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传奇富豪。在明人笔记《云蕉馆纪谈》（孔迩述撰）和《留青日札》（田艺蘅撰）中，都有关于沈万三“富可敌国”的描述：一是帮朱元璋修南京城。朱元璋拟建都南京，要大兴土木，但苦于国库虚乏，难以成事；沈万三“恃其厚实”，自愿出一半钱和人力帮助修建南京城。他的施工队和官府的施工队同时开工，却早三天完成。二是代朱元璋犒军。“上曰：‘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万三曰：‘愿每军犒金一两。’上曰：‘此虽汝好意，然不须汝也。’”

南京城修筑完工，庆功宴上，朱元璋称赞沈万三为“白衣天子”，即《史记》所谓“素封”——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或称“豪民”。据传，沈万三家财达“二十万万”两（见《梅圃馀谈》），他名下的田地占苏州府属田的三分之二。但在强权面前，白衣天子的力量几乎等于零，哪怕再有钱、富甲一方，也只是个“豪民”。一个土财主怎么能比皇上还有钱！就是代为犒军这事儿，彻底激怒了朱元璋，沈万三被流放到云南，这个明朝乃至整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土豪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纵观中国的土豪历史，经历了高开低走的过程，从最初依附于土地而富，保境安民的地主士绅，到欺男霸女的土豪劣绅，直到新中国建立，随着土地改革烟消云散。

“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

类似于素封、豪民的说法，还有豪人、豪富、豪强、豪杰、豪右、大姓、著姓、强宗、豪大家等，出现于汉代；“土豪”的说法，则要到魏晋南北朝才开始出现。

何谓土豪？学者段双印在《说“土豪”》一文中如此解读：土者，土著；豪者，有才能、有威望、有权势之人。《晋书》、《宋书》中也有“土人强梁”的说法。“土豪”强调的是在地属性，“豪民”则强调其社会属性，总而言之，都是民间势力的代表。他们既可能因为天灾人祸而沦落为破落户，也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官僚士大夫的身份。

汉魏之际的思想家仲长统在《损益》篇中描述了“豪人”的特征：“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他认为，废井田、土地私有化之后，土地被集中到有钱有势的人手里，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就是“豪人”出现的背景。

确实，土豪的首要特征，就是占有大量土地。有了土地，有了经济实力，再加上宗族势力，土豪在当地就具有了影响力，正如《史记?货殖传》所说，“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

而一旦到了乱世，土豪为自保发展起独立武装，就成了足以跟中央政权抗衡的力量。以东汉末年为例，各地起义不断，焦头烂额的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土豪们顺势而起。在地方上称雄称霸的，称为“豪霸”；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的，称为“豪帅”；原来的朝廷命官据地而治，称为“诸侯”。因为都有武装力量，为区别于“门阀”，他们被总称为“军阀”。

宁负天下人的曹操便是典型的土豪，他父亲过继到大太监门下，便成了地方大土豪，等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曹操散尽家财集结乡里五千人起兵，由土豪起家的一代枭雄诞生了。

到了宋代，土豪侧重指勇武善战的地方势力。欧阳修曾这样解释土豪：“况所谓土豪者，乃其材勇独出一方，威名既著，敌所畏服，又能谙敌情伪，凡于战守，不至乖谋。”这里的土豪，指的是世居边境之地的豪酋，像杨家将之祖杨信，《资治通鉴》就称他为“麟州土豪”。

土豪的上升路径，要么是进入国家机器，要么是做乡绅。

唐宋以前，土豪很大程度上与武力有关，扎根土地之中的豪强地主，或保家卫国，或保境安民，是古代维持地方秩序极其重要的力量。但明清以降，随着朝廷对武人乱政的防范，土豪的军事作用遭到打压，他们只能寻求其他的路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

从评书中，明朝土豪西门庆的发迹史上，可以折射土豪的上升路径：西门庆原来是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衙门前开着一个生药铺子（顶多算个小商人），人称“西门大郎”；后来有了跟县里官吏接触的机会，办些替人打通关节、代送贿赂等所谓“公事”，挣了不少钱，满县的人都惧怕他，改称“西门大官人”；再后来，通过姻亲关系，他搭上了太师蔡京的路子，买到了官。

《金瓶梅》第三十回描述了来保代主人到东京谋得官职的过程：来保押运生辰担到太师府门前，口称“山东清河县西门员外家人，来与老爷进献生辰礼物”，被守门官吏喷了一脸：“你那里便兴你东门员外、西门员外，俺老爷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论三台八位，不论公子王孙，谁敢在老爷府前这等称呼！”——也就是说，在显贵面前，土豪什么都不是。

