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1日，希尔展厅在四川省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揭幕。理查德·弗农·希尔是美国前战争部军事情报局官员，中文名叫希佛来。为一个美国情报官开设个人展厅，这在中国还是头一遭。一个美国人的抗战史，就此浮出水面。

1932年，希尔受雇组织一支乐队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上为客人演奏音乐，第一次到中国。后来，他成为美孚石油中国公司的一个审计员。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美国领馆下令，所有非必须留下的美国男子必须离开上海。希尔拒绝了，不仅自己留下，太太珍珠也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希尔，马上自愿加入了上海万国商团联合自卫军。

1940年10月，时局所迫，美国驻上海总领馆敦促美国人离开上海。送走珍珠之后，希尔于11月底离开中国。但是，回到美国仅仅三天，即在1941年2月16日，希尔就前往征兵处报名参军。此时，他已34岁，且属于111-A类人员（有受抚养的家属）。为支持希尔参军，珍珠毅然签署文件，主动放弃希尔对她的抚养责任。1942年8月28日，希尔得到入伍通知。1943年4月，希尔被分到美国战争部军事情报处，供职于MIS-X，即五角大楼MIS总部领导下的“被俘人员及物资组”。“X”是敌占区逃跑和营救活动的代号。

1944年9月27日，已晋升为中尉的希尔，乘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飞机降落在昆明市郊的巫家坝美军机场，希尔终于回到了他梦萦魂牵的中国。

搜寻失踪盟军人员尤其是飞行员，就成了盟军的一个重要工作。为此，专门在昆明设立了中国战区MIS-X（逃跑和营救）总部，简称AGAS。

希尔重返中国，走的是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是二战期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战略桥梁。通过这个桥梁，美国向中国运送了多达85万吨战略物资，以及33477名战斗人员，包括希尔。然而，也付出了惨重代价：1942年到1945年，是盟军驼峰作业的高峰期，每天24小时，平均10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平均每天就有一架飞机失事。有些飞机撞上了山顶，更多的是被日军战斗机击落，迫使飞行员跳伞。许多飞行员跳离飞机后，刚落地已经身亡。

即使安全落地，在丛林中存活下来也千难万难。找食物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大多数美国人不懂得如何对付野兽和虫子。蛇和蚂蝗极其普遍。许多跳伞者被诡计多端的日本人发现，还有许多跳伞者在丛林中迷路、丧生。北缅地区的克钦游击队救下一些盟军飞行员，帮助他们走出丛林，返回部队。即使飞行员能够活着走出丛林并摆脱日本人的搜捕，也需要几个星期。克钦人发现他们时，往往已经太晚。有时候，飞行员落在大树上，降落伞挂在树枝上。如果飞行员已经受伤，那么，他们可能就没有力气从一百多英尺的大树上回到地面，只能就那样挂在树上，死得很恐怖。即使终于被救援人员发现，他们的皮肉也早已被蚂蚁吃得干干净净，只留下挂在树上的尸骨。

许多飞机失事是由于超载。由于引擎故障或者恶劣的天气，需要在飞行过程中减少荷载。往来于驼峰航线的飞机太多，存在着在云层中互相碰撞的危险。而为了不被夜间巡航的日本人发现，夜间飞行的时候，只好关掉机翼灯光。太多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是在飞机没有抵达之后，才获知其失事的确切消息。会进行例行的寻找，但通常再无下文。

这当然令盟军统帅部痛心疾首。搜寻失踪盟军人员尤其是飞行员，就成了盟军的一个重要工作。为此，专门在昆明设立了中国战区MIS-X（逃跑和营救）总部，简称AGAS。MIS是设在陪都重庆的中国战区司令部的简称。

刚刚重返中国的希尔，奉命向AGAS负责人维奇特里奇少校报到。当时AGAS正准备派一支队伍去驼峰地区组织营救行动。希尔刚好是他们最需要的人。这是一个三人行动小组，由贝切上尉、杨先生（高级军士长、无线电技师）和希尔组成。他们周详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带上了在各种天气条件下穿着的衣物，以及睡眠装备、生存急救设备、地图，还有一台接收和传输机，以保证随时与AGAS总部联系。考虑到当地没有电，还带上了一台手动发电机。

