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 建设性的破坏，改善社会形态
在马云眼里，有三种人：“生意人创造钱；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为社会承担责任。企业家应该为社会创造环境。”
王石 不识时务的意见领袖
王石并不是天生的意见领袖，因为他太不驯服。而要做意见领袖，光有“正确”是不行的，公众还会要求你“驯服”。
文/昆鸟
对于王石，即使你不知道他的万科，不知道他登珠穆朗玛峰，也会知道他的“婚变”传闻。王石的行为总是透着不驯，尽管这种不驯总在不断构成对公众的冒犯，但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一直是那样：干自己该干的，说自己想说的。
中国的房地产业形象在很多人眼中逐渐变灰的时候，王石的万科看起来却走得一路阳光。然而，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捐款门”事件，严肃地教训过王石。人们觉得，捐款200万对万科来说太少了，而员工捐款不超过10块的规定更是冲撞了公众的情感。一时间举国声讨，舆论危机之下，不但万科捐了1亿，还逼得王石出来道歉，又几度入川，拼命找补。董事会规定的“单笔捐款的最大额度”保护不了王石，而即使最后捐了1亿，也难免会有事后补救之嫌。企业慈善和表忠、炒作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又何时厘清过呢？
站在股东权益的立场上捐200万，王石没有做错；而在对员工捐款数额的说辞上，王石太像个大家长。企业管理者应该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当然，更要对消费者负责，所以王石说他更关心万科产品的抗震能力。把企业做好，本身就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然而，这让他站在了“民意”的对面，甚至看起来有点像挑衅。而王石真正要对抗的，也许是摊派性慈善，甚至是摊派的道义。
王石面对公众时的言论，其实一直在国人喜闻乐见的套路里——常常励志，间或鸡汤。在面向公众时，励志与鸡汤往往是最安全的言论。谁不想成功？又有谁的内心不需要一点暖意呢？但即使励志与鸡汤，也会在非黑即白的强力解读之下变味。谁让这么多人都在煲鸡汤呢？在2012年下半年出版的《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中，王石建议人们不要都想着住大房子，但其措辞再次招来一片谩骂。因为他说的是“中国人没资格住大房子”。在这本书里，王石还教人学着“放下”。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手里啥也没有，心里空空荡荡，放下什么？怎么放？
对此，王石自然有自己的解释。建筑用地越来越少，又有那么多人进城，都住大房子怎么住得下。这难道不是现实？但不想，王石再次开罪了公众。你们这些富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住大房子就有资格，为什么我们没资格？中国令人提心吊胆的基尼系数，要求富人说话必须收着点。
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话语。各种对立被中国泛政治化的传播环境扭曲和放大，群体极化效应不断逼着人站队，轻易地给一条言论贴上派性标签。在已经不容回避的“思想内战”迅速尖锐化的情势下，很多人都面临着被定性、被划拨的压力，被逼着作出选择。作为公众人物的富人，想不选更难。就像科恩兄弟的电影《老无所依》里的变态杀手对路边小店老板说的：“你必须猜。”但硬币只有两面，只能二选一。
以前的王石，是做事做运动，把各种论争都挂得高高的。而就在最近，开始有人指认王石正往意见领袖的路线靠拢，王石开始说大事，讲政治了。有人说，这是王石在主动寻找战友，如果是这样，那他不也是在树敌吗？王石一向爱冒险，玩登山、玩滑翔是身体冒险，当意见领袖则不啻为一种立场冒险。
王石说过自己“无意当意见领袖”，因为自己本身就在利益冲突之中，心里想得更多的是万科。在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他选择企业的利益。对企业家来说，做像样的企业家，就是个像个人样的人。
从性格上说，王石也并不是天生的意见领袖，因为他太不驯服。而要做意见领袖，光有“正确”是不行的，公众还会要求你“驯服”。而是否“一贯驯服”则是检验你忠实度的标准，最起码，你的价值观要与众人绑定。而王石愿不愿意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们还猜不着。
王瑛 推动社会进步践行者
当你身处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有力量的人发现世界，有余力的人帮别人发现自己。
文/杨杨
管理着一家投资基金公司的王瑛，最近一次引起小规模哗然，是她发布的“退出正和岛”声明。
