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是颜银山家的大日子。这一天，有人要上他家来还钱，有人要上他家来借钱。去年，也是在他家，同组近10户人家，每户借了6500元，月息8‰，一年之后，连本带利要还7124元。其实，这些钱并不是颜银山家的，而是“村寨银行”的，他家只是个场地，他只是个会计。其实，“村寨银行”并不是个实体银行，本质上是个“村寨发展基金”，颜银山也不是会计，就是个读过中学的农民，被同村人选为当“会计”。

按“村寨银行”的规矩，钱不在任何人家过夜，这边还上来，那边又借给下一批——也是约10户人家。两年前，云南省玉龙县河源村牛住山组的“村寨银行”成立，村民以户为单位，自愿加入。“银行”的本金按1:1的方式组成，即每户出1000元，优科豪马橡胶有限公司就出1000元。出了钱的人家通过抓阄的办法，分成三批，每批差不多是10户。第一批平均分配“银行”的本金，第二年连本带利归还；到了第二年，所有的利息又滚入本金，再次平均借给第二批。

为了保证还钱，村民们自己讨论出了一个点子：拿林权证作抵押。借钱的时候交给一个由大家选出来的人保管，还钱的时候取回来，并且“会计”和“保管”不能是同一个人，这两个人每隔三年要重新选一次。

邓仪，北京三生环境与发展研究院项目总监，刻意地退在村民们的身后，站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作为公益组织代表，他和同事轮流参与每个组的“村寨银行”的还款借款，但都是只到场，不碰钱，少发言，甚至不发言。

截至目前，河源村14个组已经有9个组建立了村寨银行，共有203户村民参与，占全村家庭的42%，基本解决了村民简单再生产链条断裂所需的资金。

三年前，河源村人均年收入为650元。因为砍树，村民间经常火拼。

2009年年底，邓仪第一次来河源村考察。村委会给了他一个数据，附带说了一件旧闻。当时，河源村人均年收入为650元。而因为砍树，他们与邻村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斗。某次，两村几百号人拿着砍刀和猎枪在山头火并，赶来调解的副县长实在没办法，向天空开了两枪示警，事后，被撤职，理由是“拿枪口对着人民群众”，从此，盗伐林木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出来管的人越来越少。

“既然别的村都来偷来砍，我们自己也跟着砍。” 新房组村民李玉坤说。李玉坤，40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双眼小却十分有神。他自称是村里的砍树能手，隔三差五就上山砍棵树卖掉，有人来收时，一天能砍百八十棵，“3米高的卖5块，10米高的卖20块，比种地来钱快”。

在河源，历来的说法都是“山富民穷”。自李玉坤爷爷那辈起，就是靠山吃山，以砍树为职业。“过去，只是自家盖房子和维持基本的营生，砍不了多少，后来木材公司多了，就乱了。”李玉坤摇着头，表情透着无奈，“自家的指标用完了就只能偷着砍，不管是谁的。护林员也管不了，管了可能被打；如果发现护林员看守的林地被盗伐，他的补贴就没了，所以，有时他们还会掩盖砍树的痕迹。”

第一次走访，邓仪的结论是，河源村最缺的不是环保意识，而是钱。要让他们停止砍树，只能先帮助他们找到替代砍树赚钱的出路。

2010年9月，邓仪再次来到河源村，且找来了出资者——优科豪马。2007年起，这家企业在旗下的工厂开展了“千年之林”植树活动。与一般的植树不同，他们挑选最适合当地原生土和气候环境的树种，自己培育树苗，再把不同品种的树苗密集地种在一起，任其相互竞争。事实证明，这样的树林虽然不太美观，生命力却很顽强，异常茂盛。这个方法，最早的发明者是日本生态学家宫胁昭。

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曾引发多处火灾。事后，人们发现受火灾影响最小的竟然是寺庙。究其原因，日本的寺庙四周通常都有一圈树林。除了净化空气，树林还有阻挡火灾的作用。从此，日本便更重视植树。“也因此，我们对保护原始森林的项目很有兴趣。”优科豪马董事长田中孝一说。