AGAS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由华航公司派一架达格拉斯C-47型飞机载他们去驼峰。飞行员只能凭感觉飞行，因为当地并没有机场可供飞机降落。1944年10月14日7:15分，希尔一行从昆明机场出发，向西北方向飞去。

他们在一处海拔9000英尺的谷地降落。一群男男女女朝他们跑来。希尔试着用汉语交谈，但没什么成效。这个地区的土著，大多是纳西族、明基亚族和罗罗及藏族。希尔带了一些实用的小玩意，像钢笔、梳子、针、鱼钩等，送给当地人，以增进友情。毕竟，要救助失落在缅甸和云南西部荒野的飞行员，当地人的帮助至关重要。

希尔一行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在他们到来之前，确有一架B-29美国重型轰炸机坠毁，机上有11名机务人员。但他们只找到6具尸体，埋在飞机坠毁处的一座公墓里。希尔把一面美国国旗插在坟上，纪念死难者为国效力，又做了祷告。最后，他捡走几块飞机残骸，做了一双筷子留作纪念（实物现存建川博物馆）。

更大的收获，则是发现当地竟然有外国传教士。希尔一行马上跟他们取得联系，请他们协助执行任务：在当地山民中建立盟军飞行员逃跑和营救网络，并与AGAS总部保持定期联系，通知当地失事飞行员的最新情况。为此，希尔给他们留下了随身带来的地图，以及无线电设备。

次年3月，希尔收到英国传教士安德鲁斯的信，说他与降落在教堂北边的飞行员取得了联系，正在帮助他们走出大山。次年4月，安德鲁斯又致信希尔，说他正在救援并送返另一批失事飞行员。他在信中还说，有两名年轻人加入了他的团队，大部分时间为AGAS工作。

美国传教士莫尔斯的家则成了AGAS在当地的堡垒户。但遗憾的是，因为地点偏远，除了飞越驼峰的飞机在看见他们时空投一些物品外，通常很难得到补给和设备，主要靠自己在当地苦苦支撑。但美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四十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特别法案，时年89岁的老莫尔斯获得青铜勋章。他的两个儿子罗伯特和尤金，也同时获得了青铜勋章。

救援网络一旦部署完毕，希尔一行在当地的使命也就结束了。1944年10月22日下午4点半，希尔离开驼峰，飞往印度查布亚。起飞时飞机差点儿坠毁，因为中国飞行员只能在狭窄的空地上勉强起飞。

希尔和战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昆明机场附近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美国阵亡战士墓园。24座墓呈一字排列，每座墓里安放着一名阵亡战士的遗体，墓前有雪白的十字架，上书墓主姓名、军阶、编号、机构及死亡日期。另外还有几百座空墓，留给其后遗体被找到的阵亡战士。

希尔成为日本人最想抓到的十个美国人之一。在立煌，他和同事们总共营救出46名盟军飞行员。

总部对希尔的驼峰之旅非常满意。之后，他被任命为AGAS前线负责人。总部为他划定的新的工作区域，包括汉口及整个湖北地区，以及安徽、江苏、河南。

具体使命中的头两项，都是他最擅长的：1、协助盟军军人和平民从敌占区逃亡，包括医疗救助，食物、交通救助，以及协助返回任职单位。2、战俘救援：获取和落实相关地区所有战俘的具体数据；协助所有战俘逃亡。显然，使命之繁巨前所未有。AGAS总部同意他聘用助手。他依靠从前在美孚石油的人脉，找到了一位极能干的人，名叫费希，做他的头号助手。

1945年1月15日上午10:00，一架C-47货机从四川白市驿机场起飞，5个小时后，抵达第五战区总部所在的湖北老河口。希尔和他的两个助手是飞机的主要乘客。但老河口不是他们的目的地。考虑到工作区域都在敌后，希尔决定离开陪都重庆，亲手把救援网络部署到广大的敌后战场。

