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写道：“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永难满足。”这让人心碎，却是不争的事实。生活在一个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人在消费主义层面可谓走在这个星球前沿。

但正如齐格蒙特所写的那样：我们现如今已经拥有的一切，都只能激发更强烈的不满足，要么处于得到前的焦虑，要么是得到后的空虚。从某个角度而言，这很中国。

在2016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张晓武、李政德、欧阳世忠、袁天文以及陈灿荣五位中国摄影师，各自通过镜头从消费主义的层面解读当代中国。

张晓武· 《追欢作乐》

他们也不追求快乐，就是找个事干

美术教师张晓武经常在居住地浙江温州瑞安附近的游乐场里汲取摄影的灵感。和大多数中国城镇不一样，瑞安经济发达，即便是周边的乡镇，诸如塘下镇和飞云镇都已经迈入经济强镇的行列。

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有钱的底层人”，张晓武形容道：“你绝对想象不到，眼前一个拿着锄头准备去种田的人，身家有多少。他种田完全是因为没事干，还保留着农民的生活习惯，我们这边这样的有钱人特别多。但不论他现在有多少钱、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住多豪华的房子，骨子里他都还和以前一样，你琢磨不透他。”

很多人反感这种城乡结合部式的地方，觉得它丑恶而复杂，这些小镇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却和两者都有雷同之处。有意思的是，乡村的淳朴和城市的现代同时在这里遗失，却意外地激发出奇特的生机。

尽管一个地方的气质是由无数因素构成的，但张晓武仍然在这样的庞杂之中找到了出口，那就是当地人的娱乐生活。

张晓武说：“这些乡镇有明显的层次感，经济发展之后，人之间的地位就不一样了，地位不一样娱乐生活就不一样。那些有钱的老板娱乐方式就很西化、很高端，比如打高尔夫，或者赛马。最有钱的那部分人已经开始涉足私人化、定制化的娱乐，然而这种娱乐和娱乐的关系已经不大了，更多的是打造高端社交圈。”

说到这里，张晓武很郁闷，他无论如何都没办法拍摄到最有钱的那群人是如何娱乐消遣的，这让他的作品“不够完整”。众所周知，想要融入这个圈子总归要有权有势，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抱着想要一探究竟的心态介入，无疑是不受欢迎的。

他只好作罢，但要是仔细追究起来，丢失这部分人群并不会影响他作品所要表达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看，普通人的娱乐消遣以及生活境遇要比高端圈子更难以琢磨，更值得探索。

大城市人对着攻略、看着朋友圈的推荐、下载各式各样的App，只为了搞清楚休闲时要玩什么。与城市人的谨慎态度不同，这些小镇上的居民对娱乐休闲的态度完全是漫不经心，“看见什么就玩一下”。就连当地做生意的小贩也是如此，“流行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不把这个当事业，哪有钱赚就去哪，什么赚钱干什么，今年所有人都卖气球，明年就都跑去弄户外卡拉OK”。

张晓武长期围着这些娱乐场所转悠，拍摄了一系列照片，并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追欢作乐”，在他的镜头中，男人带着女儿唱露天卡拉OK，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足以看出他有多么投入；两个“社会人”模样、戴着金链子的男人举着玩具枪玩射击游戏；街头的动感单车上挤满了挥汗如雨的男女老少；父母带着孩子开小型挖掘机，场面混乱不堪；巨大的相框摆在油菜花田中，供人们坐在相框里拍照；一群人围成一个圈，里面有两条无毛黑狗正在殊死搏斗。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照片里笑的人很少？”张晓武突然问了一句。按道理说，这些娱乐场所应该是欢乐的海洋，但他却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我观察过，我拍摄的那些人即使在玩的时候开怀大笑的都不多，好像失去了彻底放松的能力。他们去游乐场玩，不是为了解脱，也不是为了快乐，纯粹就是打发时间。”

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不可否认，一部分人在二三十岁的年纪就已经进入某种诡异的“成熟”状态，没有什么事情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而童心及其所能带来的快乐也早已离他们远去。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心有多么坚硬，只是在这些刚刚开始领略了一点点人生艰辛的人心中，现实已经占据他们绝大部分心灵，没有比赚钱以及赚更多的钱更能让他们为之一振。那些奇思异想和“没用”的消遣只会引发他们的不屑一顾，而对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内心世界不够丰富的人而言，这种情况则尤为明显。贫瘠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难以支持他们在社会面前拥有过剩的童心，因为这么做只会带来坏处。

但如果你以为这些人痛苦不堪，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既不痛苦，也不麻木，甚至比大多数有良好知识背景的人还要快乐。唯一悲哀的是，他们从不为失去童心而懊悔，甚至都不知道它曾经切切实实地存在过，当然也就不会关心它已经离开了。

除此之外，张晓武的作品中还有一个隐秘的主题，那就是粗糙感，尽管这种特质被人诟病连连，但它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自由。

