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金士杰刚在厦门演完两场话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立即回台北休息几天，接着又要飞上海，谈一部新电影的合作细节。这是他在北京的经纪人帮他接的一部新戏。他说，据说导演很年轻、很出名，但他不认识，也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而网上已出现了“戏精金士杰加盟某某新作”的新闻稿。

最近五年来，金士杰频频出现在大陆院线的商业大片和偶像剧中。演员阵容中，紧挨着他名字的通常有彭于晏、舒淇、鹿晗、李宇春、贾玲、Angelababy、熊黛林，乃至金城武、梁朝伟、陈奕迅等。也许金士杰也不曾料到，自己在台湾舞台剧插科打诨半辈子，老来突然成为大陆影视界的新晋“网红”。

论颜值和人气，这个花甲之年的“男六号”，乍看只觉是讷讷不能言的瘦老头，绝不会让人联想到票房担当。但金氏戏路就是大巧若拙，举重若轻。这功夫打磨到极致了，稍微一露，就已让人目眩。

在《绣春刀》里，金士杰凭借大反派魏忠贤一角，获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在《一代宗师》里，他出演代表武林旧势力、不阴不阳的五爷，一记冷眼已让观众看得小心肝发颤，留下深刻印象；《剩者为王》中，他扮演舒淇所饰角色的父亲，长达三分钟的独白，被网友泪赞“连眉毛都是戏”。

于是，金士杰成了各导演编剧的卡司名单中的必备“佐料”——戏份不需多，三五分钟一镜到底，就足以引爆整部剧的高潮。

出于配合宣传，金士杰需要接受各种采访、上综艺节目，电视上他总是笑得略显尴尬的样子，“永远不习惯”。

网上相传，他这么拼命，是为一对稚儿“挣奶粉钱”。他的回答不假思索——“不然还是什么？”

以前的金士杰，对片子挑剔得可怕，就算给钱也不愿意碰电视。他说这是剧场人的习惯，习惯低调，习惯某种小众文化。“拉我来演那个偶像剧的爸爸，我光站在那里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这位被赖声川称作“台湾现代剧场开拓者及代表人物”的戏剧大师，本色到底还是没变。“两块幕”的后台，也是他的人生舞台，他正在诠释着为人夫、为人父的全新角色。

“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道一旦同就同。我是单身汉，我行我素；一旦有妻有小，我该学开车就学开车，该赚钱就赚钱，讨价还价的时候一点都不留情。不行，我要这个钱，脸不红气不喘。”他说。

对生命的悲观，其实证明了他对生命的极度热爱。

金士杰的人生拐点发生在2011年5月。一对龙凤胎，随着话剧新作《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一同走入他的生命。

27岁踏上话剧舞台，46岁方找到挚爱，57岁结束不婚主义，大半生“不走寻常路”的金士杰，从60岁开始回归寻常人的轨道：为一双稚儿正经赚钱。

新生命的降临，是金士杰生命中从不相信到相信的一件人生大事，他感慨：“我在想他们是谁？就像有一天上帝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一定不会跟他握手，说：‘你好，我等你很久了！’”金士杰的父亲、孩子们的爷爷，当时一直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这是金家唯一的下一代，是老人藏不住的喜悦，是一种“感伤的、很强烈的高兴”。

双胞胎哥哥叫邦行，晚一分钟诞生的妹妹叫邦予。“邦”是族谱规定的，而“行”和“予”，取名理由绝对让人意想不到。“因为笔画少，写字比较快，以后被老师罚写名字时不用写那么累。”金士杰妻子涂谷苹认真地说。这对年龄相差25岁的夫妻，性格中都有异常可爱的一面。

为了妻儿，倔强叛逆了半辈子的金士杰甘心“认怂”。他放弃了几十年来引以为豪的“中等偏慢”的生活速度，开始学开车接送孩子，开始用手机与家人保持联系。从前他不喜欢穿新衣服，但现在衣柜里一半都是新衣服，那是妻子为他准备的。

他把自己现在的状态形容为“人模人样”，说是“老婆逼的”。因为妻子时常跟他讲，孩子渐渐大了，不要太过于使孩子觉得像跟爷爷在一起，要让他们觉得爸爸很有力气陪他们玩，不是很好吗？穿得太邋遢、太艺术家、太反群体，会不会也是另外的一种招摇？

