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卢浮宫向法国国民敞开了大门，随着帝制的瓦解，里面的珍宝从国王的私藏变成国民的公共财富。132年后，相似的历史发生在中国。1925年，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在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并把溥仪逐出宫后，将紫禁城变为故宫博物院。当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在乾清门举行开幕典礼，北京万人空巷涌向故宫。

革命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或者赶走后，皇宫里的艺术瑰宝实现了第一次全民“共享”。艺术品从皇帝一人的秘玩变为国家所有，观赏权属于全体国民以及全世界人民。

然而，艺术品是唯一而且脆弱的，任何一件文物都经不起长期公开展览时灯光和水汽的侵蚀，不少珍品只能养在深闺，除了少数研究人员和文物保护人员能接触以外，众人难以窥其真容。这就不难理解前些年故宫博物院举行“石渠宝笈特展”时，为何大量观众通宵排队。开馆时一阵“故宫跑”，就是为了看到《清明上河图》，哪怕只有几分钟。《清明上河图》太著名了，可是多数人只能在课本模糊的印刷图片上看到局部。一个人能看到原作的机会，一辈子也不会有太多。

享誉世界的敦煌莫高窟也有类似的遭遇。据中新社报道，今年7月旅游旺季以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被汹涌而至的庞大客流持续“围困”。在每天6000人次的游客承载上限之外，逢单日发售的1.2万张“应急票”亦供不应求。这处珍贵而脆弱的古老洞窟接待量多次突破单日1.8万人次。

一时一地的展览严重受到时空的限制，博物馆需要限制展出的时间，限制参观的人数，博物馆的公共性变成了“相对公共”。互联网技术革命，催生出博物馆艺术品资源的第二次共享——线上数字化共享，这才是更大程度的共享。

今年年初，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宣布改变其开放资源的获取政策，按照“无权利保留协议”（Creative Commons Zero）将其收藏的37.5万件藏品的高清图像资源免费向公众开放版权。

“无权利保留协议”意味着，任何人复制、修改、发行和表演该作品，甚至用于商业目的，都无需征求同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可能因此失去巨额的版权收益，但它能收获比收益更重要的长远影响力。

美国国家美术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布这一消息前开放了馆藏资源的版权，但涉及的艺术品数量比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要少得多。

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今年7月也宣布，即日起正式免费开放中、低阶段图像7万多张供公众使用。而比300DPI更高阶的图像及出版授权，则需先向营销处申请，视使用情况缴纳不同的使用费。

北京故宫博物院近年来不断推出文创产品，《韩熙载夜宴图》和《胤禛美人图》都被制作成精美的App供免费下载浏览，但北京故宫博物院暂时没有对丰富的馆藏资源进行免费开放。北京故宫的藏品电子图像仅能带水印在线浏览，而不能下载使用。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网站上有清晰的版权声明：“您不能随意下载本网站材料，除非是本网站已经特别注明是专为下载使用的内容，或是已经获得我院书面授权使用的内容……严禁任何出于商业目的（包括出版在内）或以个人牟利目的，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本网站材料。”

限制藏品图像的无偿商业使用无可厚非，但对非商业用途而言，同样限制重重。可以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部分藏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共享。国内的艺术史研究有一种现象：对某一件作品深入研究的人，通常是该作品收藏机构的研究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研究员在著作中并不讳言自己由于工作的便捷，能时常看到原作，并且能方便地查看故宫收藏的历史文献档案，而能更容易做出研究成果。而非故宫的研究人员不但难睹原作真容，甚至连高清数字图片也难以寻觅，面对有价值的选题只能“望宫墙而兴叹”。

去年，国家博物馆时任副馆长陈履生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中认为“博物馆拍照都很傻”的言论引发热议，陈履生在节目中称：“你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你也傻傻地就拍照，根本拍不着。它那个网上高清像素，连每一个裂纹都能看得清楚，你拍它干吗？”

实际上，数字资源的清晰度并不能满足研究需要是很多博物馆的通病。加州大学罗曼语系教授宋国明对陈履生的言论反驳称：“有些博物馆的藏品图片在其网站以高清大图的方式展览，供艺术爱好者大饱眼福，如纽约大都会的网站，就曾让我怀疑自己是否需要继续在博物馆拍照，因为它的高清图片质量简直太好了。但是回头看国博的官网，以众所周知的国之重器《后母戊大方鼎》为例，看看像这样颜色瘆人、颗粒粗糙的图片，是否真的比自己手机拍的要好。”

21世纪的博物馆数字资源共享，应该像计算机程序的开源那样，让更多开发者拥有使用源代码的权利。这意味着，博物馆除了应该让更多无法到馆参观的人也能看到近似于原作的电子图像以外，更需要开放艺术品数字资源的用途，让更多人在创作、研究和传播等领域使用这些应该全民共享而非官方独享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