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挪威国家剧院不远处，一座不起眼的白房子里藏着易卜生博物馆，很容易就会错过。这里也是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最后11年的住所。

这位挪威最著名的戏剧家曾经希望学医，但无法通过考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学费，后来他开始写历史剧，并在挪威打开名气。36岁时，易卜生离开挪威，为写作寻找不同的环境。直到多年后游历归来，在奥斯陆（当时还叫做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这处住所时，他开始写现代剧。

虽然这里是他最后的归宿，但他自始至终只是这个房子的租客。这让馆长艾瑞克·亨宁·艾德瓦森（Erik Henning Edvardsen）也觉得很奇怪：“当时他赚的钱是教授们的10倍之多，居然没有买下来。”

和艾德瓦森谈论易卜生是一件极其耗费脑细胞的事情，他引经据典，如数家珍，记忆力之精确令人佩服。

书房墙壁上挂着另一位剧作家的肖像，易卜生说：“用素未谋面的头号对手来激励自己。”

在艾德瓦森看来，易卜生的书房是最重要的。“除了布置和原先一模一样，这里也是易卜生写出那些伟大作品的地方。”书房靠近走廊和大门，易卜生经常带客人进来讨论剧作的翻译和表演。

书房墙壁上挂着一幅同时期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肖像，易卜生曾对挂这幅画给过解释：不是因为畏惧，而是用素未谋面的头号对手来激励自己。

“这是一种竞争。”艾德瓦森笑着说。

窗前的位置摆放书桌，明亮的光线能够让易卜生当年写作时纸上不会留有阴影。夏天他通常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桌上放了一块怀表，11点半一到，他会准时放下笔，即使有时正好停在一个句子的中间。他得出门喝杯咖啡。

易卜生喜欢四处走动以获得创作灵感。他的戏剧将走廊设在舞台后面，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角色入场的方式。过去，舞台上设有脚灯，演员们站在脚灯上僵硬地对话。易卜生取消了这种形式，他希望舞台上的人物能够和剧院外街上的人们一样自然地交谈。

易卜生后来患中风不能继续写作，便经常坐在靠窗的椅子上。艾德瓦森顺着易卜生当年的视角往外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首列电车依然在运行，远处的港口也依稀可见。

当时就有游客专程来奥斯陆拜访易卜生，他们站在窗外好奇地窥视，很多人形容易卜生的脑袋像狮子头——因为蓬松的胡子和头发。易卜生5尺4的身高在挪威完全算不上魁梧，所以他喜欢穿黑色的高跟皮靴来弥补。

易卜生最后一次走进书房是在他去世前8天。他死后，妻子苏珊娜觉得自己依然能听见易卜生走进书房写作的声音。于是她决定关闭书房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移动家具，只有她偶尔去掸掉灰尘。

故居墙上本应有更多易卜生收藏的画作，但苏珊娜死后，易卜生在意大利定居的儿子西格德搬走了一些家具和画。2002年，艾德瓦森找到了这些散落的物品，但它们已经属于意大利人。“我们在协商，希望把28幅画作全都带回来。”

客厅按原样摆放着易卜生的钢琴。易卜生不允许别人弹奏他的琴，他说“音乐让我紧张”。但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却在易卜生70岁生日时露了一手。艾德瓦森揣测说：“那时的易卜生年老多病，没有力气阻止格里格，也可能在欣赏他的曲子。不管怎样，他为格里格破了一次例。”

如今，钢琴发出的声音浑浊低沉。“想要修复，就必须改变它的内部结构。”艾德瓦森说，“但这些东西都属于易卜生，所以我们决定保持原状。”

1930年代挪威女性才拥有投票权，而易卜生早在1878年就提出了这个前卫观点。

1874年，易卜生在一份报纸上读到，如果女人们都去读书而不是在厨房里做菜，世界将会怎样？易卜生觉得这很不公平。4年后，他完成了现代剧《玩偶之家》的第一版草稿。他写道，女人在男权社会中被指指点点。女人和男人分别遵循着两套完全不一样的法律。男人可以借钱，女人却不可以。

直到1930年代，挪威女性才拥有投票权，而易卜生早在1878年就提出了这个前卫观点。艾德瓦森说：“最令人激动的是，易卜生希望社会的领袖由女性来担当，他认为女性将比男性做得更加出色。”

《玩偶之家》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娜拉一直恪尽职守。丈夫海尔茂患病，娜拉伪造了父亲的签名为丈夫借钱。丈夫知道真相后斥责娜拉。这时，失望的娜拉决定结束10年婚姻。

对娜拉来说，海尔茂从此只是个陌生人。她说：“你和我父亲都错了，没有给我教育。我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我必须走出去主动接受教育，找出到底谁错了，我，还是这个社会。”

最终，娜拉在圣诞前夜夺门而出。几百年前的挪威人在圣诞前夜和当天被严禁外出，因为那是基督徒眼中最神圣的一晚，家庭一定要团聚，娜拉却毅然走了。

针对娜拉出走后的结局争论不休。鲁迅曾认为，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艾德瓦森却觉得并没有必要增加一幕，讨论娜拉是否会回到丈夫身边。“她只是众多走出去发声的女性之一。”

当时，德国人开始研究易卜生戏剧中的女性类型，并发问道：“挪威女性都如此疯狂吗？还是说，她们只是易卜生脑海里蹦出来的文学形象？”

实际上，易卜生为德国写了另一个结局——娜拉成了一位顾家的女人。某些关于易卜生的文章提道：易卜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苏珊娜拒绝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娜拉留下来，那我走！”

