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霓虹灯在香港突然消失，还会不会有类似作家刘以鬯在《酒徒》里这些“光照雨滴，色穿雨点”的文字？这些构筑起关于香港城市想象的玻璃管，映照着繁华，传递着城市人的欲望——或者它自身就是一个欲望勾引的幌子。

2006年，香港佐敦道和弥敦道交界处的“裕华”霓虹招牌被毫无征兆地拆除，霓虹灯在香港的城市定位中开始被弱化。此后的光污染、高耗能及安全性问题，则助推了一波现今仍在继续的“霓虹退潮”。“黯淡下去的/是形状各异的霓虹光管/黯淡下去的/是城市的过往与曾经”。香港歌手区瑞强这样唱道。

1986年，在电影《痴心的我》中，演员王敏德与李丽珍坐在天台上拥吻。导演高志森在天台背景后布置的红色霓虹灯，曾经成为城市元素“怂恿”野性欲望的一个经典案例。从此城市变得丰富了，生活变得性感了，繁华都市开辟了发展的新路径：白天是金融城，夜晚变身不夜城。

1964年的《香港年报》记录了霓虹灯在香港的成长轨迹：“成千上万的霓虹招牌照亮了街道，以五光十色传递着各种讯息。”独立策展人托拜厄斯·伯格认为，没有什么比街头的霓虹标识更能代表香港的了。

霓虹灯在香港的早期发端，比高志森情怀满满的电影镜头早了50多年。1932年，香港有了首家霓虹灯厂——克劳德霓虹灯公司。此后，“龙凤大茶楼”、“新雅大茶楼”、“琼华大茶楼”等巨型招牌，勾勒出连接旺角与尖沙咀的弥敦道的繁华盛景；而1977年起就挂在 Sammy Kitchen（森美餐厅）上方的霓虹灯，则是上世纪末指路、约会等的重要场景标识。

“如果把城市的夜晚想象成一个光的色盘，如果把这光的色盘想象成一个女子的晚妆，那么万家灯火便是城市面霜的晚间粉底，昏黄的灯光是楚楚动人的淡影，七彩霓虹则是艳丽浓抹，好像城市每晚都要赴一场喧腾的盛宴。”香港文化评论人潘国灵说，霓虹灯在香港，曾经分布于城中每一个可堪消费的角落，而如此这般的“晚妆我城”景象，在香港已经披挂了半世纪多，在芸芸世界城市中，也变成一道城市奇观了。

1938年，香港中环德辅道一个招牌起火，令霓虹招牌安全问题受到关注。翌年，政府立例规定，台风时禁止使用霓虹招牌。90年代初，发光二极管（LED）及数码广告装饰的出现，加速了霓虹灯在香港乃至全球城市的衰败，也让霓虹灯在香港逐步由户外转向室内。对此，香港长春社（香港保护自然景物协会）会员Roy Ng无比痛心：“香港可保护的城市文化景观本就不多，霓虹灯再一消失，不知城市还有什么吸引力可言。”

针对“霓虹退潮”在香港的出现，《纽约时报》于2015年刊发题为《正在消失的香港霓虹灯》文章，“森美餐厅的经理叶凤仪说，香港街头在拆除部分霓虹灯后，感觉就像少了什么，整条街变得空荡荡的”。摄影师凯斯·麦克格雷戈对此的态度是：“霓虹灯曾经让香港区别于其他世界城市，在维港、尖沙咀、旺角和中环的街道上，看见这些招牌就知道你在香港。现在都撤掉了，不知道香港以后还有什么街头符号能让大家瞬间产生共鸣。”

“盛极而衰，如本雅明在繁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幽灵的废墟。曾几何时的城市新兴事物，隔了年代，如今大多数霓虹招牌都上了年纪，像官燕庄、凉茶店、金鹿线衫、当铺、麻雀馆、老式扒房西餐厅、夜总会，都仆仆风尘，添了风霜。”潘国灵感叹道。

“猎者未必全是勇敢的。尤其是在霓虹丛林中，秋千架上的纯洁，早已变成真品。”刘以鬯《酒徒》中的文人夜间买醉场面再次浮现，背景的彩色霓虹，成为狮子山下不夜城的经典点缀。如今的香港，当黑暗降临时，那些曾经的霓虹带醉图景，恐怕已经很难再出现在狭窄的街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