但是，怎么到敌后，却颇费周折。等待一周的飞机终究没有来，希尔只好启用风险最高的方案：从陆地进入。沿途随时可能遭遇日伪军和土匪部队，还要穿越日军的重重封锁线，尤其是平汉线。好在有国军鼎力相助。在老河口，他受到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上将的接见，李品仙亲笔写介绍信，嘱咐部属程焱三总指挥“善为照料，派人向导，俾得顺利达成任务”。希尔需要通过新四军李先念所部防区，李品仙也帮他联络妥当。甚至主动派队伍护送，负责与沿途各处防区联系。

每到一处，希尔都做当地首脑的工作，建立帮助盟军飞行员安全返回的地面救援网络。沿途经过的每个地方，中国人都给他吃最好的饭菜。天寒地冻，一位国军将领把自己的白色毛线衣裤送给希尔御寒，让希尔一行人每天吃三顿饭，而他们自己只吃两餐。还有一位国军将领送给他一盒难得一见的咖啡。

但也不是没有让人不快的镜头。希尔途中正逢中日军队在平汉线附近交火。中国军队没有医疗人员照顾伤兵，不能继续前进的伤病员被丢下不管，很难想象他们万一落入日本人之手会怎样。只有军官才有负伤后用临时担架抬着走的待遇。这跟美军最大限度保护每个士兵的生命，形成鲜明对照。

1945年2月25日，希尔一行终于抵达安徽省立煌县，在立煌东南两英里一处安全的房子里建立了战地指挥部。指挥部位于山脚狭而深的地方，周围是稻田，距离第十战区司令部防区和临时安徽省政府只有一里路，日夜有中国士兵持枪守卫。这样的高度戒备当然是必要的——希尔之行的风声早已走漏，日本人悬赏5000块钱抓希尔和他的战友，无论死活。

第一位被送到立煌的逃难飞行员是中尉弗兰克· L.麦考利。之后，拉文思克罗夫特中尉、Chung Hung-chiu中尉等陆续被送到立煌。救援卓有成效，显然与希尔疯狂的工作分不开。他一周工作7天，一天工作16个小时，而且总在四处奔波中。

救出失事飞行员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样安全地把他们送出去，重返战场。最安全的当然还是走天上。应希尔的请求，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紧急动员。立煌县西南90里地的一片狭长而平整的河谷被选定为临时机场，命名为山谷机场。几百名老百姓被调集到这里，赶修飞机跑道。希尔给出的时间表非常紧张：第二天飞机就要来。

与此同时，希尔带着三名飞行员骑马赶往山谷机场。3月9日上午9点，他们按时抵达，老百姓还在来来回回地夯实跑道。10:00，第一架C-47飞机降落。希尔匆匆忙忙把三名飞行员送上舷梯。12个小时后，他们安全抵达了昆明总部。16:50，又一架C-47飞机降落。在他们来之前半小时，有几架日本飞机飞到附近，显然负有侦查使命。

5月17日，第十战区司令部侍从室的蒋上校和一名卫兵给希尔送来一份机密文件。日本人试图阻止希尔的工作，打算采取渗透和包括炸弹、地雷等各种武器在内的伏击措施。文件还包括收买平民、卫兵、仆佣及食物下毒等内容。希尔显然让日本人大为光火，他成了日本人最想抓到的十个美国人之一。但希尔没有终止他的工作。在立煌的三个多月中，他和同事们总共营救出46名盟军飞行员。

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日本人的心脏地带，一直到投降，日本人都没搞清他是如何进入汉口的。

在希尔的救援生涯中，最后一段的汉口救援最具传奇色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日本人的心脏地带，一直到投降，日本人都没搞清他是如何进入汉口的。

