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作家马伯庸去了趟杂·书馆，而后发微博感慨其中的“名人信札手稿档案馆”有如宝库，“沐手参观了一下，感觉像亲身穿越了一般”。他随手拍下的图片里有“两朝帝师”翁同龢手书家信，有康有为写给民国总统曹锟指导其工作的亲笔信，有夹在梁启超书信集里的阎锡山请调折呈，还有蔡元培为借钱给陈寅恪而写的经费批条。

杂·书馆因高晓松为人所知。2015年11月，他以首任馆长身份主持杂·书馆开馆仪式，并介绍其为中国最大私立公益图书馆，藏有“洋洋数十万民间之宝卷、杂志、鼓书、杂字、书信、教材”。让马伯庸感慨良多的“名人信札手稿档案馆”，正是杂·书馆下设的分馆之一。

这些信件于官修正史外，“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

虽是分馆，“名人信札手稿档案馆”却被外界视为杂·书馆“重镇”，因为内藏20万件名人信札、手稿、档案等资料，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上众多重要人物及事件。引用高晓松的说法，这些信件可见“浩浩数百年华夏之信仰、民生、娱乐、改良、革命、沉沦”，于官修正史之外，“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比如，一般提到康有为的“复辟”与“保皇”，有些人会想当然地猜测，他是否从曾经的维新党变成保守迂腐的老古董？否则，为什么在辛亥革命胜利，共和民主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下，他仍念念不忘“虚君共和”？杂·书馆藏的一封康有为1922年亲笔信会否定这个疑问，或许就像胡适所说，康有为不曾变换，“只是估价的人变了”。

1922年，康有为手书了一封长信作为回复民国总统曹锟的电文原稿。信中，他从林肯、罗斯福、法国大革命谈到《管子》。他用“号称共和而无宪法、无国会，此尤地球所未闻而至奇之”等表明立宪共和确为潮流所向，但又用近七千字绕了一个大圈子，想用“英虽有木偶之虚君，而民权最大，无不称其为最盛之共和国”论证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可以搬到中国来。“可见他还是那个关心天下大势，对世界各国政治历史颇有见地却过于幻想、缺乏全然革新魄力的知识分子。”杂·书馆副馆长韩悦思评价，这封信对于研究康有为，尤其是他的 “虚君共和”观点是再直观不过的史料。

馆内收藏的阎锡山请调书《谨将筹策边防要务请移山西都督府驻扎塞外理由缮摺呈鉴》，也可作为我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重要注释。在这篇公函中，时任山西都督的阎锡山向大总统袁世凯写信请调外蒙古，“拟请将山西都督府暂行移驻塞外”。韩悦思解释这封信背后的历史信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中国从此结束封建君主专制时代，然而不久又进入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外蒙古趁此闹独立，并在沙俄的干预下实现“自治”，阎锡山担心内蒙防务吃紧，于1914年向袁提出防俄计划。

戊戌变法人物的匿名信件，多是为保密与安全，可见其处境艰难。

相比康有为、阎锡山以上这两封收信人清晰明了的公函，杂·书馆内还有数千封没有具体写信人或收信人的戊戌变法时期的信件，仅以“两隐”“两略”“两知”“知名不具”“两印”等作落款。韩悦思猜测，匿名的原因，也许是为了信件的保密与安全，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那个时代风云人物的艰难处境——清光绪年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党人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阻拦与捕杀，其中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于1898年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馆内另一封康有为的亲笔书就没有收信人信息。在信中，康有为详谈治国大事，密密麻麻写了五大要点，杂·书馆工作人员只能从信中“年伯以为如何？余后面谈”推测收信人应该是康有为比较尊敬且关系密切的年长者，因为“年伯”本是科举时代后辈对与父辈同一年考取进士者的称呼，后泛指父辈。