事实上，不需要妻子的劝解，频频发作的腰椎间盘突出，也提醒着他，岁月在那里。他知道，演员和剧场的工作没有任何退休金和养老保障，而自己可能在孩子20岁时就离开了，又或许更早。他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孩子们的生命，支持他们做一些事情。说起这些甜蜜的负担，金士杰带着孩子气地扁扁嘴，说：“穿新衣服永远不舒服，但我逆来顺受。”

身边的朋友都感慨，老天爷实在太厚待金士杰了，知道他喜欢观察人，就送给他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让他们从最初就成为他的观察样本。

而新晋奶爸也毫不客气地把孩子称作“两只大白老鼠”，使出数十年积累的戏剧本领彩衣娱子。眼前，孩子们被他逗得一愣一愣；背后，他从生命原初的反应，反思人类与戏剧的本质。

“我年轻的时候，大半时间主张不婚不生，对生命本质的看法比较悲观，其实证明了一件事情：我是热爱生命的。我极喜欢它，喜欢得要命。可也因为这样，会患得患失。当然后来娶妻也生子了。我很高兴看到一个笑得要死、赞叹有加的自己，可我心中也还是存在另外一个悲观的、生命何其短暂的声音，存在许多死角，也同时在观看这件事情。”

那个在眷村长大的小孩，一个人望着头顶星空漫无边际地思考。

65岁而已，现在谈人生落幕，对金士杰来说还尚早。家中百岁父母的健在，让他的生命图幅显得比一般人更广阔。

金士杰的父亲金英今年101岁，母亲95岁，两人至今仍住在屏东东港镇的共和新村，身体硬朗，平日还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回家自己下厨。

每年12月1日，金爸爸都坚持从台湾最南部的屏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赶到台北，只为吃一顿饭，一顿空军官校第八期毕业纪念日的聚餐。敬酒时，老人总会说：“第一杯敬抗战牺牲的老大哥们，你们先走了，但你们还是幸运……”

父亲从未对儿子提起自己抗战时期的经历。他是如何走上航空之路的，又为什么说牺牲的反而是幸运？带着疑问，也作为送给爸爸百岁生日的礼物，金士杰参加了央视寻根真人秀《客从何处来》的录制。

节目组把金士杰带到了当年父亲工作的地方，坐在父亲坐过的树下，行走在父亲开过飞机的步道上，金士杰觉得自己好像从时间洪流里拉回了什么：“我好像坐上一个时光机器，让时光逆流，我重新站在年轻的父母亲的身边，看着他们当年的每个动作，每个身影，流过的汗，闻过的空气，吹过的风，晒的太阳。”

他兴冲冲地告诉编导，自己刚上了父亲当年用过的厕所，“深有快感”。从拉合尔回来后，金士杰用在那里买的圆珠笔给父亲写了一张卡片。

在路上，金士杰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在台湾南部屏东眷村长大的小孩，一个人望着头顶的星空，漫无边际地思考。

因为母亲的信仰，金士杰从小就跟着她出入教堂。“永生”“死亡”“地狱”这一类的字眼，在他脑袋瓜里面飞来飞去。“对我来说这是很有意义的，我的所作所为大概都是从这个点出发的，对死亡的一种在乎。”

少年时代，他喜欢跑到海边的乱葬岗上去看书，“风吹过来，所有的骨头坐在我下面，我把这里当成比咖啡馆还有情调的地方，看书那个字字句句特别清”。他认为，这件事带来的美感和自我享受远超过害怕的情绪。

当兵岁月里，他也身穿军装，拿一把枪天天出操，想象自己在打仗。无论什么年代，死亡课题都很残酷。“杀人以及被杀，刀子进去的那一刹，你不知道他是谁，但他也跟你一样，有父母亲，有一大堆日记本在家里。可是那一秒钟容不得你思考，刀就进去了，因为你不进他就进来了。”

金士杰后来选择去读畜牧专业，负责猪的日常喂养，给猪打针吃药，送它们去屠宰场，他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对很多残缺不全的小猪实施“安乐死”。他试了各种方法来让它们死得更好。但有一个荒谬的画面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某天，处理完小猪的时候，太阳落在台湾南部嘉南平原上，天是红的，一个年轻人在自言自语，身上带着一些血腥。

金氏剧场美学是一种“战栗的、黑色的死之美学”，因为“死是快乐最夸张的形式”。

作为编剧和导演的金士杰，选择了死亡为母题，用一部部作品来回答他少年时代坐在乱葬岗上一直躲避但又不能过去的困惑与思考：死生、虚实、真假与自我。

27岁，他在仓库当管理员，利用业余时间写下人生中第一部话剧剧本《演出》，呈现的是舞台剧演员演出前的状态。演员们站在幕布旁边等着，互相耳语，一个人问：“你准备好了吗？”另一个人点头。旁边有音效说 OK，灯光说 OK，导演说好，那我们开始。这时就听见锣响三声，灯光亮起，幕布拉开，演员登场，故事开演了——至此，这个剧本也演到了最后一幕。

