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相信有真理吗？”

台下异口同声道：“不相信。”

王小妮舒了舒眉：“那么，我们有对话的可能了。”

刚从深圳到海口时，王小妮觉得这城市“像个大农村”。“湿湿的、绿绿的，带有浓烈的农业社会气息。”与深圳的都市高强度节奏相比，这儿的生活慢悠悠的，所有人都不紧不慢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后来王小妮和她的学生们说：“能离开还是尽量离开吧，这儿不适合年轻人。”

2002年，崔卫平对王小妮说，看好你做老师。

王小妮一愣：我？做老师？

崔卫平说，看你挺能循循善诱的，应该是个好老师。

“我该给学生们什么才能安心，才能对得起这满堂含着水分的注视？”

在2004年成为海南大学的一名教师之前，王小妮是“用诗歌看世界”的诗人。公众视角下，她是以一句“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引领诗集的文学青年，是高呼“让青桃乍开的脸全去眺望啊”的生活旁观者，是能凑近你耳畔低语“不要把你所想的告诉别人”的人性观察家。

王小妮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她被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做文学编辑。2004年，海南大学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当时海大的校长是上世纪80年代人大毕业生，非常喜欢诗歌。而当初的诗歌中心由于属于科研机构，没有教学任务。

王小妮决定去诗歌中心“尝试一下”。但她很快便发现教学任务也并不少。就在她踏进海大戏剧影视专业教室的那一刻起，崔卫平两年前的那句调侃变成了现实。

“我该给学生们什么才能安心，才能对得起这满堂含着水分的注视？”“诗人”王小妮表情依旧镇定，但“老师”王小妮却对即将到来的“登台授课”有点疑虑。

王小妮的第一堂课，讲台下坐着来自全国16个不同省份的四十多名学生，半数以上出身县城以下的村镇，10人的读书费用需通过父母种地维持。这些家庭并不宽裕的学生，需要在四年里念完一门名字叫做“戏剧影视导演”的专业。

在《上课记》中，王小妮写到自己曾问过学生们，你们喜欢这个专业吗？

得到的回答是迟钝的。以后来的2007级新生为例，这个专业的所有学生中，只有10%的学生是此前就选报了这个专业，其他学生基本上都是被调剂而来的，70%的学生从没进过电影院。很多学生把“电视剧”看作是所有在电视上播放的“故事片”。有学生说，“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是《冲出亚马逊》”，说完有人会偷偷提醒他，“那不是电视剧，是电影”！

“我们不是要造80块标准的红砖，我的目标是消灭模式。”

学生在面对专业学习时的茫然并没有让王小妮担心太多。“来自乡村的同学，你们不必为自己缺少见识而自卑，你们还没意识到，你的全部乡村经验就是你自己的宝库。”

台下对她的这段话反应平平。有人掏出手机来扫一眼（事实上，在2005年前后，学生不是都有手机），有人觉得这些话不可理喻。有学生后来说，在这个不时尚的地方，学了个这么时尚的专业，搞笑吧！

王小妮很快发现了他们身上应试教育的“深刻痕迹”，比如在写作时都特爱“强行展示文采”。“在前三次作业中，大多数的开头都是‘椰风蓝天’‘海浪涛声’，占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抒情辞藻后，才开始进入正文。”王小妮这样写道。

2005年开始教书，2006年开始记录教学过程，几年后才发觉可以编一本书,之后，王小妮开始把平时课上与课下的点滴体验记录在案。“都是原始的东西，我让它保持原貌，无意中也许能投射出一届届大学生心态和处境的变化，以及在这背景下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王小妮说。

于是她开始要求学生们“诋毁”和“清除”所谓的“好词好句”。这种被高中语文老师“储词备句”应试思想灌输的“写作套路”，在王小妮看来是一种潜在的模式。“我们不是要造80块标准的红砖，我的目标是消灭模式。”

她开始渐渐明白，有学生喜欢理论背诵，“是因为死记硬背能把人的时间精力占满，从而获得充实感，感觉时光没被荒废”。

她开始在课堂上尝试新的教学模式。除了不设定具体的教材，她还安排在课前十分钟做“时事新闻分享”。近期社会发生的热点新闻事件，都能一一在课堂上呈现。刚开始学生们拘束，但在适应这种“另类环节”后，很多人甚至玩起了类似“新闻脱口秀”的讲述方式：讲一段新闻，自己顺带评论一两句。从学生们的反应和新闻环节的整体课堂气氛来看，这个尝试很有必要，且很见成效。

