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力康复师张翎通过投稿跌跌撞撞地进了文学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一直到2010年根据她的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被冯小刚搬上银幕,她在圈内才有了“名气”。但她说自己根本不属于文坛,出版业也不独缺一个叫张翎的作家写的书。写作于她是一种自我救赎和医治。“这个世界愿意倾听的耳朵越来越少,写作是一种不需要倾听的倾诉——我在这个模式里找到了安歇之处。”
张翎在1986年到了加拿大。未来可能通向哪里,她茫然不知。“在复旦大学英美语言文学系学过四年的西洋文学,但对我来说,西方世界依旧还只是纸上的字和图中的画面。”当时很穷,穷到申请学校的费用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只能相当谨慎地选择三五所学校递交申请。最后,所有的学校都录取了她,但只有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的英文系在给她全额奖学金之外,还愿意负担一半的国际旅费。“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了这个学校。这个决定和所谓的职业规划完全无关。当时我并不知道英美文学硕士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学位,毕业几乎等同于失业。”
1989年,张翎从卡尔加利大学毕业,英美文学硕士,却是非英语母语背景,求职困难重重。“当时无论是决定留下还是回国,内心都很忐忑不安。”最后,还是决心留下,在一家香港企业投资的地产公司找到一份办公室秘书的工作。但是没做多久,便辞职去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又读了一个听力康复学的硕士学位。张翎说,学她这个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一般有两条路,继续攻读博士,走学院研究路线;或者改学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有十多年的时间,张翎的状态都是:把一屋子的东西简化成两个箱子,再把两个箱子的东西,发展成一个屋子。“我一直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职业之间漂泊行走,有时一觉醒来竟不知身为何处。”
张翎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文革”的动荡中度过的,十六岁辍学当了工人,第一次考大学因为政审而落榜。“家庭遭受的磨难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能完全安然地生活,出国的头几年里,每当警车从我身边经过,我还会不由自主地颤抖不已——那是童年的记忆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很多人读小说《余震》和《唐山大地震》都以为那是讲述地震的故事,“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各种各样的‘余震’,都需要面对‘余震’带给我们的心理创伤”。现在,张翎有还会问自己:到底哪里是我的家?最后发现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她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我大概永远只会在‘这里’和‘那里’之间的某个边缘角落里落脚栖息”。
回国的时机好像一直没有对过,一开始是觉得还没有完成学业,后来真的想回去了,又觉得那一边的世界已经一往无前地朝前走了,已然没有自己插脚的地盘。但是,张翎认定一个人死在哪里并不重要,出生、成长的地方决定了人生的许多走向。她的前半生在中国,写作就必定与故土相关,后半生的海外经历让她对于故土是一种远远的眺望;移民让她失去了落脚生根之地,可是移民的经历也让她得到了回望故土的审美空间。“我也许一生都要在‘无根却有眼界’的状态中苦苦挣扎,在两者中间找到一种艰难的平衡。”
对张翎来说,写作是一种自我救赎和医治。张翎说,自己对于写作的需求比世界对她的作品的需求大。“如果我的书在满足我的精神诉求之后,也能使别人受益,我会感觉一种谦卑的愉悦。如果不能,我也心安。但是有一天,我假如感觉灵感干涸,我也会毅然弃笔,不会在感觉‘干涩’的时候‘硬挤’。”未来是否放弃写作不是一个她可以设想的问题,唯有等待灵感的判决。有一点,张翎始终非常清醒:这个书本泛滥出版物严重贬值的世界,绝对不缺她这一本书。甚至,她说自己并不属于“文坛”。
从一开始,发表渠道就是老老实实地“自由投稿”,这个过程很艰难。稿件在数家出版社之间辗转,经历漫长的等待,最后还是被拒绝。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寻求发表的过程中还遭受了“羞辱性”的退稿。张翎一直感谢《收获》杂志的知遇之恩,为她这个投稿作者打开了一扇门,《向北方》、《羊》等都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电影《唐山大地震》的走红开始让张翎的名字为一些圈内人所知,但是她说自己并非就此“成名”。“我依旧还不能靠写作维生,只不过现在发表已不再是问题,文稿在没有完成的时候,通常已经有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出版。”
两年前,张翎选择暂时离开了听力康复师的职业,这份工作她已经做了整整十七年。
“时间永远是我的敌人。”长期非专职写作的张翎说,“除了职业所占据的那一块之外,我还有家庭、朋友、阅读和旅游的癖好,等等。可以允许我花在写作上的时间,真是少得可怜。”在国外能成为专业作家,用稿费养活自己的人并不是很多,许多作家都有一个固定职业来供养写作的梦想。
听力康复师这个职业解决了张翎的生计问题,也让她有机会接触许多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她的病人中有许多是从两次世界大战和韩战、越战战场上下来的退伍军人,近年来,又有一些从战乱饥荒的国度里逃生的国际难民。
“这些人身上的故事,使我对疼痛创伤这类话题有了更感性更深刻的认识。电影和电视剧《唐山大地震》的小说原本,就是写自这个时期,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灵感,与诊所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这些人与1976年的中国地震无关,但是遭遇灾难和骨肉分离之后可能伴随一生的疼痛和抑郁感,却是全人类所共通的感情经历。”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是资深听力康复医师。2011年,张翎凭借反映海外华工百年沧桑的小说《金山》获得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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