公益组织提供一笔钱，让村民出去看，出去学，具体做什么项目，由村民自己决定。

第一次面对村民时，邓仪说得很简单。他反复强调，与其他组织相比，他做项目的原则是不把自己或者公益组织的意志强加给村民，一切由村民自己选择，自己做主。

他说，他能够提供一笔钱，帮助村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具体做什么项目，他也不知道，不过，他可以出钱让村民代表出去看，出去学。

他提议，每个组选出一个代表，组成一个考察团。代表要符合三个要求：第一，不吹牛，不撒谎；第二，有一定的文化，能把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第三，有一定的口才，回来后，能把这段经历和感受向村民们“整”清楚。如果“整”不清楚，就得自己把“三生”掏的钱补上。

那次的选举结果十分有趣：选出来的14个代表，13个是小组长，只有大麦地组选出来的是个农民——朱桥云。朱桥云，也是40来岁，或许因为既干过传销，也包过工程，穿着和举止都比当地农民显得精明些。

朱桥云承认，最初，他并没把邓仪和他说的项目当回事。河源村不是第一次来公益组织了，村民响应号召，种过中药，种过芥末，都不了了之。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对策：“老子反正不吃亏。要让我们种东西，先交土地的押金，每亩500—800块，种出来，卖出去再说。”

事实上，那时，大多数代表的心态都跟朱桥云类似，他们一度询问，参加考察团的人有没有误工费？邓仪不得不重新申明，没有！“三生”管吃管住管车费，但不管烟不管酒。

那是一次奇妙的考察。一半以上的人没去过昆明，所有人对要去的地方——贵州黔西古胜村没有概念。出门时，每人都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行李随处堆放，不知疲倦地笑着嚷着，全当是一次免费旅游。可一进村，村民代表都认真起来。分散住在各家各户，跟着当地农民同吃同劳动，自发地进行交流。随后，又在村边的一个农家乐集中住了几天，分享彼此在村里的见闻、感受和疑问。

回来后，出门的14个人就像一小把石子洒落在14个组，或大或小地泛起涟漪。用邓仪的话说，吵了足足两个月。为什么吵？刚开始，没去的村民的心态是听故事，很好奇；当听说了超出他们经验范畴的事情，就开始起哄，说去的人在瞎扯，去的人不甘示弱，拍着胸脯，说出更多细节，这样往往会换来两种结果：要么起哄的声音变小了，要么不相信的人反而更多了。

每一次会议，邓仪和同事都会列席。他们的作用是协调或煽风点火，却不帮任何一方说话。当村民们吵得面红脖子粗的时候，他们会劝解，“好好说，别吵架”或者“今天先到这里，下回再说”；当分享者没表达清楚的时候，他们会提醒，“某某地方你是不是忘了说？”，推动分享会的目的在于启发村民们自己想项目。

村民李玉坤创造性地把“村寨银行”和封山护林捆绑到了一起，在全村项目竞争大会上得了第一名。

村民们都知道“三生”手里有钱，所以积极性很高，14个组都想分一杯羹；但一早“三生”也表明了态度：四不给钱。破坏环境的不给；不可持续发展的不给；私人不出钱的不给；项目落在一家一户的不给。

“不管什么项目，如果老百姓自己不出钱，他们就不会当成自己的事情，就不会上心。”邓仪称这一模式为“内生”，除了项目由村民自主发生，还应当由村民自行运作，可持续。

回来后，李玉坤写了一篇近4000字的心得体会，他打算把古胜村的“村寨银行”搬来新房组，还特别有创造性地把“村寨银行”和封山护林捆绑到了一起，即要加入“村寨银行”，就得承担生态保护区内的保护义务，一旦违反，自己出资的1000元就得没收，并且3年内不得从“村寨银行”贷款。而如果盗伐者没有加入“村寨银行”，则将在其自留山上砍还5倍以上林木。

