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无论你是无奈还是愤怒。今天，我们不得不和这样的一些人共处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贩卖婴儿的医生，设计诱杀无辜少女的孕妇，带小学女生开房的校长，一再上演碾压生命不顾而去的司机，高举重摔路人怀中女婴的警察……

这个社会的底线不断地被突破，每天的社会新闻都在毁三观，我们无处闪躲。

要见义勇为，也要法制环境

相比之下，近年来“洋人做好事”的新闻却不断出现在媒体里。西安、杭州、东莞等城市都曾将“见义勇为奖”颁给外籍人士。为什么老外特别爱见义勇为？这是个伪命题。当然老外见义勇为更受媒体和公众瞩目，容易成为新闻。但细究其背后的因素，却还是让人觉得很可玩味。

去年5月在东莞，巴西籍人士Mozen因挺身而出制止扒手，而遭扒手和他的两名“同伙”追打，头部受伤缝10针。

据媒体报道：“殴打老外的小偷团伙盘踞在海雅百货沿线已经好几年，这些小偷都随身带刀，而且整个团伙差不多有十来个人……”他们不仅可以公然上街行窃，而且可以向任何阻碍了他们“发财”的人报复式袭击，这使了解内情的当地人自然会捏一把冷汗，众人的“不敢”似乎情有可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曾报道，美国一家银行出纳员尼科尔森在银行遭遇抢劫时，猛地扑上去抓住疑犯。嫌犯向外逃跑后，他在后面追赶，并在街道上将其制服，然后等警察来处理。但结果却是：尼科尔森的英勇行为并没有为他带来奖励，相反地，他被开除了。

事实上，许多欧美国家的银行都有相关规定，遇到银行抢劫，工作人员以保护自己和客户的生命为首要任务。因为工作期间，银行要对职员和客户的的生命安全负责，一旦银行职员在抓捕劫匪的过程中负伤，甚至送命，都得银行担负赔偿责任。这就是银行不提倡自己的职员建议勇为的原因。

争论中国人还是老外更爱见义勇为毫无意义，再慨叹有多少国人充当了冷漠看客也已是老生常谈。我们要讨论的，应当是该为“见义勇为”培养什么样的土壤。远离风险，保证自身安全，是每个人的本能。在各种社会治安案件里，警方若不积极作为，有效打击小偷等犯罪分子，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其结果，只会让见义勇为者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许多人被迫成为不作为的、让人诟病的看客。

要改善社会风气，需要的，不只是空洞的道德说教，除了要重奖见义勇为者外，还要为他们构建必要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各方共同营造的舆论和道德支持。　　

一点一滴的公德改良

2012年，《新周刊》记者采访已远离台湾政坛的电视主持人陈文茜时，有着20多年政治生涯训练的她，说自己现在更愿意谈的，是年轻时她相信革命，但在年老时却更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我宁可花很多力气从培养公民意识做起”。

作家龙应台说，在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台湾小学里这样对孩子解释：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在从点滴开始培养公德和公民意识方面，日本是楷模。日本人的守时、遵守秩序和讲卫生世界闻名。一个注重社会公德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

我在东京住酒店时，在日本的朋友帮我定了标准间，她一再嘱咐我，如果固定睡右边的床，左边的床就不要动，免得服务员整理。看着她连坐都不肯坐那张床的煞有介事的样子，我暗自好笑。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避免麻烦别人，遵守人与人相处的规矩。

在日本各个公司的洗手间，都有两种拖鞋，洗手池处是一种，进入里面卫生间是另一种。若是你搞混了两种拖鞋，随便穿着进出，会很受鄙视。在日本甚至发生过警察追捕小偷时，因为要遵守入室的规矩，脱下鞋后才进屋，结果耽误了时间让小偷跑掉的事情。还发生过一位老教授晚上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太太因为担心救护车的声音会干扰邻居休息而没有求救，使老人就此撒手尘寰。中国人会觉得这些事太荒唐，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值得的，理由是：不能让社会没了规矩。

与中国经常在某个时间点搞大规模运动，比如“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不同。日本政府对国民的公德培养都融化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我采访千叶县的一个农户时，他说到他们会定期去东京的一些小学里和小朋友一起收集学校食堂垃圾。让小朋友和他们一起将这些垃圾制作成蔬菜的粪肥。在堆肥的过程中，小朋友不仅学会了农业技能，还深刻培养了他们要节约的意识。东京地铁里有一些海报，向人们提示“向人微笑以示谢意”、”站直身子保持眼神接触”等。这种公德熏陶是潜移默化的，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里。

