留在书店时间会越来越长，都没有问题，不买书，没关系，他们爱书，不要损坏书就行。”

毛继鸿不太着急，方所能收回投资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也许更长。未来的书店，他打算以“深度”为重点：“不仅深度构建推荐书籍和生活产品的方面，也在作家讲堂里更深度互动，还会呈现更多设计师和艺术家的展览。”虽然方所被视作是书店业不景气时期逆流而上的代表，但毛继鸿却希望赋予它更广阔的意义：“不一定非要用书店来命名，其实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渠道的品牌，是一个空间的品牌。”

一个文化人邂逅的地方

方所开业当天，有人对毛继鸿感叹：你可能是留守广州最后的文化人了。

“19年前来到这里，广州是特别先锋的一个地方，媒体很活跃，广告影视很活跃，思想也是最开放的。这是一个给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多动力的地方，但近10年来，它越来越落后于北京和上海，甚至有些地方现在连杭州和成都还不如。作为一个新兴的广州人，其实不会欢迎这样的事情。”到明年6月，毛继鸿就在广州生活了整整20年，他记得这个城市曾有的文化盛世，其中包括陈侗在1993年创办的博尔赫斯，风靡一时的广州地标，如今只是一间15平方米的二楼书店。

方所会成为新的广州文化地标吗？至少毛继鸿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东西，我希望通过方所还原它的精神气质，从前北京上海有的，现在广州也可以有，这里不是文化沙漠。希望我的努力能带给这个城市一点信心，能给这个城市的人一些热爱它的理由——我可以留下来，继续待在这里。”

有了方所以后，毛继鸿意外地发现：那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都在这里遇到了，尽管以前大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多年，都不曾见到过。“这个商业空间能带给这个城市什么？是一个文化人邂逅的地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邂逅的地方，是一个创作人和爱知识的人邂逅的地方。邂逅能带来无限想象，就像所有的浪漫故事一样，其实生活的剧本往往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精彩。”

在今天的城市里，书店的抽象意义或许更重于销售一本书的实际意义，如果说书籍能将人与人维系在一起，那么此时它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这种面对面的相遇，在网络世界里是不会有的。”毛继鸿乐于这种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的关系，“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有了故事，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有了看见世界的窗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有了生活跟生命的可能性”。

毛继鸿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1月的一个星期二，下午四点半的方所。尽管没有讲座，店内的顾客依然很多，他们中有人在狭窄的过道中埋头寻找一本旅行指南，有人围坐在中央的圆形台子上入神地翻阅一本侦探小说。两个年轻的男店员，低声商量着要把一本小清新范儿的文学书摆上推荐台，而另一本畅销励志书则根本不值得一读。

在附近写字楼下班的小白领们涌进商场之前，书店内很安静，咖啡吧的顾客在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节奏慢得让人恍惚。“这就是方所，”毛继鸿说，“它是一个叹号，或是一个冒号，但它绝对不是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