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精力充沛、成年后仍保持“赤子之心”，《极客与怪杰》一书的作者沃伦·本尼斯在访问了几十位“怪杰”后这样总结。他说的是Linux之父李纳斯·托沃兹。

21岁的李纳斯，在家中折腾出一个操作系统的内核——Linux，然后将系统及源代码公布于众，吸引成千上万的程序员为之增补、修改和传播。Linux系统以每两三个月更新一次、每次更新动辄上千人的频率飞速发展着，而后凭借其高性能和零故障的优势，一跃成为世界上运用最广泛、使用人数最多的操作系统，在软件行业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

李纳斯并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开发者，他自比艺术家，热爱编程，也享受“开源”的乐趣：“我希望别人给我意见，参与我的项目，这样它就能快速成长。”

不过，Linux系统绝不只是一个人的一次壮举，它背后有着洞悉人性的睿智，有着互联网势不可挡的自由共享精神。

这个行星上最重要的操作系统是开源的。

hacker（即黑客）一词在被污名化之前，经常被用来形容精通计算机程序的高级技术人员。第一批黑客诞生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痴迷于技术、追求自由，往往宅、闷、不善社交。

但随着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称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这类孤僻的理工科宅男摇身一变，成了整个社会纷纷看齐的“香饽饽”。

有人说，是黑客成就了自由软件，成就了个人电脑，成就了互联网，黑客是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真正的英雄和主角。

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反越战情绪高涨，怀疑、否定、批判现存价值观的反主流思潮盛行，这正是黑客文化发展的优渥土壤。第一批黑客不满现实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一部分人开始钻进互联网世界，企图在里面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资源全球流动共享的新社会。

黑客文化逐渐落地，从早期的实验室科研行为准则，发展到后来的“自由软件”社会运动。

“自由软件”运动宣称用户享有使用、复制、研究、修改和分发软件等权利，拒绝专有软件，专注开发自由软件，并撰写自由软件许可证、成立基金会等。

与专有软件相比，自由软件（后改称“开源软件”）开放源代码，供用户免费下载，目的是以社会化协作的方式来共同开发一个好的产品。而对开源软件开发者来说，“当你感兴趣的是科技本身，那么最重要的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Linux系统是典型的开源软件，它并不是一件刻意创造的杰作，而是经验、创意和一小块一小块代码的合成体，不断的积累使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专有软件因为闭源，可以拿来成套地出售，却也因此失去了二次开发的可能性。

在很多领域，开源软件远远走在专有软件之前。在服务器行业，Linux系统跟Windows系统相比，一个开源，一个闭源。前者因其系统更稳定、性能更好、质量更强，使用数量是后者的好几十倍。

李纳斯·托沃兹希望Linux系统成为这个行星上最重要的操作系统，他随后又说：“依我看，微软做得更多的是怎么去挣钱，而不是去制作一个更好的操作系统。”

开源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创造。

黑框眼镜、深色T恤、深色运动鞋，言谈时思路清晰、亲切又不失幽默，时不时还会露出顽童般的笑容，红薯是一位从业20年的程序员，也是一位开源软件作者。他于2008年创立“开源中国”社区。社区会及时更新开源软件相关的资讯，程序员们也会在社区上传开源软件。

作为社区创始人，红薯在开源中国论坛上是一名无人不晓的“网红”，他已习惯以自黑的方式去娱乐大家。他的风格也决定了整个公司的风格，开源中国是一家典型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有50多名员工，日常相处中并不刻意区分上下级。

开源软件这一“舶来品”，十年来在国内的发展速度异常迅猛。开源中国目前已收录国内近8000个开源软件，集中了国内三分之一（近200万）的开发者。红薯表示，如果没有开源软件，国内互联网行业近十年不会发展得这么快。“开源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去创造。”红薯说。

开源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社会化协作，但是国内目前的开源模式不够成熟，还停留在一家公司内部共同开发的状态。红薯表示，开源软件这一行业成熟的标志是基金会的成立，“比如国内BAT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基金会，再由基金会来决定某一开源项目的发展”。

红薯本人是一个精神上的“无神论者”，他从不信奉所谓的偶像。他选择创业，一来是出于兴趣，二来是认为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但这一行当并不算一门好生意”。他将自己的创业比作“另辟蹊径”，很多事情都得靠自己去摸索。在做产品的途中，他也很少去听讲师们的建议，更多时候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从业20年的他还像一个“满血”的斗士，他会花两个星期专门去学一门新的编程语言，会把大量心思放在做产品上。谈到开源中国发展的目标，他表示社区的开发者是开源中国的基础，而开源中国是为开发者提供平台服务。

红薯也考虑过从公司“退下”，他一直钦佩那些专注做开发的开源软件作者，他希望在没有生活压力和后顾之忧后，能安心坐下来写代码，继续搞开发。“这是我的终极目标。”他说。

从社区的用户到成为有四年工龄的“老资格”，周凯一直把公司当成自己的一个家：“我刚进来的时候，公司的办公环境是一个复式的阁楼，上下两层，当时觉得挺温馨，员工之间熟络得也特别快。”他表示加入开源中国是他毕业之后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周凯说，虽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IT圈还是比较单纯。IT圈不要求太多资历，也不要求擅长人际交往，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出类拔萃。他说公司的程序员大部分是“烟迷”，经常会凑在一起抽烟、聊天。但开会的时候一旦意见相冲突，大家就会开始争论。不过最后总有人会妥协，因为代码这种东西非黑即白，只有一个方案是最优的。

周凯在言谈中语速很快，喜欢用“效率”二字，丝毫不掩饰内心“跟时间赛跑”的心态。他分析，2009年是互联网黄金十年的末端，当你在懊恼自己错过了互联网黄金十年时，你丝毫不知道自己正身处移动互联网黄金十年的头几年，你正在错过移动互联网的黄金时代。“那现在呢？如果有平行空间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跟我处于同一时空的人，会懊悔移动互联网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不会想到后面还有AI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周凯亢奋地说道。

周凯在大学时期也创立过个人网站，做过个人站长。他当时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在这个紧急的时代，我们输不起慢的代价。”

作为开源软件的作者，红薯、周凯都表示写代码是一件很快乐、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正如Linux之父李纳斯·托沃兹所表述的状态：“对于任何编程人员来说，编程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因为它可以由你自己来制定游戏规则。通过编程你可以支配一台计算机，而通过编程和电脑，你能够构筑一个新世界，有时其设计会是非常美妙的。”

开源精神改变世界。

要垄断还是开放？这既是一个商业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计算机软件领域，对决的一方是比尔·盖茨和他庞大的微软帝国，另一方是李纳斯·托沃兹及他那遍布世界的自由软件Linux研发群体。

但从发展的态势看，开放似乎比垄断走得更远。

开源软件一开始并不为商业而生，但与商业也并不冲突。它创造了新兴的商业模式——“产品免费，服务收费”。它对接着自由共享的互联网生态，对接着以服务型为主的知识型经济，对接着未来。

谷歌将安卓设计为一套开源工具，让其他公司可以定制，进而迅速占领市场，正式成为全球第一大操作系统。

国内最大搜索平台百度发起“阿波罗计划”，也试图通过共享其无人驾驶技术，走上开源之路，成为汽车界的安卓。

李纳斯·托沃兹表示，科学技术最开始时是开源的，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封闭，软件上的开源是一种回归。

显然，“开源”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领域，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维基百科也改变了世界，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李纳斯·托沃兹满怀希望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