馆藏的一封梁启超书信也仅以“名心印”落款，并附上“付火”二字，即“看完请烧毁”。不过，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是私事，是梁启超在1915年初请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帮忙的信。梁启超在信里说父亲要过寿了，想得一个勋位让父亲高兴高兴，然后又说这个事情本来是很世俗的，但俗归俗也是要做的，因为“扬显之义，古人盖亦有取焉”，且“十年来文字鼓吹，于新邦肇造，或不无微劳，即两年来与乱党相薄，亦间接为政府张目” 。意思是，扬名是《孝经》倡导的尽孝方法，自己这些年辛辛苦苦，于情于理，该获奖赏。

为杂·书馆贡献了多封个人藏品的资深信件收藏人吴森认为，这封信背后的历史细节非常有趣。他介绍，梁启超写这封信时已加入了袁世凯政府，所以梁在信中把与袁政府作对的人叫做“乱党”。根据史料记载，梁启超在1915年1月底，即写信后没多久，便获得了袁世凯的嘉奖策令，而后于4月份如愿“扬名”回乡，为父庆寿；同年八九月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梁启超又毅然公开站在袁世凯的对立面，并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

大多数人也许会有疑问，对于匿名信件，如何判断出自谁手以及信件真假等问题。韩悦思表示，可从字迹、信件内容、行文风格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证。比如馆藏的一封梁启超写给梁士诒的信，虽未署名，但信纸左下端印着“饮冰室啟事”，饮冰室正是梁启超书斋名，同时这封信的字迹、文风等也与梁启超符合。

“真正的信札藏家，都能看出这是康有为的真迹。”韩悦思指着一封不具名的治国信件如此介绍。她说，康有为习惯写草书，字体苍劲有力，收藏界一般评价他行文时“像墨水不够，有的地方没有写上”。

民国章门书信，可看出章太炎与弟子关系融洽，同家人朋友一般。

杂·书馆20万藏信中，吴森最感兴趣的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与弟子们的往来书信。他觉得章氏门派可能是中国近现代传统师徒关系的最后存续，如吴承仕在成为知名学者后，遇到疑问仍虚心向老师请教，章太炎则认真对待“老学生”的提问并仔细回答，而章太炎自己研究中有疑问也会反过来向学生讨教求助。藏在书信里的这些细节，正应了鲁迅曾经的评价：“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周作人也曾说过：“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

“这一大摞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写给他的信，其中这整本是吴承仕写给章太炎的，都是谈学术问题。章太炎也回给吴承仕，让吴帮他找些资料。”吴森指着一封印有“司法部用笺”的三页信介绍，信首称呼的“砚斋足下”正是指吴承仕。吴承仕字砚斋，1912年任司法部佥事，主要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学及经学，与黄侃、钱玄同并称章门三大弟子。

章门弟子书信中，黄侃的格外好玩。黄侃是我国近代颇负盛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也是辛亥革命先驱之一，因为言行举止狂狷孤傲被叫做“黄疯子”。吴森拿出一封信介绍说：“黄侃平时牛得不得了，跟师父章太炎交往时，却变得非常温顺恭敬。”正如吴森所言，这封黄侃致章太炎的信，开篇落款为“弟子侃叩头”。信里，黄侃回复章太炎，已经读了他写的一篇《论语》解读并受启发，并一再夸师父写得太好。

从信中可见抗战时期学者们的深厚情谊及家国情怀。

每讲完一封信件背后的故事，吴森都会及时把信件放回书架原处，以免遗失或弄混。韩悦思解释，这是因为它们实在太珍贵，按照市场行情粗略估计，目前杂·书馆馆藏名人书信总价值超过十亿元。“近年名人信札交易逐渐火热，但宝贝难寻，有时候一场拍卖会，一张真迹都没有。”

包括吴森在内的馆藏提供者们耗时几十年收藏的这些信件，很多早已升值，其中一封陈寅恪大概于1941年初写给毛子水、姚从吾的亲笔信，市值估计至少五十万元。吴森介绍，陈寅恪的信之所以这么贵，与其身份固然有关——陈寅恪被历史学界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陈寅恪的亲笔信极其稀少。