怎样重塑人们的基本价值观　

刚刚过去的台湾25万人悼念受虐猝死的台陆军士兵送行活动，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在8月4日洪仲丘的出殡日，有约25万民众前往凯达格兰大道送行。活动由一个社会组织“公民1985联盟”呼吁发起，参与游行的民众没有太多口号，也没有太多花招，大部分人静静坐着，无序中透着有序。电影《悲惨世界》的主题曲英文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从这个庞大的人流中响起时，场面让人无法不震撼。为维持活动和平、理性，现场由网友自发性组成“军纪纠察队”，协助现场秩序维护，劝导不要有丢掷物品等激烈举动，避免警民冲突。　　　　　

和此前数次大规模游行一样，台湾人再次在这样的时刻，显示出他们和平、理性、有序、匠心独具的高素质。

为什么台湾人有这样的公民素质？

在台湾搞过10年学运社运的中年格瓦拉曾在《新周刊》撰文回答这一问题。他认为台湾公民素质的提升，与各种抗争及草根社运组织、宗教团体启蒙分不开。美丽岛事件之后，台湾人发现民主不是万灵丹，民主后的台湾依然有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变得更严重。198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社会开始出现各种社会组织。关注的议题从环境污染、劳工权益迅速扩大到女性主义、反同性恋歧视等越来越多元化。每一次理性有序的社会运动都让台湾社会讨论相关议题并重塑台湾的基本价值观。　

比如1986年，彰化鹿港镇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召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一起游行抗议，让杜邦公司在1987年宣布停止这个计划。

1996~1997年初，台湾接连出的三件刑事大案让台湾民众对治安败坏及无法解决问题的政府不满到了极点，在公益组织的号召下，超过10万人参加游行，要求政府负责并撤换失职官员。

台湾社运团体希望透过维权抗争而连结台湾各地的受害者，由点而线到面。他们希望每一次抗争后都能让受害者不只关心自己的权益，也关心其他受害者的权益。他们相信每次社会运动都能让台湾离公民社会更近一些，最终让台湾社会变成关心公共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公民社会。

精英的引导和身体力行

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当选民众“最受敬仰之人物”的，是企业家张謇。今天的企业家王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企业家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是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王石问：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一个社会最终能否良性发展，一个重要的力量，在于精英阶层的引导和身体力行。而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家精英们既充当了财富领袖，还进一步担当着意见领袖。

已经成为公知的企业家们最近正处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争议之中，究竟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还是站在时代最前沿，身体力行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一场“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争论，将柳传志、马云、王石、王功权、冯仑、王瑛等意见领袖类企业家相继卷入。

媒体人陈季冰近日撰文表示：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西方同行所表现出来的乐善好施、热衷环保、尊重女性等等“社会责任”都是第二位的，真正的当务之急，是要用自己的商业实践去推动制度的转型，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尽早落实。“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你是选择用行贿和其他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从审批官员那里获取独家垄断经营权，还是选择用法律武器公开透明地维护自己平等合理的经商权？这一点比你捐不捐款给希望工程要重要得多，这是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其实要求不高，不过是希望人人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上。教师就是教师，前面不再有“禽兽”这样的前缀；父母就是父母，无论是歌唱界名人还是普通百姓；校长就是校长，只负责传道授业解惑和管理，不负责开房。老人就是老人，不负责提供任何道德难题；孕妇只负责孕育宝宝，不负责诱杀；产科医生的双手，是用来好好工作和生活，迎接孩子的降生，而非接过肮脏的钱；警察是保障百姓人身与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宁的，而不是拦路抢婴摔婴；官员不一定要活得像孔繁森，但也别用数量惊人的钻石、豪宅、情妇，来晃瞎我们的眼睛。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我们的文明，来自政治和法制环境的改善，来自社会精英和意见领袖的引导和群体效应，来自细节教育，也来自社会细胞的充分发育和自我管理。

我们都是共同体。个人永远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存在，社会出现了问题，我们将无法自由呼吸。人间正道的推动，不止依赖于国家机器，也不只寄望于体制改造和社会正义，还在于我们自己，行动的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