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薛忆沩急匆匆走在路上，忽然听到边上一个女人对着电话那头叫嚷——为什么我要像他们那样活。薛忆沩突然驻足，回头说:“你听，多好的小说素材。”每个人试图突破生活陈词滥调的言行对薛忆沩来说都是如获至宝，因为这一切构成了他写作的宝藏库。

薛忆沩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遗弃》1989年3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在1999年再版之前，这本小说的读者数不超过17人，这17人中有周国平、何怀宏、艾晓明等，他们不约而同都强调了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2012年，薛忆沩从沉寂的生活中中突然冒出头来，他携带三家出版社联手推出的5本新书，辗转各地，面对媒体、文学青年、高校学生，讲述着他的人生和小说观，其中包括重写的《遗弃》。

在各家媒体的描摹中，有关薛忆沩的关键词是“特立独行”、“异类”、“边缘化”……最初从《遗弃》开始，薛忆沩成为当下文学潮流的领先者。“我从写作开始就关注个体的命运，多年，我的状况没有变。我的状况一直和如今的时代是暗合的。”

小说《遗弃》描写了一个公务员图林，对于体制的限制特别敏感，终于辞去公职回家成为无业者，在自省与怀疑一切的状态里，他说“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这也是薛忆沩内心某一个侧面的真实写照——他曾在企业和机关这些体制内单位工作过，当然他逃离了；后来他从内地逃离到广州，又到深圳；他也从理科思维“逃离”到文学思维的“边境”，2002年，薛忆沩移居加拿大，开始“逃离”中文，尝试双语写作，如今他又“逃离”回母语的怀抱。

漂泊多年，薛忆沩没有想过要加入作家协会，也几乎不参加任何公开的文学活动。“我感觉作协是一个集体，而作家这个行业本身是强调个人独特性的，两者有矛盾。”薛忆沩说他当然明白作协对一个中国作家的意义，但是他的抗拒缘于他天性对集体主义的怀疑。“1984年国庆节，我当时还在北航读计算机，学校给我的同学们布置了庆祝游行的任务。最初名额有限，我说好吧我不去了。后来学校说所有同学都可以参加，我还是说没关系我不去了。”那段时间每天同学们都在楼下排演节目，而薛忆沩记得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在楼上看排演，那样孤独而自省，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都是他的常态。没有集体生活，在薛忆沩记忆中这么多年，他只有一次公款消费，就是出差从长沙到北京，那是他唯一一次找单位报销了自己的住行费用，他有点不好意思。还有一次，当年在政府机关，他和同事们去某工厂检查，“那个亏损企业帐面上只有100元，却都被我们吃饭吃光了”。

《遗弃》中的图林无法容忍机关的一切，无法容忍自己拎着单位分的苹果或者草纸回家。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内省，挑剔大家习以为常的人生观念，所以他感觉孤独、无聊。薛忆沩对此深以为然，他说他这辈子在用一切可能试图突破自己人生的陈词滥调。“比如说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到国外生活，就是因为你在熟悉的文化里面很容易被陈词滥调同化，然后变成同化的一部分。”

2012年，薛忆沩曾在《南方周末》上列过一份书单，在诸如罗素、马尔克斯、卡尔维诺这堆洋气而充满着知识精英阶层气质的名字中，嵌着一本《毛泽东诗词》。“对我来说，那些诗词不仅是启蒙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地还是早年生活的路标。”薛忆沩是标准的1960年代生人，他形容自己一方面在寻找自我，一方面也是被大词笼罩的一代。他的小说中充斥着无聊、死亡这些永恒的命题，而对薛忆沩本人来说，让他第一次有死亡恐惧的又是一个公共事件——林彪坠机事件。“在我们这代人心中，林彪是带有权威光环的，他居然可以从天上掉到地上，这给我很强的震撼，让我觉得生命和语言都是无比脆弱的。语言？因为我发现一种表达方式和另一种表达方式有很大差别，所以我非常在意语言的精准。”

1990年薛忆沩写完两部长篇小说后，有六年时间厌倦了写作。“那是一种很疯狂的感觉，写作时把握不住，试图表达但是找词，又找不到有种幻灭感。每部作品都应该是上帝的杰作，所以写作是个不断接近完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幻灭感当然会发生。”如何表达更好，薛忆沩经常为了一个逗号的准确要想两个小时。如今，薛忆沩在经历一场颠覆自己的重写的革命，他在重新修改自己的多篇小说，他的修改方式是字斟句酌，一个字、一个语气词的修改，改完一遍又颠倒重来一遍。当他在广州读书会的活动上，逐字逐句朗读、咀嚼自己的修改用词时，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对文字着魔的人。

回到现实，薛忆沩有时也很气馁。看到国内各地报纸上的潜词造句、各类广告语的夸张用词，他都会怀疑自己——对文字的完美追求是否有必要。在现实世界中厌倦了,他在加拿大过着十分单纯的生活，就是上课、读书和写作，在自己的小说和名家的小说世界中沉迷。“很舒服，小说的世界是有无限可能性的。在这里你有操作别人命运的权力，你能感觉命运本身的那种自由、无限。在这个世界操纵感和控制感让你很愉悦，很安全。。非常舒服，所以一进入这个世界，我的很多疼痛就没有了。”

薛忆沩是一个自律而有莫名道德感的人。在路上看到乱丢的垃圾他会捡，看到别人浪费能源的行为他会去修正。以前在深圳大学做老师的时候，他经常看到一排教室都灯火通明他就一一关灯。“有次，管灯的师傅在我身后说：老师，请问您贵姓啊？我一听就觉得很恐怖。我害怕他表扬我学雷锋。”一直，薛忆沩写12个小时以上，睡不到5个小时，他说他想把睡觉和吃饭的时间都用来从事文学创作，这是他的信仰。写作之余，他最大的爱好是长跑，如果哪天跑少了、跑慢了，他居然也会不舒服。

某年的1月1号，薛忆沩从罗湖跑到深圳大学，20来公里，以后这就成为他的一个习惯。在蒙特利尔、在深圳、在北京，每天早上，或者是下午，他都坚持长跑。“跑步就是看时间、看距离。什么都不想，完成一个物理运动。每天设定一个跑多远的目标，很有励志效果。”当年薛忆沩在写散文集《与马可·波罗同行》的时候，每天写到黄昏，他发现如果不出去跑步这就有人生最后一天的感觉，写得很绝望，而一切的希望在跑步中慢慢恢复。

普通人的庸俗生活总是让薛忆沩不耐烦。“如果在一起讨论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就很无聊很没有诗意。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应酬的人，更享受纯粹的亲密关系，但是他认可的亲密关系需要更深入的心灵交流。”薛忆沩相信对生活诗意的时刻捕捉才会让人不迟钝，让生活闪光。“就算离婚这个话题，在分财产之外还是有很多诗意的，那些法律条文提都不用提。而是你的不安情绪、你想他也很恨他的纠结……这些才是值得世人挖掘的。”薛忆沩十分热爱家族中的一位女性长辈。他记得这个生活在农村的老太太总是会说出诗一般的语言——“我问她你在干吗，她说我在玩魔方；或者有人会说‘我的生活很好啦，不错很有钱啦’，这是庸俗的表达，而她会说，‘假如十年前我有这个钱的话，我就看海去了’。” 在路上，重视人生中的一切诗意和精神生活，因为薛忆沩相信这才是他的故乡所在，他说一个放弃了阅读的人才是真正的背井离乡。

薛忆沩  湖南长沙人。1981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2002年移居加拿大。 1989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2012年出版了五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