潜入汉口依据的是中国战区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的命令。当时，杜鲁门总统最担心的是远东日本战俘营上千名战俘的安危，救援队被派往任何可以抵达的监狱。但在救援人员抵达之前，很多囚徒已经因为饥饿、残暴的对待或者死刑而死亡。魏德迈将军因此要求希尔提前进入，负责汉口地区所有盟国战俘和平民的安全接收。至于如何执行，完全由希尔自主决定。

1945年8月18日，希尔一早就朝汉口进发，准备往南走到长江边，搭船沿长江上行到汉口。这要翻山越岭，路上还可能遭遇种种不测：有两股日军，两支游击队，以及土匪。国军八十四师师长告诉他，美国军人不会有机会走出这个地区，建议他绕路，先到南京，从南京乘船去汉口，沿途设法得到盟军帮助。但这办法即便可行，也需要一个月时间，希尔根本等不及。他只能冒险。路途之坎坷，一言难尽。8月21日，已经快到长江边了，护卫他的中国部队却拒绝再往前走。他只好独自前往。

抵达长江边的一个小镇，距汉口只有50里。听说当地驻有50名日本兵，帮他安排船只的中国人居然跑得无影无踪，船也没准备好。重新找到一条小船，船家要求先付大部分船资，余款在到达汉口之前支付。希尔满口答应。躲进船中央低矮的草棚中，希尔看得见岸上，岸上的日本兵看不见他。一同上船的还有另外两个中国人，一个姓孙，公开身份是记者，实际是潜入日占区的国民党特务；另一位英文名叫查尔斯。8月22日11:30，小船启程。

汉口对日本人非常重要，日本人的第六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根据日本人的数据，武汉三镇有15万名日本驻军，附近还有5万名驻军；以及1.5万名日本平民，大多住在汉口。几乎是天罗地网。要顺利潜入市中心，希尔的如意算盘是，半夜时分渡过长江，到汉口的河对岸后，找地方躲起来。天亮时再步行至靠近市中心的前德租界码头前街。这地方刚被轰炸过，一片废墟，日本人很少。

倒霉的是，船夫误判了水的流速。船没有停在汉口靠岸的目标位置，而是过了前德租界，停在了日租界——汉口日本人防卫最严密的地方。他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放弃，尽快顺着湍急的水流往下行船；要么慢慢上行到目标位置。两个方案都极危险，都在岸上严密监视的日军眼皮底下。但是，上行的危险并不比下行大多少。希尔实际上别无选择。两名船夫按他的话做。还好没引起岸上日本兵的怀疑。船终于在正确的时间靠岸。三人装扮成苦力下了船。查尔斯在沿江路叫了一辆两人坐的马车。其时是1945年8月23日13:10。

马车直奔驻汪伪陆军第十四军军部。14:20，希尔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军长邹平凡的办公室，把邹吓了一大跳。希尔不卑不亢地把美方文件递给邹，说明自己奉魏德迈将军之命，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到汉口保卫盟军人员的生命。邹是聪明人，赶紧表态愿意帮助希尔。邹甚至把自己的座驾借给希尔用，让希尔可以在汉口通行无阻。

8月24日，通过邹平凡的安排，希尔单刀赴会，前往日本军官俱乐部会见日本第六战区司令部官员。他在中午12点半抵达，脱下靴子进了房间。先他而来的日本人和他互相鞠躬致意。他解下手枪、枪套、弹夹，日本军官也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双方席地围成一圈坐下。希尔出示了文件，说明自己的使命，详细解释对日本人的期待：立即停止一切敌对的军事行动，负责参与维持和平和秩序，才可能谈判和签署和平条约，直到盟军进入并控制武汉。他们的责任当然也包括释放所有关押的美军人员。日本人口头答应合作。这是华中移交的起点。以后十天，希尔几乎天天和日本军官开会。最后两个月，日本人甚至给他安排了一名军人翻译。

正是在汉口，希尔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危急的时刻。8月26日傍晚，希尔会见从南边来武汉的13个美国人之后，却发现陪同前往的军人翻译和座驾都不见了，他被突然抛弃，彻底暴露在日军眼皮底下。躲起来已不可能，数百人正好奇地朝他涌过来。他又一次别无选择，只能冒险徒步返回住处。但他走到哪，围观的市民就跟到哪。他们大概想看看日本兵怎样抓住这个冒失的美国佬，甚至当场击毙。