“学文的如果完全不知道现今社会上发生了些什么，那你等于和社会完全脱节了。”王小妮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情，都关乎我们活着的背景和我们的未来。”于是，孙志刚、苏紫紫、金融危机、《鬼子来了》、玉树地震、“华南虎事件”等，都成了专业课上被时常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个令她印象最深的例子来源于某次新闻分享后，一个男生说，“农民工这个叫法有点不妥”。

新闻环节成了戏剧影视导演专业课堂上的“香饽饽”。望着争先恐后发表对时事新闻看法的学生们，王小妮觉得弥足珍贵。

一如她在年轻时写过的那句诗，“我想/我变成一块/暖和又生满青苔的白石头/石头安静/体验随你变绿以后的/湿润生活”。

“老师，什么是人行道？”

王小妮和几个女同学走在校园里。轿车驶过，王小妮提醒同学：“走，咱们往人行道上走。”

过了一小会儿，一个女生轻声问：“老师，什么是人行道？”

王小妮后来才反应过来：农村是没有所谓“人行道”的，人、马、车都是同道并行的。

在课堂上，她能从学生的眼神区分出是城市还是乡下孩子。“城里孩子眼睛滴溜溜的，乡村孩子眼神普遍比较迟缓。”

“乡下孩子更明白和理解死记硬背”这个曾经的观念，让真切投入教学之后的王小妮感同身受。“不背，你有什么办法呢？背了还有点希望。”

她再次开始从“城乡教育资源不平等”的角度切入，对城乡学生进行细致关注和思考。王小妮有时觉得，自己在海口教书，比在那些大城市上课，对学生的贡献和帮助更大。

“如果我在北上广深教书，在那些重点大学里上课，我所能发挥的空间会小一些。因为那些院校不论是规章制度还是课程设置，都已经比较完善了，能够灵活发挥和调节的余地很小。相反，在海南这样一个小岛上，你所拥有的是比较自主的空间，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没那么规范，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风格去实践一些在大城市难以推行的方式方法，这个空间相对较大。”

相比一线城市高校完整齐备的院校规章和教学规范，海南高校里并不完善和偶尔“有机可乘”的教学模式，让王小妮不仅拥有比大城市教书更大的空间，“还能直面现阶段中国大学教育的现实。”

“我所面对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家里凑钱才能交上一学期学费的，很多都来自真正的农村。中国学生中的大多数其实是这些人，中国学校中的大多数其实也是这些学生上的学校。”王小妮说。

未来除了“上课记”，还应该有“办学记” “抄袭记” “晋升教授记”。

还是学生时，王小妮就特受不了讲课枯燥、照本宣科的老师。“我们那个年代逃课的学生特别多，那时的年轻老师教学经验少，有的甚至还很怕学生，觉得学生是‘很危险的群体’。”

她至今仍然记得上大学时，某次下课后，老师凑到学生中间问他们：“你们看，我这么讲行吗？”

“她是真的一边讲一边在发抖，那是天然的紧张。囿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有限的教学资源，那个年代的年轻老师都没什么教学经验。”

但王小妮在面对“如果你还是学生，会喜欢自己这样的老师吗”的问题时，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毕竟我上课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评判。现如今是一个‘教学标准缺位’的时代，教书是个纯粹的‘良心活儿’。你怎么教都行，没人在乎你教的东西学生是否能接受。我认识的很多老师，聚在一起吃喝玩乐的多，没听见过谈‘教学’的。”

王小妮认为，对一般的大学老师而言，唯一一次能静心审视自我教学质量的时候是每次期末考评前。

“学生需要给老师打分，所以经常会有老师每到考评前夕忽然奉承和迎合学生，这已是常态。”

倘若不是顶着“知名诗人”的头衔来学校教课，王小妮很可能会因坚持自己教学风格而不去遵循其他人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最终被“顶替掉”或者被“穿小鞋”。

“我就认识这么一位教西方文学鉴赏的老师，因为讲课好而深受学生喜爱，但他不爱凑‘争项目、核心期刊发论文’的热闹，所以一直升不了正教授。”

有时她会想，如果她是一名20岁出头的年轻老师，“真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排挤。那么你每天的精力可能就不是备好课了，而是不得不去平衡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真是怪累的。”王小妮说。她坦言更愿意和学生们打交道。“那才是最单纯的，最简单的，最令人放松的。学生身上总有小动物般的纯真。”

在去年年底再版的《上课记》后记中，王小妮这样写道：希望这些琐碎的记录，能引起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我们后面的又一代。至于高等教育中的其他东西，应当有人写写“办学记”“抄袭记”“晋升教授记”了。

“有时感觉一个人的想法和力量太渺小，什么也改变不了。但这种茫然的冲动又不可消灭。”虽然悲观，但她还是在后记的尾声部分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