易卜生的历史剧也刻画了很多强势的女人。1856年的《苏尔豪格的宴会》描写了爱上同一个男人的一对姐妹，其中一位甚至不惜毒死自己的丈夫来参加这场抢夺男人的竞争。1858年的《海尔格伦的海盗》则刻画了两个挪威女人：达格尼是遵循男性价值观的传统女性，而伊厄棣斯则是抛弃社会约束、追求独立和个性的新女性。

易卜生成为1950年代唯一一个敢写出强势女人形象的剧作家。艾德瓦森说：“在他的作品里，女性不再是丈夫和父亲的私人财产。当时的人们开始憎恨易卜生，认为不能这么写，剧院也不能这么演。”

易卜生的“头号敌人”——比他年轻的斯特林堡，也毫不客气地在剧作《父亲》中嘲笑道：“如果女人掌控一切，那么一切都大错特错！”

《玩偶之家》有些内容，甚至放在今天的挪威来看，仍有让人难以理解之处。比如挪威的圣诞庆祝通常使用红色，但娜拉却用黄色的花来装饰圣诞树。“没有受过教育的娜拉只是在做一些她认为好的事情，而不在意别人的想法。所以也不难理解她最后的出走举动。”艾德瓦森说。

莎士比亚剧里写的多是国王，而易卜生给予每个人角色，包括仆人。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选择了四种动物进行试验，分别是野鸭、兔子、母鸡和鸽子，这也正是易卜生另一部代表作《野鸭》中四种动物。它们被囚禁，被打伤，被残忍对待。

“这是一面暗镜，折射出人类自己的生活。”艾德瓦森说。《野鸭》剧中，照相馆老板雅尔马·艾克达尔活在幻想中。他的家庭也不如意，妻子和女儿都有各自的秘密。“他们都像被囚禁的动物一样，活在监狱中。”艾德瓦森认为，易卜生想要表现的正是达尔文主义。

与易卜生有过交流的一名罗马女性图书管理员，在日记里写道：“易卜生希望自己能活到300岁。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正在发生，炼金术士取代了药剂师，宗教取代了神学，他希望自己也是众多变化中的一分子。”

当《野鸭》中雅尔马想要发现摄影中的新事物，同时期的德国人在现实中解决了如何将照片通过空气传播的技术。“也许易卜生知道这个事实，从而将其与作品联系起来。”艾德瓦森说。

促使艾德瓦森成为易卜生研究学者的一大原因便是《野鸭》。“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野鸭》在挪威被改编成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我的同龄人对它都有一种情感。”

他认为《野鸭》是易卜生最复杂的悲剧。失去孩子是父母最不愿看到的事，尤其是在孩子无辜的情况下。但这部剧出现了，在聚会上说“我的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孩子再也不存在了。

1852年，年轻的易卜生从卑尔根剧院去丹麦和德国学习。这期间，两国舞台上演了不少莎士比亚的剧作。当他回到卑尔根，舞台上的剧目也还是莎士比亚作品。

“易卜生表达过对莎士比亚的感受，但原稿已经遗失，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可以通过易卜生的剧作感受他和莎士比亚的共同之处——他们都使用了创作剧本的老派手法，剧中人物都充满误解和争执。”艾德瓦森说。

但挪威人显然更青睐易卜生。一位挪威戏剧人在2006年举办“易卜生年”时说，莎士比亚剧里写的多是国王，而易卜生给予每个人角色，包括仆人。

读易卜生戏剧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需要自己做出选择。

易卜生喜欢开放式的结局。艾德瓦森说：“读易卜生戏剧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需要自己做出选择。如果你逃避做决定，那你就和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没什么区别。”

人们往往不得不做艰难的选择。《群鬼》的结局，阿尔文太太可以给儿子吗啡药片，然后杀了他以免除性病的痛苦，也可以让儿子继续发病地活下去。两者都是不可能做出的抉择。最后，阿尔文太太在摇摆不定中痛不欲生。

易卜生在一首诗中也写道：我不负责做决定，并告诉你最后的答案，我要做的只是提出问题。

挪威给了易卜生最原始的写作素材，他的所有作品只有两部与挪威无关，分别是《凯蒂琳》和《皇帝与加利利人》。但他最负名声的作品都在国外完成。1980年代，一位挪威记者问易卜生，怎样做到住在南欧并描写挪威的事情。

易卜生的回答是：不同于艺术家，作家最好和创作原型保持距离，不要与你将要塑造的人物原型做朋友。艾德瓦森认同这个观点：“在遥远国度审视挪威的一切，比处在挪威的日常生活中，要看得更容易和清晰。”

易卜生曾对德国朋友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先了解挪威。处在欧洲边缘位置的挪威，400年来都在丹麦和瑞典的统治下过活。

最初，克里斯蒂安尼亚仅有一家剧院，而其他地方一个都没有。一位英国人曾嘲笑道，挪威人不可能建造自己的剧院，除非爱斯基摩人开始制作冰淇淋（格陵兰岛极度寒冷，岛上的爱斯基摩人不需要吃冰淇淋）。

英国人还说，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来自“小挪威”的人成为了现代戏剧之父。而这位现代戏剧之父曾连续三年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据说原因包括评委会认为易卜生的作品非常消极。

谎言、辱骂、背叛、自杀和丑闻，是易卜生作品中的基本元素。据艾德瓦森说，评委会的瑞典主席非常厌恶易卜生，他曾说，只想给易卜生“半个”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在1902年，易卜生曾被邀请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协会。但他写了一封信，认为自己还是个剧作家，没有能力去评判别人甚至竞争对手的作品。

易卜生尝试写过自传，但终究没能完成。在艾德瓦森眼里，易卜生不是一位友善的人。他喜欢走在奥斯陆街头，不与任何人交谈，一个人坐着喝咖啡、看报纸。“但我会给易卜生找些借口，”艾德瓦森说，“易卜生青年时期的玩伴大都英年早逝，他是位孤独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