经过一座水泥桥时，他被6名日本兵包围。不会日语的他有口难言，几乎就绝望了。一名日本兵冲过来要解下他的佩枪，如果他动手拔枪，显然会被打成马蜂窝。千钧一发之际，奇迹发生了。他急中生智，从裤兜抽出随身携带的《华中日报》，朝日本兵挥动，而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从人群中突然冲出来，把报纸取走拿给日本兵看——报纸上刚巧有报道他的文章，说他是盟国参战后派到汉口的第一位有权威的美国人。加上照片，足以让人认出他，证实他的身份。而且文章里他的中文名字希佛来与拼音Shih Foo-lan跟日文很像，因此日本兵能读懂报上的故事。

这招很有效。日本兵终于松弛下来。他们请示了上级，他被当做战俘，押往日本武昌驻军司令部。到了司令部，他向日本军官出示了报纸，有人认出他是当天上午去过司令部的人。他终于被释放，回到在汉口的住处时，已是凌晨1点。

最危险的时刻过去了，希尔当天就搬进路德教派大楼，在二楼设立了汉口指挥部，组织当地的营救工作。首要任务是保证所有被捕的盟军人员的安全。此前已有124名美国人、223名英国人从华中被送到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集中营，他们的名字都报给了AGAS总部，以便追踪。

就在他差点遇难的8月26日，日本方面释放了两名中国民航的飞行员。他没有得到指令做AGAS业务之外的事，但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义务。他充当调停人，解决包括中国军队在内的个人及军方事务，也在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充当联系人。后来，其他来汉口的美国使团都找他帮忙。他的AGAS工作站成了美国陆海军安顿下来的救助中心。

路德教派大楼入口处挂了一块小牌子，上书：美军航空地面援助处汉口地区总部。楼顶挂上了美国国旗，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9月7日，他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了汉口东北角的美孚石油公司二号设施及Texaco石油公司的设施。9月17日，盟军受降团到达汉口，次日即接受了长江地区日本军队的正式投降。

半个多世纪以来，希尔对中国抗战的巨大贡献，却一直鲜为人知。这固然有意识形态因素，也跟希尔的情报员身份有关。

盟军正式接管华中地区之后，希尔的第一个任务是了解日本人羁押的盟军人员的情况。还有许多盟国及其他国家的公民留在武汉，包括：53名爱尔兰人、33名法国人、20名葡萄牙人、20名瑞典人、3名瑞士人、118名印度人、6名波兰人、1名哥伦比亚人、6名希腊人、6名菲律宾人、1名克罗地亚人、2名苏联人、3名丹麦人、1名南斯拉夫人、2名挪威人。另包括173名敌国公民，计有：德国63人、意大利109人、奥地利1人。当然，名单也都报给了AGAS总部，纳入保护计划。

除了寻找和安抚在武汉的外国公民，希尔在武汉最重要、也最惊心动魄的工作，则是调查三名美国飞行员被害案。此项调查耗时整整两个月，向盟军战争罪行委员会提交了多达85页的证据。

三名美国飞行员是在1944年11月21日落入魔掌的。当天，他们奉命轰炸东京，返回途中在汉口西北50英里处迫降，日本人抓住了他们。三名飞行员被押到汉口街头示众、围殴，之后，他们被日本卡车直接拉到火葬场，继续抽打达半个小时之久，然后就推进焚尸炉烧了。火葬场的一个中国雇员后来控诉，一个高个子飞行员被丢进焚尸炉时，还没有死，他似乎听到了焚尸炉中那让人魂飞魄散的嚎叫。

