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人起码要在大学里摸爬滚打十年，把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拿到手，才有资格成为一枚“青椒”（大学青年教师的自嘲）。虽说是“青椒”，其实他们多数已达而立之年，工作数年后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看着那些名成利就的同学，不禁怀疑“自己的时间到底去哪了？”。

“青椒”在成为教师之前，时间花在了拿学位上。终于成为讲师以后，教学和科研成为他们头上的两座大山。青年教师承受着大量的授课压力，有一位一学期上九门课的“青椒”戏称自己是“九门提督”；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一步步完成讲师—副教授—教授的进阶，“青椒”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做科研立项、发表论文。在中国的大学里，争取到科研项目不仅取决于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还取决于个人的交际能力。科研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以关系亲疏来审批项目已不鲜见。项目到手，还要想尽办法凑够各种发票，才能把科研经费套出来。在某些学术杂志发表论文，还需要缴纳数千元的版面费。

提出“蚁族”概念的青年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把大学青年教师称为“工蜂”。廉思对大学青年教师进行了大规模调查之后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廉思的调查还发现，近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教学的重压、科研的复杂分化着“青椒”有限的精力，他们花在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屈指可数。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学术大师？为什么获诺奖数量被欧美日远远抛在身后？这就是原因所在。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年初获得了中国美术学院颁发的首届“哲匠奖”，并获得奖金50万元。范景中上世纪80年代在翻译和引进西方美术史方面做了很多奠基性的工作。90年代，范景中生了一场大病，不仅错失了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还为治病花光毕生积蓄，并用了十年来还债。

今天面对这个奖项和青年教师面临的境况，范景中百感交集：“让学生埋首学术，有把他们推向贫寒之路的危险。年轻学者的年薪应在30万元左右，可是很多人连年薪10万元都达不到。”连生活都还没解决的青年教师，如何让他们全心投入学术研究？

“时间就是金钱”，青年教师用了10年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再用10年也许只能到达副教授的位置，可是时间用完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条贫寒之路。久而久之，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人，都不选择大学教师作为职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情况尤甚。中国的科研学术将持续处于世界末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