来保打通关节后向蔡京进献礼物，蔡京大悦之下，赏了西门庆一个五品的金吾卫副千户之职，就连送礼物的来保和西门庆大舅都捞了个小官做。当上官后，西门庆每日骑着大白马，穿着官服，“排军喝道，张打着大黑扇，前呼后拥，何止十数人跟随，在街上摇摆”——他终于从“乡民”变成“官老爷”了，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相传《金瓶梅》是明朝某位无聊士人所写，文中赏给西门庆的金吾卫副千户官职也是典型的明朝军户职位，宋朝真实历史中压根没有。

像东汉末年、南北朝后期、唐朝末年那样群豪蜂起的年代毕竟不常有，明清之后，国家统一，地方武装被取缔，土豪的上升路径，要么是通过科举或其他途径（像西门庆那样买官，以及明清的纳捐）进入国家机器，要么是做乡绅，成为官民之间的中介，“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见张仲礼著《中国绅士》）。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始终无法摆脱“民”的身份，没有权力，也没有话语权。

明人高启的《书博鸡者事》一文就记录了一个土豪被羞辱的事：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太守被本地一土豪诬告，因此丢了官。袁州一个博鸡者决定为被罢免的父母官出气，就去找土豪算账。土豪当时正穿着华服骑着马，仆从如云般奔驰而来，博鸡者上前把土豪拉下马，暴打一顿后，剥下他的华服，让他反剪双手，游街示众，并且让他自己喊道：这就是诬告太守的下场！土豪的儿子闻讯率宗族仆从百余人来救，博鸡者告诉他：“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最后，“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博鸡者才放了他。

还有些土豪希望通过炫富的方式，抬高自身的身份地位。明人谢肇淛在笔记《五杂俎》写道：“今之富家巨室，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谢肇淛说，偶尔以此“明得意，示豪举”尚可接受，习以为常的话，“不惟开子孙骄溢之门，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其实他的潜台词是：没品。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方兴未艾，土豪结寨自保的历史传统，很自然地萌发了。特别是山西、河南、湖广等地，地主士绅组织乡人、团练武装、结寨自保。这些土豪甚至创造了“光辉”的一页，当李自成败退到湖广地面，就是被地方土豪的团练狙杀于九宫山，谁能想到一代枭雄最后竟栽在土豪手里。

到了晚清乃至民国，土豪彻底成为一个贬义词。

古时土豪，很大程度上是褒义词，因为旧时地主，不单单富有，可以剥削佃农，他们还有许多地方责任和义务，平时与官府沟通，为民做主；乱世中集结乡里武装保境保民。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土豪名声越来越差，最终演变成“土豪劣绅”。

土豪而无良，是为恶霸。就如乾隆年间的经学家郝懿行在《晋宋书故?土豪》中所说，“然则古之土豪，乡贵之隆号；今之土豪，里庶之丑称”，说明土豪到此时已经成为一种贬称。到了晚清乃至民国，土豪彻底成为一个贬义词，用来指称为富不仁、鱼肉乡里的豪民。而且，晚清以降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土豪和劣绅这两个不同社会阶层日趋合流，最后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是1924年后国民革命的打击对象之一。

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土豪劣绅”的使用频率极高，还有个简称叫“土劣”，而“打倒土豪劣绅”成为流行的政治口号。当时地方上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往往会互控对方为土豪劣绅。1929年6月18日的《申报》刊文，称江苏沭阳人汤盘因其子在沭城小学被同学揶揄为“土劣”，勃然大怒，前往学校理论。

1927年7月21日，《民国日报》发表署名苏实的《铲除土豪劣绅》一文，如此剖析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是什么东西？——是一个谋害人类自私自利的怪物；是一个穿长衫、着马褂的恶霸；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流氓；是一个高等的土棍。见了官长，他匍匐着像一只驯狗；见了乡愚，他傲立着像一个猛虎。”同时，文中列举土劣的罪状：包揽词讼，把持地方，垄断权利，鱼肉乡里，勾结军阀，诱通土匪，作奸犯法，无所不为。

《民国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喉舌如此，表明土豪劣绅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国民党要打，共产党也要打。毛泽东1927年3月5日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号召“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并写道：“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国民党这边，1933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昌颁发《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规定凡“武断乡曲，虐待平民”，“恃势怙豪，朦蔽官厅”，“变乱是非，胁迫官吏”，“逞强恃众，阻挠政令”，“假借名义，派捐派费”者，均应严加惩处。

国民党的惩治土豪劣绅之举因为“安内”的需要，最后不了了之。国民党改以训练教育，希望通过空降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到农村、基层，逐步建立地方基层政权，取代当地土劣，完成基层政权的大换血。但因为抗战开始后动荡的时局影响，未竟全功。

绵延一千余年的中国土豪，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推行全国性土地改革，土豪才被彻底打掉，并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