三名飞行员的骨灰被丢进火葬场后院的池塘里。中国员工看不过眼，趁日本人不在，把骨灰埋在一个浅浅的墓里，上面盖了一块板子，再以泥土覆盖，用木桩做了标记。骨灰里有一只皮带扣。他们还在坟头种了一棵树。这是希尔后来能够轻易找到飞行员骨灰的原因。希尔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搜捕折磨和杀害三名美国飞行员的日本人。凶手一共10人，其中九人是日本军人，一人是日本政府雇员。希尔亲手把他们交给美国军事警察，从汉口解往上海受审。无一例外，他们都被处以极刑。

1945年10月22日，美国空军C-46飞机抵达汉口机场，一个普通的木匣子被送上飞机。里面装着三名美国飞行员的残余骨灰。希尔在中国的工作至此划上句号。统计表明，因他的努力而获释的，在华东的美国飞行员有46人；在汉口的中国军队战俘有500人；在汉口的各国平民有250人，总计796人。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希尔对中国抗战的巨大贡献，却一直鲜为人知。这固然有意识形态因素，也跟希尔的情报员身份有关。上世纪90年代之后，他的回忆录才在美国公开出版。

1992年去世之前，希尔嘱托女儿，把自己的全部个人资料捐赠中国。因为华裔陈守仁先生的帮助，他的遗愿终于兑现。希尔文物总共171件，全部落户建川博物馆。其中包括28张抗战时期军用地图，尤其珍贵的一件是1944年延安总部绘制的各军布置图，此图当时就被美国空军列为机密。还包括希尔1945年参加武汉受降仪式时，缴获的日军装备如望远镜、军旗、军号、军帽、日本士官阶章等，以及1945年8月至11月的日本战犯调查文件和全部口供。现在，它们静静地躺在建川博物馆特设的希尔展厅里，期待着后人目光的触摸，以及，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本文所据希尔档案，全部由建川博物馆提供。谨此致谢）

附文：

原始丛林中的拯救故事

文/埃里克·瑟维雷德 翻译/彭小华

（飞机失事后，跳伞到了地面）我们坐了一个小时，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我们听见了飞机轰鸣的声音。不可能这么快就发现我们吧！——但是，感谢上帝，他们发现了我们！直接飞到我们的飞机残骸的上空。我们疯狂挥舞降落伞，拼了命地大声叫喊。飞机来回盘旋。奈维说：“他们会投下日常用品。他们想让我们到一个方便空投的空地。”

我们到达空地后，飞机飞了过来，丢下来两大包东西。第一个包裹里有两支Springfield步枪，以及罐头食品、一大壶水、香烟、火柴、长长的丛林砍刀、毯子。另一个降落伞没打开。包是黄色的，我们据此知道里面是无线电设备。在找包的时候，我们听见路上传来当地人的喊叫声。

汉瑞手里拿着一页纸，上面写的是伞兵遇到紧急情况时给当地人看的几句话。但是这个部落的人都看不懂。

当地人很快和我们一起找到了包。传输装置损坏了，但接收器尚好。包裹里有长长的白布匹，可以铺在地上做信号板，并附上了使用密码。最重要的是，有一段打印的话：“呆在残骸处，等待救援人员到来。你是安全的。这里没有敌人。烧一堆火，或者把降落伞平铺在地上，向搜救飞机显示生命迹象。明天将空投更多食物。”

下午稍晚到达了一个村子。这时，又有一架飞机来了，不一会儿，飞机投下食物、包裹……后来，飞机又飞回来一次，丢下三包东西。让我们吃惊的是，这次的包长了腿，变成了人！几个人飘到了山边。我盲目地跟在他们后面跑——盲目，因为在整个灾难中，我第一次落泪了。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第一个人身边，他正平静地从膝盖上脱下防护绷带。他微笑着伸出手，说：“我是弗里金杰上校。我是医生。你们的信号板说你们需要医生。”

这几个人是自愿来与我们共命运的。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喉头发哽，只会傻傻地眨巴着眼睛。“英勇的”是一个宝贵的词汇，我一辈子也没用过，但用来形容弗里金杰上校和他的两位助手的行为，这个词恰如其分。“杰出飞行十字勋章”获得者弗里金杰上校自愿跳伞到我们这里。他以前从未跳过伞。

