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夏天,韩国电影又一次创造了票房奇迹。
让我们来看看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给出的最新数据:2014年8月,韩国电影观影总人数达到2506万人,票房总额达到1940亿韩元,成为韩国电影历年来单月票房最高纪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0万人,共计379亿韩元。
这个8月,以朝鲜时代侠盗为主角的《群盗》轻松打败了同时上映的好莱坞大片《驯龙高手2》和《猩球崛起:黎明之战》。随后,讲述名将李舜臣抗倭故事的古装片《鸣梁:旋风之海》,上映12天便刷新了韩国影史上最快突破1000万观影人次的纪录,上映18天便打败了《阿凡达》在韩国创下的1362万观影人次的总票房纪录,最终突破了史无前例的1700万人次观影纪录,创造了1200亿韩元(约7亿元人民币)票房。
1700万人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10个韩国人中,有3.5个人看《鸣梁:旋风之海》。
事实上,韩国正在成为全世界最爱看电影的国家:2013年,韩国观影总人次达到2.133亿,人均观影次数为4.12次——首次超过美国(3.88次)、澳大利亚(3.75次)和法国(3.44次),位居世界第一。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不足1次。
“韩国的电影产业,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现代文明成就,也是少数几个能挑战好莱坞的产业之一。”
2013年,韩国共上映840部电影,其中好莱坞进口片超过600部,产量不足200部的本土片,却拿下了1.27亿观影人次,市场份额超过60%。“好莱坞的溃败”明显体现在2013年的年度票房排行榜上:前十名只出现了一部好莱坞片,排在第4位的《钢铁侠3》。也是在2013年,韩国导演在好莱坞展现出极强的存在感:金知云与阿诺·施瓦辛格合作西部片《背水一战》,朴赞郁邀请妮可·基德曼出演悬疑片《斯托克》,以及奉俊昊的科幻大片《雪国列车》……每一部都是话题之作。
今天我们再讨论“韩流”,焦点绝不仅仅只停留在韩剧和K-POP上。人们开始发现: “韩国的电影产业,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现代文明成就,也是少数几个能挑战好莱坞的产业之一。”《纽约时报》则对韩国电影的“国际化路线”大加赞扬:“韩国电影的趣味是很特别的,擅长运用各种惊悚或暴力的元素,把本质上韩国化的叙事在视觉上包装成美国观众非常热爱的罪案片、恐怖片之类。”
韩国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的突袭,标志性的节点是2000年林权泽导演的《春香传》,这部“韩国版《红楼梦》”成为韩国影史上第一部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作品。两年后,以朝鲜王朝为背景的《醉画仙》,更是成就了林权泽在戛纳电影节上的最佳导演地位。韩国电影在西方影迷中形成风潮,还要归功于另外两个人:朴赞郁和金基德。前者在2004年赢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后者则是柏林和威尼斯两大电影节上的红人,成为韩国人眼里的“著名欧洲导演”。
在韩国本土,以出生于1963年的朴赞郁和出生于1969年的奉俊昊为代表,活跃着一派 “三八六世代”导演,意指“三十几岁,八十年代上大学,六十年代出生”。正如“新浪潮”之于法国电影、“新电影”之于德国电影,“三八六世代”从根本上改变了韩国电影的美学地图,政治压抑、无法言说的国家分裂和独裁统治的伤痛,通过他们的电影得以消解。
“三八六世代”导演中,许多人参与过韩国19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居住在首尔的美国影评人Darcy Paquet指出:“拍摄《杀人回忆》(2003)以及一度成为最受欢迎的韩国电影《汉江怪物》(2006)的导演奉俊昊,曾经因为投入政治活动而遭到逮捕,他的电影充满了对掌权者的不信任,并经常强调警察的无能和残暴。独裁者统治时代是现代韩国电影中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而朴正熙总统则是在这些电影中经常被提及的人物。”
釜山电影节选片人许文暎则把朴赞郁称为“次类型片的拥趸”:“他不为人知的第一部作品《月亮是太阳的梦想》制作于1992年,大玩类型片规则,但影响力几乎为零。1997年,强盗片《三人组》票房大败,却是一部值得自豪的影迷电影,影片中充满了对经典电影的互文性解构。接着,2000年的《共同警备区JSA》成为卖座影片,随后又制作了‘复仇三部曲’——《我要复仇》(2002)、《老男孩》(2003)和《亲切的金子》(2005),成为新晋导演推崇的典范。”
正因为对社会问题充满自觉意识,韩国电影营造和韩剧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演员的选择上,韩剧的明星体制催生了以裴勇俊、李秉宪、张东健和元彬为代表的“四大天王”,而韩国电影几乎摈弃了一切“粉丝路线”,它们更青睐那些能承载社会悲情意识的形象,如以金允石、宋康昊和崔岷植为代表的“大叔派”,又或是长着一张屌丝脸的河正宇。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我们被世界改变。”
在韩国电影形成现实主义审美范式之前,它们先经历了一次“大片风潮”。这是由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开启的,它上映57天后便打破了《泰坦尼克号》在韩国的票房纪录,更使进入韩国电影院看本土电影的观众从原来的15%一下跃升至37%。随后,朴赞郁导演的《共同警备区JSA》(2000)、康佑硕导演的《实尾岛》(2003)和姜帝圭导演的《太极旗飘扬》(2004)都继承了这一民族话语路线,顺利推动韩国电影进入1000万人观影时代。
和所有亚洲国家一样,“大片”是韩国从好莱坞学来的表述。与众不同的是,韩国大片几乎没有超级英雄登场,从来都是立足于过去,且几乎全都以悲剧告终。韩国世宗大学映画艺术学科教授金京昱曾分析:“那些在历史创伤中饱受苦痛的主人公,面对死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悲剧。即便如此,这类作品并没有直面历史的伤痛和时代的黑暗。取而代之的是幻想和怀旧、新派通俗剧和感伤主义、逃避主义和退行的情绪。”
