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毕业进入电影公司,吴念真的人生就是没完没了地忙碌,拍广告、做剧场、写专栏、写剧本……“ 忙”几乎成了一种困扰,怕事情没做完或没做好给别人带来麻烦。工作一天后,他常常一人发呆,什么也不想,或者看一些很蠢的电视节目。他说,就跟女孩无聊跑去逛街试衣服一样,起码能让心安顿下来,“人生没有无用的事,再无用也是对当下的逃离,是休息、犒赏自己的”。
无用是养分
人生就是从一大堆很严厉的状况中挣扎过来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是养分。
在吴念真成长的九份矿区,文学这样的东西是无用的。上小学时,吴念真借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回家看,下雨天被妈妈丢外面,他捡回来一页一页擦干净。妈妈没念过书,觉得小说是闲书,哪有老师让学生看小说的。16岁,他一个人去台北,半工半读,白天做学徒,晚上念夜间部。人如草芥,常常被各种人欺侮。现在回忆起来,吴念真很感激许多人看来无用的两样东西:阅读和书写。“阅读中得到安慰,书写把情绪写出来,要不然早就疯了,说不定还会去杀人。”那时候,被欺负之后最好笑的“报仇”办法就是写一个小说投稿,把讨厌的人的名字放进去小说里,将他骂一通。
吴念真当了三年特种兵,很多人认为当兵很倒霉,无用至极,三年就鬼混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在军队长大了很多。军队里有各种不同的人:有大陆过去的老兵、台湾各地的新兵,他们家里都是做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教育程度,有坐过牢的。同他们相处,听各种故事,知道了不同人的生命经验。
当时一起的有一个兵,家里是开老人茶室(服务对象是老人的色情场所)的,喜欢上了在那里谋生的一个女生,但是他不久便来金门当兵了。后来女生竟然自愿到金门的831(军中乐园)“献身国家”。有一天,这位阿兵哥想去找她,顺便问她要旧玻璃丝袜通枪管,吴念真弄了一个车载他过去。本来说好去去就回,结果等了一下午,不免抱怨,阿兵哥说,我们一直聊天,最后她说没有什么好请我的,就请我跟她做一次。那是个阴郁的下午,吴念真突然觉得好苍凉,眼泪就下来了,搞得对方很无措,问他:“你哭什么哦。”现在想来,一对昔日恋人,在那样的处境之下,用这种相濡以沫的方式度过了一个下午,苍凉之中倒是也有一丝暖意。
社会福利不好,“无用”便需要更多挣扎
当了三年兵的吴念真回到台北,准备选专业考大学夜间部。“那时候二十三四岁,本能地觉得必须负担家计、奉养父母。念会计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我蛮想写东西的,但是写东西不能活下去。”他只得走一条“有用”与“无用”之间的折中路线,找一份糊口的工作,业余写作。他喜欢作家郑清文,老先生白天在银行做事,有空就写文章,四十年笔耕不辍,是二战之后台湾本省第二代作家的代表,善写“悲剧的流程”(台湾作家李乔语)。
大四时,吴念真去中央电影公司当企划,帮人家写第一个剧本,改来改去,几遍之后才通过。人家会发现他“人挺好用的”,让他改几次就改几次,从也不生气。到后来,写剧本赚的钱可以生活了,就入了这个电影行业,做了自己爱做的事情。其实“老实讲念会计并不喜欢,但是为了生存你必须承担的,现在年轻人能够选择乐趣,我们那个年代机会不多”。
吴念真考大学时可以报80多个专业,分为甲乙丙丁四项,农学院跟医科放在一起,考不上医科就变成农夫;丙组是商科和法律,上不了法律系就做一个商人。对于这种划分,吴念真迄今都觉得有些荒谬。“你学的不是你用的,是自己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找到一个喜欢的方向,才会去做。多数人是莫名其妙从事某个行业,是被选而不是自己选的。”而且,自己的选择还被社会主流价值看做是怪物。当年会计系的教授听说他要去电影公司上班,着急地劝他:“不要去电影圈,那是个大染缸。”
吴念真三十七八岁离开电影公司,在家写剧本,他妈妈担心到睡不着,觉得:“完了完了,儿子失业了。”她一直希望他当个安稳的公务员。隔壁邻居看他天天没事在巷子口扫落叶,就跑去跟他太太讲,附近有个学校缺一个代课老师,你先生在家里,要不要去那里上班?