“正和岛”一直以“不公开的企业家社交平台”为人所知，王瑛是第一批付费用户。她是“世纪中国”网站创办人，担任过3年《东方》杂志社长，做过20余年企业高管，上世纪80年代，她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辞职下海。
作为这个圈子里比例不高的女企业家，她的确有着女性特有的九曲柔肠：她虽不畏忌自保，其言论却会牵累正和岛；然而，当她意识到自己在岛内分散的部落里推广的“自主投票”尝试被解读为“热衷政治”，她愤怒了，不愿容忍在她看来带有歧视性的“在商言商”论。于是，她认真书写了一份声明，一半解释为什么退岛，一半解释为什么要发这个声明。
她崇尚做灵魂自由、人格独立的人，在公共生活空间里做人、做喜欢的事以及和喜欢的人们发生关联。当回归常识变成了危险，她就想反问这个病了的社会。她声线柔和，却掷地有声：这种蔓延的恐惧到了何种地步？个人的自由意志在群体中就会消解？我不认。要跪着活着？我不干。
现已年逾花甲的王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渐渐准备移交的公司管理工作，她数一数，数出来自己这几年主要做了三件事：打造起“弘爱人文阅读推广中心”并担任理事长、为阿拉善“劲草同行”项目担任导师、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
“弘爱人文阅读”在2013年6月刚刚拿到了NGO资质，在此之前，他们就已开始举办阅读推广活动。缘起是2012年1月，被北大教授钱理群誉为“一位堪称教育家的人”的马小平老师去世，媒体上介绍了马小平的故事以及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打动的王瑛决定和钱理群一起“寻找活着的马小平”，从“推广阅读”开始实践马小平的“人文素质教育”。
阿拉善每年有70%的经费用来扶持更小的NGO，“劲草同行”项目即是其中之一，将历时13年对15家NGO结对辅导。作为导师团成员之一，王瑛要用3年负责其中3家NGO的辅导工作。这将花去她的不少时间，比如要飞赴外地，比如和NGO负责人一谈就是一下午。她有主张，不抱怨，不认为这是给予，亲历亲为其实是为了完善自己。
“罗伯特议事规则”在王瑛看来是建构组织、解决争议的好工具。她更看重的，是它对企业家的用途：“我觉得这个阶层的自我启蒙、自我训练和自我成长已经成为时代新的一个课题，承担历史责任的一种方式。”
对于转型的现实，她看得很透彻：“我们一定要为未来准备好提供条件和支持。”她也不提倡冒进：“变化需要社会更充分的发育——这件事急不得，可能时间要远远长过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只管一点点去做。”
作为80年代思潮的亲历者，王瑛始终怀抱一份理想主义的激情——她和她同时代的朋友认定自己对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前途负有责任和义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仿佛是他们天然的职责。
作为资深投资人，她的公司也随着移动互联网热潮而调整了业务结构。对于这一炙手可热的领域，有人看见蓝海，有人看见可预期的股份兑换，王瑛则看见更多“人”的可能：“每一个独立、健康、积极的人在移动互联、物联、云和大数据架构起来的生活空间里，建立起平行、开放、共享、互济的崭新关系，走向自由人的自治与联合。”
她自己，则令人们看见另一种可能：当你身处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有力量的人发现世界，有余力的人帮别人发现自己。
罗红 生意是谋生，理想是谋命
罗红是最早跳出财富陷阱的“富一代”，他深知财富仅仅是追求理想的工具，他告诉富人们如何用金钱活得更有价值。
文/宋诗婷
有三个罗红：好利来总裁罗红，摄影师罗红，“气候英雄”罗红。
1988年，21岁的罗红放下相机，在故乡四川雅安开张了第一家蛋糕店。1992年，他孤身进兰州，做了第一个200平方米的“好利来蛋糕世界”。到今天，好利来已经在全国60多个城市拥有800多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超10亿。
中国的“富一代”穷怕过，多数人一辈子守着苦心经营的事业，热衷于看财富如滚雪球般增长。罗红坐拥亿万资产后，又最早跳出财富陷阱。
能够尽情享受生活的唯一方法是放权。“一个成功企业家，20%的时间用来经营企业，80%用来生活”，罗红一步步削弱好利来对他的个人依赖。他不过问公司大小事宜，三聚氰胺事件时，他甚至不知道好利来的奶源来自和蒙牛毫无瓜葛的雀巢公司。
1996年，王石还没有开始登山，罗红已经把相机带进了西部无人区。“财富只有当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帮助我们实现梦想时，才最有意义。”在罗红眼中，财富是手段，不是目的。