沿袭了一贯的悲剧色彩,近年来,复仇、自杀、犯罪、学生运动、光州事件,等等,又成为韩国电影中高频出现的主题。“它们相当直接和坦率,愿意以写实手法呈现暴力和悲剧,并含有来自于‘恨’的那种深沉忧郁的风格。”这恰好是某种民族特性的体现,如《经济学人》杂志驻韩国特派记者Daniel Tudor总结:“在了解韩国过去所受到的侵略、分裂和战争,以及长期以来被比较强势的国家当作战役的小卒来使唤之后,就不难理解韩国的‘恨’比较带有认命的意味,而不太具有攻击性。”有趣的是,因执导了《追击者》和《黄海》而大受好评的70后导演罗宏镇,最初获得大钟奖最佳短片奖的那部电影,干脆直接取名为:《恨》。
韩国电影对现实题材的青睐,表现之一是它们热衷于拍摄那些未解悬案。奉俊昊执导的《杀人回忆》以1986—1991年期间发生在韩国华城市的连环奸杀案为原型,在2003年吸引了500万观众进影院;朴镇彪导演的《那家伙的声音》以1991年轰动韩国的“李炯浩被诱拐事件”为原型,在2007年上映时也收获了300万观众;而2013年意外在中国走红的《辩护人》,则是取材自1981年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下的“釜林事件”。
为什么韩国电影如此青睐现实题材?2011年,李圭满以韩国历史上三大悬案之一的“青蛙少年失踪案”为原型拍摄《孩子们》时,曾公开表示过自己对警察制度的不满:“我相信他们是被谋杀的。还有太多这样的案子,由于调查过程中的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彻底地揭露出来。”同年,以2005年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的性暴力事件为蓝本的《熔炉》上映,引发了超过100万观众在网上签名要求政府重启调查,案件得以重审,韩国国会也颁布了加强对未成年人性暴力犯罪处罚的“熔炉法案”——这强大的影响效应,甚至被评选为当年韩国十大法律新闻事件之一。
并不是每个韩国导演心中都有一个侦探梦,他们的心声,也许藉由导演黄东赫在《熔炉》的结尾说了出来:“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我们被世界改变。”
一个电影节选片人眼中的韩国电影
韩国电影人的国家观念比日本和中国更重,他们对本土电影也比对好莱坞的兴趣更重。
韩国电影兴起和釜山电影节的创办,时间几乎是同步的。追溯到15年前,韩国取消电影审查制度,本土电影解禁,同时允许外国电影进口。除了政府大力出资和利用各种政策推动本土电影以外,亦有很多基金会积极投入,在活泼的环境下,电影形式十分丰富,大量商业片开始出头,逐渐建立起韩国电影工业,现在很多出名的韩国导演,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如今,韩国商业电影的发达毋庸置疑。甚至很多电影学院和大型电影公司都建立起关系,比如韩国电影艺术学院(KAFA)就和韩国最大的娱乐媒体公司CJ E&M有合作,KAFA学生的毕业电影可以通过CJ公司进入院线发行,对希望投身电影工业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刚毕业就能一举成名。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家都一窝蜂去拍商业片,电影完全变成了工业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削减了艺术电影的数量。
我因为电影节选片的关系,常常会看到很多韩国的独立电影,那些电影里呈现出来的内容,从来都是很惨的。大概因为韩国人性格暴烈,电影呈现出来对社会的态度也很暴烈,对不公平的看法也很暴烈。这种风格和《杀人回忆》、《追击者》之类成功的商业片不太相同,后者是为了追求市场效果而计算出来的,它是一种工业追求,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表达导演的个人态度,而是源自一整个编剧制作团队的精心设计。
作为韩国商业片的代表之一,奉俊昊的《杀人回忆》已经是10年前的电影。那个时期是韩国电影最开放的阶段,创作空间相对现在更广阔,市场需求也比现在更大。《杀人回忆》之后,韩国出现了很多模仿之作:主题是谋杀案,全都发生在首尔以外的二三线城市。因此也诞生了很多标签化形象:警察几乎都很蠢,穿的衣服都很难看;主角永远在被人骂,也永远在骂人,他永远是孤零零一个人,家人对他不管不顾,再或者干脆是老婆跟人跑了……电影工业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卖钱了,后人一窝蜂去拍同类型题材。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拍,因为是小成本制作,大抵是不会亏本的。
韩国导演进入好莱坞,其实很艰难。最近的例子是《雪国列车》,它在美国卖得很一般,奉俊昊跟好莱坞电影公司很多理念不一致,闹得不太愉快,问他要不要回去,他也不太确定。其实韩国从来没有想把好莱坞那一套移植到自己的电影中,因为地理环境原因,韩国电影人的国家观念比日本和中国更重,他们对本土电影也比对好莱坞的兴趣更重。
韩国电影也拍过很多“大片”,比如战争片和古装片,但票房大多没有好成绩,很难卖得出去。再加上另一个问题:电影制作很贵,电影演员很贵,越来越少风投愿意涉足电影界。所以现在,很多年轻导演在走另外一条路:小成本制作的浪漫喜剧——最容易制作,也最好卖钱。
韩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完全是健全的工业化操作的结果。政府的支持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比如KAFA每一年的预算,都是经过国会立法会商议通过的。但政府不会限制电影的题材,一切由市场来限制,太过政治的题材,其实也没有导演去触及,因为观众并不喜欢看。(本文由欧洲国际电影节亚洲区选片人口述,应口述者要求隐去姓名。)
(采访整理/库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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