在中国的大部分小城镇里溜达，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莫大的不伦不类感。随处可见拙劣的模仿、不假思索的混搭，以及所有人对此的视而不见，没人在乎他们所处的环境是不是滑稽，更不会为此而暗自神伤。

这是一种不被禁锢的快乐，精益求精的职场精神都放到一边去，没有谁比中国这些小地方的人心态更好：捏了一辈子寿司的小野二郎无非就是患有强迫症、丧失微笑功能的可怜虫；穿着让人觉得是JACK & JONES和Johnnie Walker合体、曾经风靡三线城市的“JACK WALK”牌羽绒服，并不会让他们感觉低人一等；那些丑陋到让人尖叫的葫芦娃雕像和粗制滥造的埃菲尔铁塔仍能让一家老小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不要指望小城镇的居民站在那里挑刺，为这些不成体统的仿制品感到羞愤交加。

这就是中国式快活，它既不会出于强烈的自尊去鄙视抨击那些高贵的东西，也没下定决心模仿彻底，更没有野心创造出让世人交口称赞的物件来。小城镇居民的可爱之处正是出于对传统、体面和细枝末节的浑然不觉，一切不过是嘻嘻哈哈，较什么劲呢，要跟谁较劲呢？

李政德· 《新国人》

一个人底子不够厚，是经不起折腾的

“最吸引我的是，每个阶层就是每个阶层该有的样子，”李政德说道，“民工负责清洁，礼仪负责接待，乐手负责演出，贵宾负责抽奖，名人负责亮相，官员负责致辞，老板负责揭幕，活动外围还有各色人等负责看热闹。”

十年前，李政德在广州做纸媒摄影记者，工作需要，他经常要参加一些“高大上”的场合，豪华楼盘开幕、五星酒店派对、时尚大牌发布会、艺术展览、私人生日聚会等。这些活动冗长而无聊，而且每个环节都得拍到，“大部分时间就是在那等着，实在无聊，我就开始观察周围人都在干什么”。

李政德在《新国人》的作品阐述中写道：“这些权力金钱集中展示的舞台，集中了这个城市中所有阶层的人物，从政界名流到商界翘楚，从艺术家到农民工，从服务生到小白领，从富二代到礼仪小姐，从钢管舞女郎到京剧演员，从寺庙方丈到风水大师……”

当这些毫无干系的人会聚一堂时，荒诞就诞生了。人们济济一堂、推杯换盏，看上去热闹非凡，然而所有人都清楚，他们之间最大的共性就是没有共性，人之间的疏离感也因此产生。“很多人你看着在那里，其实人的心早就跑了。”李政德说道。

《新国人》中的每一个活动现场，都如同缩小版的中国。眉目不清、鱼龙混杂，装扮成鲁迅的演员站在新潮的平衡车上，神情自若，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妥，这让人既兴奋又惶恐。

李政德觉得，他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有的空虚”拍了出来。新春启动大会上表演的员工，穿着军装，高举“自尊”“自立”“承让”“自信”的红色大旗表演节目；某地产公司的通道里挂着仿著名油画《拾穗者》的3D装饰画，而其中的穗子被数张100元人民币替代；客户答谢会上的嘉宾笑容满面，一只手臂搂着椅背、一只手拿着烟，身体倾斜，浑身上下透露着一种正处于人生巅峰成功人士特有的姿态；身穿剪裁不合体的超人经典蓝色连体服的员工举起右臂神情肃穆地宣誓；富二代超级泳池派对上的年轻女孩穿着白色比基尼，正喝着红酒，她的新款苹果手机被塞进了泳裤两侧的系带里，望向镜头的眼神充满疑惑和嘲讽。

拍了无数场活动之后，李政德仍然对一次经历念念不忘。2010年，他拍摄了“世界杰出华人总会”举办的新春启动大会。“一听这名字整个人就傻了，真是太疯狂了。这么厉害的总会，来参加的都是一些小酒店的老板、观光客和农民工。你想想真正杰出的华人会出现在这里吗？怎么也得有李嘉诚或者上过福布斯榜的人吧？”

《新国人》系列体量庞大，李政德拍了整整十年，留下了几千张照片，这些照片让人眼花缭乱，用群魔乱舞来形容毫不为过，人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似乎又没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审慎成了最不合时宜的行为。

在《新国人》系列中，有80%的作品的拍摄地点都在深圳，而这并非偶然。

“深圳比北京更能代表中国，这里都是外来人口，每个人都在争夺自己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一切向钱看。为了这个，所有人都在无休止地折腾，可你要知道一个人要是底子不够厚、底蕴不够深的话，他是经不起折腾的，”李政德说道，“早晚要迷失。”

欧阳世忠· 《新地带·豪宅》

村民急于表达自己眼中什么是美

三十多年前，中国便开始了城镇化进程，这一改变中国的政策至今仍在影响无数人的生活，这种影响不仅仅让人们经济上更富有，更重要的是，它从精神层面改变了人们看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相比内陆更为剧烈、更富有戏剧性。欧阳世忠嗅觉敏锐，在佛山待了没多久，他就鼓捣出《新地带·豪宅》系列，而这组作品，某种程度上则可以被视作中国珠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样本之一。