从17岁拿到第一本摄影画册起，罗红就觉得摄影将与他相伴一生。12年间，他扛着长枪短炮，租用每小时2000美元的直升飞机，十几次出入非洲，足迹远至南北极。他在纳库鲁湖畔拍摄火烈鸟，在南极等待企鹅，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俯拍长颈鹿……
2006年，罗红作为摄影师的名气超过了企业家的名头。这一年，罗红的作品在联合国展出，他成了在联合国办摄影展的第一个中国人，作品被外国媒体誉为“非洲大地的史诗”。
如今，罗红只想躲在相机后捕捉万物之美。
做公益搞慈善是企业家标配，罗红也做公益，路径却和常人不同。他的爱心源于“好摄之徒”的“私心”：纳库鲁湖的干旱和水污染让罗红为即将消逝的群鸟之美揪心，当即承诺5年内捐献1000万作为湖泊治理和生态保护基金。联合国第一个个人环保基金“罗红环保基金”诞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选他为全球“气候英雄”。
哪种生活是幸福的？答案是，能在几种生活方式中随心转换的生活。生意给了罗红转换的资本，梦想给了他转换的动力。
李连杰 从“执我为唯一”到“天下为一”
“人有一点是平等的：我们都有生，终有一天，也都会离开。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名、利、权，都要放下，回馈给社会和子孙后代。”
文/刘屹
空、无相、无愿的三三昧，是佛法所讲的“通往解脱之道的三种法门”。1982年的电影《少林寺》令李连杰成名，也是他的第一次解脱。
二八年华，李连杰已是全国武术比赛个人全能“五连冠”。名不够，他还要利，但体制内运动员不能自由地接商业片。1982年《少林寺》拍完，他曾想把自己的腿掰断。整天想，终有一天训练时摔断了腿。7个小时的手术，断了他的运动员生涯，那时他的财富已有10万元。
人生如戏，他的戏框在银屏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来回忙活。34岁，他参悟佛学，第一次从“我执”中解脱，去追求幸福本身。他说：“只有把自己的物质欲望减到最低，才能得到最大的快乐。”
2004年，李连杰经历苏门答腊岛的强震与海啸。当海水没过他下巴时，他明白，人的肉体是多么地渺小，精神世界的大小却是无法估量的。他有了做慈善事业的念头。“很多人觉得人生来不平等。他是CEO，我是老百姓，怎么平等？”李连杰说，“但是有一点是平等的：我们都有生，终有一天，也都会离开。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你愿不愿意，名、利、权，都要放下，回馈给社会和子孙后代。”
银幕里昂首挺胸的李连杰，在现实社会里为“壹基金”谦卑起来。他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首映式上频频弯腰、打断他人、恳求再多让自己讲几分钟，让台上几个经验丰富的主持人都无所适从。他出现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时，当场被质疑：企业领袖的会，怎能让一个明星来吆喝？他去各地分享慈善心得，常有人要求他现场“来一段武术”。李连杰放下了所谓的明星身段，但大家却不肯放下对他明星身份的期待。他想认真做事，却总被娱乐，甚至被称为戏子。
国人自古排斥禁榷制度，对“壹基金”身份的质疑颇大。“壹基金”成立初始，挂靠红十字会门下，捐款要进入红十字会的总账，被指为“红会公关部”。有人说李连杰是作秀，面对如此质疑，李连杰说起曾饰演的霍元甲：“人们说他是东亚病夫，并不可怕，要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病。如果有病，要感谢他人提醒自己是一个病夫；如果没病，东亚病夫也不过是一个笑话。”
“壹基金”在雅安地震中向公众募得捐款逾3亿，与这个庞大的数字相比，李连杰更为看重的，是托起数字的这些人——297万人——通过“壹基金”捐款。他觉得，财富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信念是最重要的。光靠国家、靠企业是不能改变贫富的，他希望人人都有精神的小康。
李连杰希望“李连杰”这三个字淡出壹基金。他说自己“是全球最大的乞丐，祈求67亿人心中都拥有善良、责任和爱”。在他看来，做公益的道理很简单，一只手拿来，另一只手则理当付出。他曾拒演《黑客帝国》去陪夫人待产，他觉得，这部片子没有了李连杰，仍然会是很成功的电影。现在他说：“如果壹基金不再需要我这个开拓者了，说明它走向了精准运作的正轨。”
在一次“APEC未来之声”交流会上，有台湾学生站起来，讲述他们在台风来袭时的所作所为：“我们投入了很多，搬很重的东西，脚踩在了泥巴里……我们青年人尽了他们的责任。”李连杰认真地听完，严肃中含着一丝微笑。“你帮妈妈干活的时候，肯定不会激动地说‘我做饭啦’、‘我洗衣服啦’。”他大声说，手势夸张，“你用的单词都是‘付出’，当你不再说‘脚踩在泥巴里’这类话的时候，当你把这些‘包装’都打掉的时候，你将会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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