从一开始，金士杰对生命的观察视角就宛如魔幻主义。相较于生命的巅峰状态，他更享受开始前的挣扎、辛苦、爬坡、寂寞的状态。

1986年的《家家酒》，剧名听来像喜剧小品，说的却是个很不轻松的故事：11个读小学时的死党在将要跨入而立之年时重新聚首，本来是试图重温儿时美梦，却在最后一场酒神的狂欢中，个子最小最怪异的男生玩猜拳输了，就依照同学的戏言去上吊了……

在此剧当年首演的座谈中，台湾资深小剧场工作者王墨林谈金士杰的剧场美学，称之为一种“战栗的、黑色的死之美学”。而金士杰的回答是：死是快乐最夸张的形式。

1989年的《萤火》，他写一个傻子误闯入地下陵墓，也闯入了在其中封闭多年的老者的回忆与梦境，分享着也侵扰着，最后一场熊熊大火烧死了老人，烧掉了废墟中的梦境。

这个剧本以傻子家新添一个初生的小女娃作结，带着一种恶之华般沉迷的不祥。一如金士杰自己所述，“惨近乎美，恶近乎魔”。

他坦承：“有时我都不觉得我在写剧本，剧场也好，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在街头帮人家缝鞋子也好，我觉得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寻找跟天地相处的方式，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把葬礼办成夜店party？死了都要笑。

在厦门闽南大戏院的后台化妆间，金士杰聊起了他最近的一个梦。

他梦见了余大任——一位老朋友、台湾果陀剧场大陆运营长。他们俩在聊天，老友面色红润，形象极好。金士杰心里纳闷，前几天刚在病房探望过的老余，身体还是浮肿的，怎么就好了？也没让我们知道？老余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说：对对，就好了，医生做的。两人谈笑风生，非常轻松。

金士杰笑着从梦里醒来，然后起床洗漱，打理好着装，出门去参加余大任的葬礼。仪式上，他私下跟一两个朋友分享了这个有趣的梦。

近年来，金士杰参加葬礼的次数逐年频繁。大多数时候，他会躲避这种“party”。他觉得一群人凑在一起，总会出现一些“演”的行为，例如哭天喊地、悲恸欲绝。他的宗旨是，“我们不要让将要远行的人尴尬”。

他也有过欢愉的葬礼体验。那是他在台北的一位音乐家朋友，年纪和他相当。他们讲好了，等那天来了，不准哭，不准穿黑色，反而要穿得尽可能花哨，要去吃饭、喝酒、跳舞。那天，大家真的都做到了。他们听着极炫丽时尚的音乐，一边喝酒一边回忆着这位老友，当然有几个人“穿帮”，讲着讲着就悲从中来。“party”结束的回家路上，金士杰在想：“今天是葬礼？好像有点从夜店回来的感觉。其实好舒服。”

逛墓地、看墓碑，是金士杰的旅行乐趣之一。在一个有点阴郁的下午，他在巴黎某墓园里散步，不远处一尊胖嘟嘟的雕像打破了他心中的文艺氛围——怎么会在这里出现一个荒唐滑稽的胖子？他走近一看，原来墓主人生前是个喜剧演员。他当下就被逗笑了。对此行径，他心生向往。

如果墓志铭是一个人讲最后一个故事的机会，金士杰说，他会写一个笑话。他说这是他对人世间最后、最大的祝福，“对我而言，生活是一出悲剧，所以无比向往喜剧”。

对于告别，金士杰比较欣赏自己在舞台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中所饰演的渐冻患者莫利教授的“老顽童”态度。这部话剧在两岸三地上演了近200场，金士杰也“死”了近200回。他说，每次上台演出前，他都会给自己一个题目：把死亡再形容一下。

剧中，莫利为自己办了一场葬礼，邀请了邻居好友来参加，请他们讲述心目中的自己，有赞美，有嘲笑，甚至还有挖苦。还在世的老教授想象着自己在天上听到这些，感到幸福极了。

当学生米奇抱憾地说，“这么好玩太可惜了，我竟然错过这一个葬礼”，教授答的一句台词总能把观众逗乐：“没关系，你可以参加下一次。”

（感谢《客从何处来》节目编导谢琳女士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