在韩悦思印象中，基本没听说哪位藏家手里有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期间的信。陈寅恪在1945年因眼疾失明，此后书信只能由他人代写。即便是代写信件，在拍卖市场中价格仍然不菲。比如，由其夫人唐筼代书的“陈寅恪致杨树达信札”，在北京卓德2015年秋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中，底价高达180万元。

杂·书馆收藏的陈寅恪致毛子水、姚从吾书，写于香港。韩悦思说，起初，陈寅恪想取道香港，去往英国治疗眼疾。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航路受阻，无法成行，他被迫停在香港。那时的他生活极为困顿，借住在好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地山家。毛子水、姚从吾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在信中询问，能否到西南联大任职，并表示“如弟仍可随兄等同往云南，则固所甚愿”。据吴森所知，陈寅恪当年在香港时，其实已经收到牛津大学聘书，但他一心想回大陆教书，而他在香港时生活之所以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日军占领香港后，他拒绝出任伪职，亦不肯领日军救济粮。“从书信中可以看出战火年代大学教授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抗战时期学者的高尚情操。”吴森说，就像陈寅恪当年一封给姚从吾的信，一开篇他就表示，值此国家危难期间，一定要以国家的学术发展大局为重，绝不能计较个人利益。

信中可见“文革”时期的生活轨迹，那时“大家都得这么活着”。

提到吴森这些为杂·书馆寻来数十万名人书信的“藏家”们，韩悦思说，一般人可能会以为有这么多无价之宝的人必定清闲快乐，实际上他们过得一点也不轻松。“书信都是纸，很容易损坏，辛苦搜集而来，除却假货赝品耗费的财力，照料它们更是一种‘美好压力’，不免要担心这些宝贝遭水遭火遭虫遭盗。”韩悦思觉得，真正爱好古籍古书信的人，即使如今名人信札市价很高，他们也不太舍得卖出，“因为书信不像书籍，基本都是独一无二的”。

“藏家”们其实更愿意琢磨书信里的故事。

吴森常到杂·书馆翻旧信，正是在读信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发生在作家韦君宜身上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杂·书馆藏有一百多封韦君宜家书，在一封写给丈夫杨素的信里，韦君宜一直在讲女儿的户口问题。这封信的历史背景是，“文革”快要结束，知识青年都想回城。作为母亲的韦君宜，同样也想让女儿早日回城落实户口，于是她在信里向丈夫事无巨细地叮嘱“去北京找谁，怎么说话”。在吴森看来，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亲情和智慧 ：“但是她一边为女儿想‘走后门’的办法，一边又担心女儿思想走偏，她在信里和丈夫吐露担忧：‘（女儿）今天忽又说天下事都要走后门了……好像一切正气已不需要了，青年如此，真令人丧气，还不如老一辈……可怎么好？你和她谈谈正经的，让她不要成天只计议个人。’”

吴森在馆藏书信中还读到了爱情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一直单身的西方哲学史家、翻译家王太庆经人介绍认识了女医师丁乃蕖，二人之后结为夫妻。婚后王太庆在北大教书，丁乃蕖在湖南湘雅医院工作，分隔两地的他们只能靠书信交流。1964年3月31日，王太庆用毛笔回信给妻子丁乃蕖，说喜欢她分享的鲁迅诗句，又说最近脑子里想的东西多，休息不太好，但有时候这些思绪又会突然全都消失，只剩一件事情——“想你”。