那天晚上，在我们的茅舍里，就着手电筒，上校接好了奥斯瓦尔特的断腿，用竹甲板固定住。一位看热闹的老人背着孙子，他指着孩子耳朵下方的一个脓疮，敞开手掌，手掌里有一枚鸡蛋——这是他准备给医生的诊疗费。上校处治完奥斯瓦尔特后，给了老人一些药，用手势向老人解释如何医治孩子。以后，上校每天都给当地人看病。

次日，飞机投下十多个包裹和一张打印的字条：“英国政治特工和我们在一起，正在确认你们的位置。一旦弄清楚位置，地面营救人员就将立即出发。重要：待在原地，等我们来。特工确定你们周围有不友好的当地人，在你们能安全经过他们的地盘前，必须落实这些人的情况。可能要一周才能与你们会合。把你们的需要告诉我们。”

飞机的残骸下躺着飞行员菲利克斯。他的一条腿从膝盖处轧断了。显然他在空难当时就死了。他履行了他的职责，保证在我们飞离敌人的空域前，最大限度继续安全飞行。两位同伴用降落伞包裹起菲利克斯的尸体，就地下葬。他们在坟上插了一个十字架，在当地人的注视下，麦肯哲含泪朗诵了赞美诗和上帝颂。

一天午后稍晚的时刻，救援人员从云雾中冒了出来。他们从英国前哨基地出发，经过五天一夜的急行军，来到我们身边。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所在村庄的村民极其无常而危险。如果我们跟其中某个当地人动了手，那我们所有人都很有可能把脑袋玩丢了。

我们所在村子山那边的P村处于无政府状态。原来，是一个对英国人友好的当地人去M村报告，有一群年轻土著想杀了我们。这是慷慨空投礼物和以加倍的速度救援我们的一个原因。亚当斯派了三十名当地武装先遣队暗中保护我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藏在通往我们营地的道路两旁。

我们开始为走出大山、持续两周的艰难旅程做准备。飞机又投下了几吨盐，由亚当斯分给各个首领。飞机甚至投递了雨伞给我们。这些伞看起来很滑稽，但却极其有用。对那些空军飞行员而言，没有任何细节是小事。有一天，他们甚至在我们头顶上盘旋了整整一个小时，借助信号了解每个人鞋子的准确尺码。

8月18日，在雨雾之中，我们撤了营盘。八位苦力用竹制担架抬着奥斯瓦尔特。我们一行有六十名持枪的侦察兵，二十多名白人，一百多名背夫，队伍长达两英里，在蜿蜒的丛林小道上行进。

走出大山的路就是整天的爬上、滑下。当地人为了免受突然袭击，把村子建在山顶，所有的小道几乎都是直上直下的。有些人喝了太多的水而出现反胃。有些人，像我，大声哼哼唧唧，以缓解水泡的疼痛。另一些同样痛苦的人则沉郁地一言不发。有一天下午，飞行员内文晕死过去了。但大多数人都保持良好状态。每天晚上，不论多么精疲力竭，弗里金杰上校都要给大伙儿治病。当你感觉一步都走不动的时候，戴维斯会大呼：“继续！加油！”在最痛苦不堪的时刻，他会和土著人聊天。他的话非常幽默，令土著人很愉快，而我们则倍受激励。

有天晚上，我们在高山顶上露宿。飞机连续投下岩石口袋，击中我们的茅屋顶，把茅屋毁坏了。我们大声抱怨。飞行员琼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明天我要用诺顿投弹瞄准器！”但他又加了一句：“一两天内，会给你们带来冰淇淋和炸鸡——不开玩笑。”他没有食言。而且，还有啤酒——真正的美国啤酒。有些人拿着啤酒，愣愣地看了半天，才开始喝起来。

经过十天时间，行程140英里，我们终于走回了文明。为了我们的这次事故，几百名军官和士兵工作了数周，整个救援行动花了数千美金。我们走出来了。而且，活着。

（此文刊载于1944年2月《读者文摘》，原题为《猎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