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最负盛名的军人非蔡锷莫属。他只活了34岁，却以辛亥革命昆明起义和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两次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他和小凤仙的风流韵事又成为民间流传甚广的传奇，虽然他过早地离开人世，但不影响蔡锷成为民国最响当当的名号。

蔡锷进京原为尊重中央

1913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在北洋军的攻势下土崩瓦解，革命党人纷纷外逃。袁世凯荡清国民党势力之余，顺手对非北洋系的各省都督进行一番清洗。一度附和二次革命而宣布独立的江苏都督程德全、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闿都被赶下了台，辛亥革命以来一直盘踞武汉的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被北洋系大将段祺瑞硬请到北京，再也没法脱身回到自己的地盘。

云南都督蔡锷本不该成为清洗的对象。他并不像国民党人那样痛恨袁世凯，反而颇有钦佩和赞赏之词。政治上，蔡锷主张中央集权，倾向于扩大总统权力，确保政令畅通，反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束缚，和袁世凯的意思颇为一致。

现实里，蔡锷经常站在袁世凯一边说话。袁世凯主张定都北京而不去南京时，蔡锷表示“建都燕京，可以控制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遭国会反对时，他通电要求国会“当予宽谅”；袁世凯讨伐国民党时他也支持，说江西战事是“积年痈毒，乘此一决”；甚至“二次革命”期间多个省份宣布独立，他还通电斥责“于《约法》规定领土内宣告独立，形同割据，是谓破坏统一”。只是在尘埃落定之时，为国民党说了两句好话，请求“当以哀矜悱恻之意出之,凡非抵死抗拒，似宜概免诛戮，为国家稍留元气”。

然而，从袁世凯的角度看，31岁的蔡锷固然只是个小毛孩子，却有超乎寻常的能量。辛亥革命之后，云南军队出兵援黔、援川甚至参加西藏平乱，势力伸展到西南半壁江山，还占了随时可从法属越南进口武器弹药的便利，假以时日必成后患。

袁世凯与国民党反目后，居中的进步党成为唯一被双方接受组织新内阁的政党，蔡锷正是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高徒，并且名列荣誉理事。进步党组阁期间，梁启超还提出由蔡锷担任国务总理的方案，博得不少拥护的声音，只是被后者婉拒。这样头角峥嵘的青年实力派，怎能放心让他在边陲自成一统？

1913年9月15日，蔡锷刚刚向袁世凯汇报四川的国民党系将领熊克武等人“闻滇师到境,即行溃逃”。9月28日，袁世凯就下令给蔡锷三个月假，来京调养。坊间舆论一时大哗，蔡锷却十分平静，他一直号召尊重中央政府、赞同中央集权，中央有令又岂能不遵？10月7日，他直接宣布辞去云南都督一职，两天之后动身前往北京。

就在蔡锷离开昆明的第二天，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原为袁世凯拥趸，逐渐认清面目

1914年的蔡锷，还对袁世凯抱有很深的幻想，他曾主张“如果袁氏愿意的话，就让他做个终身总统”。此后反袁讨袁的思想与谋划，其实是在这一年拥袁生涯中，一点点滋生出来的。

而1914年的袁世凯，正踯躅于选择何种政治制度巩固其统治，实现其抱负。对蔡锷，他欣赏又防备，颇显驭下之术。通常，袁世凯对免职来京的地方大员，多给资遣散了事。对实力分子如曾宣布独立的浙江都督朱瑞，则以恩威并施收为自己的忠犬。但对蔡锷却是另一套方法——他指定其为政治会议的议员，且是组织政治会议机关的八人之一，和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这样的前清大员共事。

政治会议是国会因国民党员议员被褫夺资格而缺员停摆之后，袁世凯另外组织的咨询机关。名为咨询，其实是为袁世凯修改约法背书。议长是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也是蔡锷当年的顶头上司。辛亥革命时，蔡锷暗中放走了被起义军俘虏的李经羲，此时李投桃报李，对蔡大大重用。当袁世凯将资遣国会议员回籍的“救国大计咨询案”和增修临时约法案交给政治会议讨论后，李经羲便要蔡锷等15名议员作为审查员拿出意见，并指定蔡锷作为审查长负责其事。

蔡锷并非在进京之初就抱有反袁讨袁的想法，反而是抱着“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的看法谨慎行事。因此，他对袁世凯提交的咨询案，也从强化集权的角度来回应，对前一案建议“给资与否政府自决，回籍与否议员自定”，后一案则建议成立专门造法机关来负责。袁世凯笑纳了前一案，又将后一案踢回来，要求对“应如何组织，用何种名称，其职权范围及议员选派方法应如何妥慎订定”，再拿出一个办法来。最后的成果，是专门成立由各省各界议员60人组成“约法会议”。