他们在书信里说的都是细碎小事，告诉对方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想什么。“文革”快开始时，丁乃蕖从湖南调到银川，分居异地的两人距离更远了。在一封丁乃蕖写给王太庆的信里，丁乃蕖前半封用的是钢笔，后半封用的则是圆珠笔。之所以这样，吴森解释，从信件内容上可以看到，前半封信里，丁乃蕖告诉王太庆，最近放假睡得很足，正准备精力迎接下农村的任务，但具体任务是什么“迟未联系好”，于是先拿起信纸和钢笔随便写些字。信件的后半部分，显然是丁乃蕖一周后所写。因为她在信中表示，任务已确定。“她换了一支蓝色圆珠笔接着把信写下去，字迹却潦草了些，原来是‘为了急于发信’，好让心上人早点得知消息。”

吴森无法想象这对夫妻到底通了多少信。根据杂·书馆相关收藏，韩悦思猜测至少有三百封，时间跨越二三十年。据吴森了解，“文革”前，为了结束两地分居，王太庆一直想把丁乃蕖调到北京，但一直未能实现，为了离妻子更近一点，他只好主动申请去宁夏，任银川宁夏医学院讲师，在那边待了二十余年，后来有机会把妻子一起调到北京，他才于1979年重回北大任教。“现在谁还愿意这样谈恋爱？谁会为了一个姑娘，跑到外地几十年，也不管工作事业的机会好不好？”但吴森觉得，“那个年代，其实大家都得这么活着”。

碎纸片拼出两千封残信，从中可见钱锺书朋友圈。

吴森觉得，在杂·书馆读信的最妙之处在于，可以从这些真实的信札中，看到历史上的诸多名人不同于大众印象的另外一面。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江青爱整人，但在信里她有时还挺讲道理；看路遥、莫言的信，能了解他们对社会世俗的熟稔程度，也能对路遥为什么能写出《平凡的世界》、莫言为何能得诺贝尔奖有些领悟；袁世凯的字写得很好，信里很谦虚。”吴森记得，自己读过一封袁世凯给“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写的信，在他看来这信颇有雅趣，比如袁在信中写：“迩来云飇送爽，即维起居万福，凡百吉祥为颂。弟因有事赴津，明晨即发，约两旬可以言旋，匆匆不及走辞，兹送上银桂百株，聊佐秋夕。”

吴森对馆藏的两千多封收信人均为钱锺书的信件相当有兴趣。他介绍，给钱锺书写信的很多是学者，比如红学家俞平伯、史学家顾颉刚、诗人臧克家等。让吴森印象深刻的，是臧克家写给钱锺书的一封信。“因为臧克家写新诗，钱锺书写旧诗，臧克家在信里讲了自己对旧体诗的看法，而从信的开头可以知道钱锺书之前给臧写过一封信，可见，书信往来是两人重要的文化交流。”因为太多人给钱锺书写信，他自然不可能一一回复。杂·书馆唯一一封钱锺书手书，是他回绝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会议邀请。

杂·书馆是如何获得数量如此之多的钱锺书信件的？韩悦思表示，杨绛生前曾处理了一大批信件，都是别人写给先生钱锺书的，她把它们撕碎卖给收废品的人，一共好几麻袋。但这些人认出这些碎纸大多是钱锺书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于是他们又将碎纸拼好，拼出1000多封转给我们，我们把剩下的碎片也买下，又拼出1000多封信” 。

拼信，是否会引发社会争议？韩悦思表示：“杨绛在世时，我们没有提过这件事，也是担心惹老人生气。”事实上，杂·书馆馆藏书信目前仍未正式对外开放展阅，除了浩繁的整理与保护工作尚未完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太多隐私问题 。“尤其许多民国时期自由奔放、一身傲骨的大知识分子，‘文革’中被迫失节卖友、跪舔求生的惨状不忍卒读。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比如遮挡信中部分内容再开放。”高晓松曾在微博如此解释。

至于那些记录着诸多历史信息的信件是否会因时间久远而自然损坏，吴森觉得，像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信再放几百年应当都不会有问题，因为以前做手工信纸、手工墨用的都是真材实料，“跟现在的东西不一样”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