邓仪说，对于村民代表考察完古胜村有何收获，会学来什么，他并没有把握；更没料到李玉坤那么聪明，能想出这种联动的点子。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李玉坤召集全组人开会。他的提议首先需要本组人全体通过，才能向公益组织申报，然后与其他组的项目共同PK，最终选出6个项目，获得资金支持。

当他阐释完，村民们首先是沉默。他知道，大家心存疑虑。过去，曾有人来推销化肥，村民们把钱交上去，结果，化肥没见着，钱也被卷跑了。于是，他又讲了一遍，这时有人站起来问，有人不还钱怎么办？立刻，大家纷纷附和。李玉坤说，这笔钱，家家有份，一户人不还就得罪了其余29户，大家一起去追，一定能追回来。

这样的会议，新房组开了好几次，终于统一了思想。2010年11月底，14个组向“三生”共提交了20个项目，有人要修路，有人要养蜂，有人要发展沼气……14个组的村民代表加村委会干部组成评委，现场给每个项目打分，不靠谱的被废掉，优胜者拿钱。此后，河源村每年都依照此程序进行一次项目竞争大会。

为了保证还款，村民的点子有的让人啼笑皆非，却不得不佩服民间的智慧。

李玉坤的项目得了第一名，被逐步向每个小组推广。为了保证还款，不同组的村民又想出了不同的点子，有的让人啼笑皆非，却不得不佩服民间的智慧：某组规定，“如果有人不还款，其他人就一起去他家上房揭瓦，如果有人碍于情面不去，就得交罚款50元”。另一组规定，“如果有人不还款，其他人就一起去他家吃喝，直到还款为止”。也有一组规定，“如果有人不还款，全村人断绝与他家的红白喜事”。

对于这些惩罚措施，邓仪和同事从来不评价，但效果很好。两年来，尚未出现一例不还或者迟还的。其中一户借了6000多元，一直没用，在箱底压了一年，时间一到，也连本带利还了回来。“我最喜欢这个例子。借钱是他的权利，如何使用，甚至不使用同样是他的权利，只要能按时按量还款，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邓仪说，他追求的是制度的公平，而非具体某个人的公平，更不想扮演上帝，主持公平。

随着项目的推进，村民和“三生”都在成长。村民自己意识到，“上房揭瓦”其实是违法行为，于是就改为以林权证或者粮食补贴证作抵押。而“三生”也学了一招——互利制衡。大麦地组想修路，却没钱。于是“三生”承诺，只要全组村民签封山护林协议，“三生”就出钱。

这让朱桥云很兴奋，挨家挨户做工作，可村里的大户——柳二，曾跟他打过架，结过仇。为了化解矛盾，达成一致，他颇费心思地在柳二家安排了一次现场会。县乡两级干部和来自北京、昆明的专家来河源村考察生态旅游，需要一个歇脚的地方。在农村，这是莫大的光荣。过去，这类会一般都安排在朱桥云家，这次他把机会让给了“仇人”。“必须把结解开，否则，小组就分裂了，公关管理就没有了，今后开展什么项目都不可能，影响的是大家的利益。”朱桥云说得轻描淡写。

2011年5月，河源生态合作社成立。通过公选，李玉坤和朱桥云分别担任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目前，合作社已经开展蜂蜜、天麻和虫草项目，借助各种联动所保护的森林面积达45370亩。“其实，‘三生’给的钱很少，不够用，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学会了自己立制度，有了制度，今后修路也好，种东西也好，不管做什么，都办得成。”尽管有困难，李玉坤对于未来仍充满希望。邓仪微笑着听着从他们嘴里不时地蹦出“公共管理”、“制度”、“选举”这些词，他说：“当合作社有了一定的公共积累，形成了成熟的制度，并能自主运转时，就是‘三生’该撤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