在1914年初，熊希龄、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内阁已经垮台。国会解散之后，进步党更因此分崩离析，一落千丈，蔡锷却对此未置一词。想来袁世凯对蔡锷的初步表现还算满意。约法会议成立后，蔡锷虽然没有担任议员，却被指定为“议员资格审定会”成员，后来还担任了代理会长。

1914年5月1日，新的《中国民国约法》颁布，旧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废除。新约法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军政大权集于大总统一身，实现了蔡锷所期许的“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也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才会在接到“来京休养”的命令后立即交卸职务动身。

然而，袁世凯接下来的举措，却让蔡锷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中华民国约法》颁布之后，一系列附加法令陆续出台，文官分为卿、大夫、士三等九秩了，武官设有“威”、“武”两类将军府将军了，大总统不但有了颁授爵位的权利，还可以预先书写姓名藏于金匮来指定继位者，连袁世凯本人也开始穿着复古的新式祭服祭孔祀天了。当袁世凯迈向称帝的野心越发明显之时，蔡锷反袁的思想逐渐萌发壮大，所作所为也更加韬晦了。

小凤仙的传奇只是传说

蔡锷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当属他在小凤仙掩护之下悄然离京，返回云南举起护国讨袁大旗的传奇。在文化娱乐匮乏的80年代，电影《知音》更让“名妓”小凤仙成为举国皆知的奇女子，不仅衍生出许多更加夸张的描述，有些人还跳出来声称自己的前辈是电影中某个桥段的真实主角。

电影中，小凤仙是袁世凯介绍给蔡锷的尤物，欲使蔡沉溺女色不能自拔。蔡锷则疑心小凤仙是监视他的特务，处处加以防备。几经考验之后，才因一首高山流水互相吐露真情，成为革命知音。现实中蔡锷与小凤仙的结识，固然是他韬光养晦谋略的一部分，但整件事情从头到尾，远远没有电影那么传奇。

小凤仙在当时并非“名妓”。虽然她所在的陕西巷云吉班确属妓院中的最上者“清吟小班”，但其本人没有什么名气。学者曾业英查找当年报纸，发现1913年春北京《民主报》曾为八大胡同的妓女组织过选秀，按才、情、色、艺四科各选“博士”1人、“学士”若干，最后中选的37名花魁之中，出自云吉班的只有“色科学士”洪红宝一人而已。而接触过小凤仙的人也说她“面作瓜子形, 色纯白, 体态轻盈, 远望若仙子”，但是“惜上颚左右有二牙外露, 开口颇损美观”，算不得貌若天仙之辈。

两人的相识更属偶然。陕西巷妓院的妓女多为南人，自然受到蔡锷及其朋友欢迎。一日，蔡锷与在京的前云南同事李鸿祥、殷承献到云吉班设宴密商国事，小凤仙到场陪唱。李鸿祥见她“貌非甚美”但“歌喉婉转”，隔日便下了条子召来作陪。不想蔡锷也看上了小凤仙，商情李鸿祥转条于他，从此便熟络起来，每三五日必拜访一次。据小凤仙对梅兰芳说，后来蔡锷还为她赎了身。

至于蔡锷离京，更和小凤仙没有多少关系。蔡锷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总统府军事顾问哈汉章回忆，蔡离京前一天，前往哈府为哈母拜寿，因遇大雪，便与张绍曾、丁槐等人打了一夜麻将。次日凌晨，蔡锷从新华门入总统府，声称表快了两个小时，来早了，当众打电话约小凤仙吃中午饭之后，秘密出西苑门直奔天津而去。

事后，侦探多次盘问哈汉章、小凤仙等人，始终不得要领，只得编出小凤仙坐骡车掩护蔡锷到丰台坐火车的说法应付差事，哈汉章等为了摆脱嫌疑，又将其添油加醋广泛传播，才有了那段广为人知的传奇。

蔡锷往返京津本是常事，袁世凯对此并不阻拦。1914年间，蔡锷曾多次赴天津养病。袁世凯还曾致送医药费一千六百元，但蔡锷坚决不收，袁世凯一定要送，几次推卸往返之后，负责送钱的仆役竟自己卷款而逃了。结识小凤仙之后，蔡锷也曾带她一道赴天津游览。

对当时的蔡锷来说，最关键的一步并非离开北京，而是离开天津。这也是为何蔡锷要在天津不断变换住所，还要趁夜坐火车赶赴塘沽乘船的原因。当然，这一切更与小凤仙毫无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