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黑龙江瑷珲出现严重的霍乱，半个月后，“市断人稀，街面几无人迹”。近代政论家汪康年有言，“或闻鼠疫，大惊缩，不敢出”。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了1914年的武汉。武汉地方志有载：“1月9日，天花流行，死者极多。2月7日，汉口瘟疫，三周内死婴儿二千余人。”一时间，人心惶惶。

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水运便利的同时也长期遭受水患，加之气候高温多雨，卫生条件恶劣，瘟疫灾害极易发生。在整个清代，有文献记载的疫灾，武汉就发生了八次。由于记载时没有具体的死亡人数，文献上大多为“民多死”。

实际上，近代武汉人口的致死原因，以传染病为主。当时霍乱、痢疾、伤寒等流行，让1909年的汉口死于霍乱者“弥目皆是”。直到20年后，由于对环境卫生和个人清洁卫生的重视，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不仅是武汉，中国的其他地方，在1914年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疫灾。7月，粤、桂、湘、赣等省遭受水灾；11月，濮阳黄河决口，川、湘、鄂大旱，苏、皖两省虫害被灾面积660万亩。

瘟疫，这类因感受热毒戾气而发热的热性传染病，当它袭来时，恐惧随之蔓延。

极度的恐惧很容易使人丧失理性，转而迷信，这种例子在当时比比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1年至1912年福建泉州鼠疫大流行时，一人染疫，全家老少自相传染，立即扩散到一街一巷，朝病暮死，几乎户户有死人。一旦出现疫病，地方政府不作预防，只是在巷头拦根草绳进行封闭，不知道该怎样抢救，事后又不作全面清毒。面对鼠疫的猖獗，市民们只能迷信鬼神，在大疫期间就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庇佑，疫情扩散得更厉害了。

据俄罗斯《大众体育》1999年4月报道：科学证明，人的健康10%～15%取决于医疗保健机构的工作，15%～20%取决于遗传因素，20%～25%取决于周围的环境状况，50%～55%取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条件。天灾是诱因，人口是关键，这在百年前的通商口岸武汉体现得尤为明显。

黄冬英在其硕士论文《近代武汉环境卫生管理研究（1900～1938）》中指出，武汉在开埠以前，人口并不稠密，大致可以保持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像垃圾的清运、自来水工程之类的市政建设完全没有必要。在当时来到武汉的外国人如胡克神父看来，“湖与野鸭”随处可见；而额尔金勋爵在武昌城中散步时，“在城市的中心抓住了一对野鸡”，大为吃惊。一位署名“新来者”的人写信给《北华捷报》说：“即使考虑到汉口街上的拥挤，它给我的印象还是十分干净的。”

但开埠后，武汉的环境变了，人口也暴涨，从1840年的30万猛增至1911年的80万。城镇化进程加快，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废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日益严重，水质变差，垃圾遍地，以至于每到夏天，污秽臭熏蒸，蝇蚊猖獗。再加上这一时期霍乱在大江南北不时肆虐，对位于五省通衢的武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直到1926年，武汉才设立了卫生局，着手制定市区清洁、保健、防疫、医务、卫生教育设施建设规划。

民众卫生观念的落后和迷信，加剧了疫灾的爆发和蔓延。当时一些投身于近代卫生事业的进步人士，不无痛心地感慨：“因兹种种，积重难返，清洁一途，迄难实现，肮脏载道，不惟有碍观瞻遗笑外人，而传染病作，死亡相继，良可痛矣！” （文/郭小为）

1914年全国传染病致死数据

鼠疫 广东死10334人，福建死10376人。

霍乱 上海死350人，北京死115人，新疆死4019人，四川死325人。

天花 北京死526人，山西死6893人，新疆死4720人。

伤寒 北京死323人，山西死28543人，新疆死9037人，哈尔滨死47人。

痢疾 哈尔滨死8人，北京死117人，新疆死4459人，山西死19595人。

白喉 哈尔滨死118人，北京死6人，新疆死1748人，山西死11430人。

疟疾 全国累计死888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