照片中，一栋栋农民自建的“豪宅”像从土里长出来一样，样貌夸张、土洋结合，看上去既奢华又别扭。

“农民自己盖的豪宅和大城市里的豪宅不一样，大城市里的豪宅都是受过美术教育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而这些房子完全是村民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所以看上去很奇葩。” 欧阳世忠说道。

大批没受过任何美术教育的农民，用自己的想象力打造出了一个个独一无二的梦想家园，偌大的村庄，没有哪两家的楼房是一样的。

“村民急于表达自己眼中什么是美，他们对建筑的外观非常重视，因为这代表了每个家族的对外形象和经济水平，就像一场秀一样。”

袁天文· 《地产》

美轮美奂的沮丧之梦

2005年开始，袁天文正式成为房地产摄影师。和其他摄影门类不同，房地产摄影师的角色更多是服务者而不是创作者，在拍摄过几百个楼盘之后，袁天文用四个字高度概括了房产摄影的特点：“‘美、大、方便’，这就是地产摄影的要求。”

这次连州摄影展中，他的其中一张作品颇具代表性。穿着考究的中年男性，站在欧式风格的顶层阳台上，侧身对着镜头，独自俯瞰整座城市，他的神情严肃又有一些得意，流露出一种成功人士特有的泰然自若。

这件作品同时也是一则房地产广告。可以说，它完全符合房地产摄影所追求的效果。“你买了我的房子，不仅是买了一个房子这么简单，而是买到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上流阶层的生活。”袁天文说道。

从各个角度来看，这则房地产广告都早已不新鲜，因为完全在套路之内。但当煽情的广告文字被剥离掉，以纯粹的摄影作品出现时，这则乏味的广告看上去就不那么简单了。

身为业内人士，袁天文一直有意避开对房地产摄影做出价值判断，但作为艺术家，他还是嗅到了这里面的讽刺感。

“地产摄影表现成功人生，基本都是把成功人士的生活细节展现给大家看，比如草地派对、豪华装修、天伦之乐等场景，”袁天文说道，“但现实生活往往不是这样。”

这些盛大、美轮美奂、宛如人间天堂的房地产摄影，让人看过之后有点沮丧，因为这就是梦想的属性：美好但远在天边。在相当一部分人连普通住宅都买不起的情况下，豪宅广告中所表达出来的物质体验和价值观，和现实世界的距离差了不止几百万。

陈灿荣· 《空房》

放肆的作，悲情的作，不计后果的作

2014年到2015年间，陈灿荣拍摄了一组名为“空房”的摄影作品，他在客人离开酒店后、服务员尚未整理之前进入客房进行拍摄。

陈灿荣很幸运，他自己就是酒店从业人员，而除了这个群体之外，很少有人能一窥这些隐秘的场景。20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客人退房后的房间便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照片中的客房空无一人，却充满了人的痕迹，既混乱又唐突。没人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整个单人沙发斜放在床上，旁边再摆上两个巨大的如装尸袋般的西服套；客人在两个单人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像叠罗汉一样堆砌了7个纸箱；不锈钢笼具里放着一只玩具马；一把椅子被倒着放在床上；缺角的红酒杯放在了床头，内衣、丝袜以及红色的塑料装饰物散落一地，就像刚经历过一场狂欢……

任何人看见这些照片，第一个从脑子里冒出的想法就是“人们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更让人着迷的是，所有这些疑问都得不到解答。

唯一能解释这些超乎常规行为的原因就是，当人们处于一个不需要自己负责、自己收拾的陌生的私密场所中，这个场所便走向了“家”的反面，也就是负责任的反面，不论房间被折腾成何种模样，人们都可以一走了之。而随之而来的就是——作。

在一定程度上，陈灿荣的《空房》系列足以代表2016年连州摄影展的主题——“无乐不作”，这些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酒店客房，恰恰展现了当下中国的一部分属性，那就是“作”，放肆的作，不计后果的作。

而不论是那些在小镇游乐场里打发时光的县城居民、急于表达审美趣味的佛山村民、活动现场中形形色色的国人，还是房产广告中意气风发的成功人士，或者展现人性欲望的酒店客房，都基于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人类的物欲。

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写道：“尽管渔猎者们（澳大利亚、阿里卡拉的原始游牧部落）过着一种绝对的‘贫困’的生活，但真正知道丰盛的仍旧是他们。原始社会的人没有私有财产，也不为物所困。”

对于现代人而言，这段话虽然中肯，但现实早已面目全非。事实上，当今社会已经鲜有人能够逃脱物欲的魔咒，极大的物质丰富带来的是更大的物质贫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还不够好、不够多、不够大，我们已经陷入永无休止的欲壑难填，唯一能阻止这场灾难的，或许就只剩下不空虚的心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