后来,儿子吴定谦念了台大的戏文系。他开玩笑说,“我一听蛮危险的,将来可能没办法养我,读财务、资讯工程的话,或许还有点希望”。儿子最后还是说服了他,理由是社会系可以跟许多人接触,帮人解决问题。而戏剧可以安慰别人。他说儿子有过思考过程,便支持他。
自己那一代人因为社会福利不好,生计被摆在第一位,常常有现实与理想的挣扎,所有如果可以,就让下一代做想做的事吧,他不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后辈的负担,连生病之后的看护险都买好了。
努力必有成就是骗人的
“大部分人都是无法自我把握的,谁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那是成功学瞎说的。人生就是摸索,摸索到一个认为合适的,然后就去做了。”经常在机场书店看到“30岁之前赚到第一个一千万”之类的成功学书,吴念真说,你可以用来自我鼓舞,但是不要当做自我麻醉。最没用是成功学,看那类书跟看相命的书一样。成功是没法拷贝的,成功之后写自己如何成功的,那是“成功人士”的自我解释。而且他们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讲——机运。吴念真曾经访问过长荣公司的老板张荣发,张荣发跟他说,“刚开始做生意是机会好,不是我厉害”。
吴念真说,到这个年纪愈发相信父母说过的:人一辈子能得到多少是注定好的。就像偶像明星很红很红,但是不可能永远站在舞台的中心。他倒宁愿看失败的人写他们的人生。他说有一个朋友做生意常常失败,每次都说自己是“对照组”——没有我这种失败者怎么能显现别人的成功?讲得挺悲惨也挺好笑。
很多人被自己的命运压住了,其实一半以上的人都这样,在一个生活面上平淡的过一生。但起码可以找到一个乐趣支撑自己。所以,现在流行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吴念真说:“努力必有成就是骗人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每个人都功成名就。书本应该告诉人们的是,失败是平常的,人本来是平凡的。”但是努力还是有用的,“起码怨天尤人起来还有点理由吧。”吴念真喜欢画家、诗人赵二呆,此人一生惨烈,最困顿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他常常用这句话使自己安定下来。
很多年前,父亲病重,他曾经陪母亲一起去看过相命师,相命师说他父亲 “活得辛苦,去得也艰难……”看完他的八字后说,“你也活得辛苦,不过,一生衣食无忧、朋友围绕,劳心劳神,皆属必然,其他,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吴念真觉得这位相命师是哲学家。
只为维持生命而活是真正的无用
11年前,吴念真与杨德昌合作电影《一一》,他是编剧和主演,今年9月在大陆宣传新书《这些人,那些事》时,被提及最多的就是这部电影以及片中的男主角NJ,“NJ这个角色没有演,就是我自己。”16岁就出来工作,吴念真说自己是一个比较社会化的人了,“很多事情能承担就承担,心里压很多东西,也不会跟人讲,面对我需要应对的场面,不管自己怎样,我都会将它弄得很热络。”
《一一》中NJ 对再度重逢的初恋说“我一生从来没爱过另外一个”。在小说《天梦》中,吴念真笔下的男主角对每一个女朋友都说了这句“善意的谎言”。吴念真自己是不太信任这句话的,当姻缘没有结果时,什么话都可以说,就像没有钓到的那条鱼,永远是最大。但是他相信一辈子会牵挂一个人,相信会有那种无回报的爱。像大学时代的女友,常常会挂念她生活好不好。年轻时因为各种原因分开了,再后来他跟别人恋爱结婚,而她一直没结婚,父母过世后就剩她一个人。有一次,吴念真打电话给她,问她,“你有没有想过你老的时候怎么办?”她哭了出来,说:“你为什么替我想比我自己还多。”吴念真说,经过那么多年前,很难说这是不是爱了,已经变成心里很记挂的东西。最后,好像是为了破除自己的“深情”形象。吴念真说,如果女生说,哪一天死了,我最想看到的是你,我会说不要,我怕看到快死的人,好难看的。让人想起那个著名的机智问答,太太问他:“你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是谁?”吴念真答曰:“奥黛丽·赫本。”
明年,吴念真整六十,这几年也有亲人陆续故去。他说,悲痛是养分,人的一生就是必须去承担,生命来来去去都是正常的。“死亡就像你要去巴黎然后在法兰克福转机,只是转换而已。”他交代儿子:“65岁之后动刀,如果只是为苟延残喘,就不要动我了。” 只为维持生命而活,那是真正的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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