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硅谷”中关村,高科技人才和创新型企业扎堆在此落脚,让这里成为北京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工作日早晚高峰例行性大堵车,周六周日则由于电子产品买卖全天候走不动,尽管10号线和4号线一纵一横穿过,地面交通状况仍然让人头皮发麻。房屋租金方面,一个正规单间不会低于2000元,小区好、装修好的房间,可达3000以上,要在这儿租个像样的独立一居室,一个月请准备5000元。
所以,在中关村上班的科技精英们,很多都选择住在“城外”。但中关村从来不缺人,一拨又一拨想要在IT行业一试身手的年轻人、准备硕士博士考试的外来学生、待业毕业生,填充了上班族离去后入夜的中关村。
下午,在中关村附近沿北四环西望,远处是面目模糊的西山。由远及近车流耀眼,然而“遍地黄金,人手一碗粥”,犹恐不够分。
在中关村附近,有一栋三层筒子楼,七八十个房间几乎尽数以集体宿舍的形式出租,小的住8个人,大的住10个。二楼和三楼各有一个老式公厕和公用水房,男厕在二楼,女厕在三楼,淋浴就设在厕所里。摄影师白木为记录其中住户的生活,也租了一个床位。他说:“这里住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常住的,一种是暂时的。”常住的多是在周围做小生意和在附近打工的,但短期租住的较多,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刚从外地来到北京,为了找工作而临时落脚,还有小詹这样在附近参加学习班的。
1989年出生的小詹在大学时学的是编程,今年3月从湖北来到北京,在链家地产做了两个月的业务员,但由于“不会说话”,一套房子也没租出去,只能拿到一千多块钱的底薪。于是他在中关村附近报了一个编程班,想回归老本行。小詹说想在北京长期发展,“来了就准备死在这儿”,他的语气里本来有几分玩笑,但也透着一丝悲壮。
在国贸与中关村为什么聚集着这么多低收入,甚至无收入的人?
因为这儿便宜。由于其中的住户一般都是临时性的,所以这些房子都愿意短期出租,而正规住宅,签约时间很少低于一年的。等这些菜鸟租户长硬翅膀,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了一些积蓄,对北京的居住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就会陆续向外迁徙,给更多新来的人腾地儿。
很多做隔断房业务的中介其实就是二房东,他们先从房东手里把房子整套租下,就开始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房子化整为零,转租给囊中羞涩的北漂。
这样一群专业二房东想要跻入北京的富人阶层,绝非难事。他们也会招聘自己的员工,对那些刚刚步入社会、在北京闯荡的年轻小伙儿,并不需要开多少工资,饿不下去了你自己走人。刚入行不久的小刘说,今年4月,他总共发了1600元工资,挣的钱不够花,还常要父母接济。他现在住的房子是老板租下的一间房子,不知何时会找他要房租。
北京的发展很像毁林造田,为了多收三五斗,不惜破坏生态的多样性。
北京的人口容纳极限有多大?
在常住人口已经冲破2000万的今天,“逃离”越来越像“狼来了”的故事,用来吓唬人都不管用了。与此相伴的,是那个戈多似的房价“拐点”,等得人肠子都细了。“拐了拐了”,喊了好几年,坐轮椅的都能被忽悠得跳起来了,房价还是在涨。另一方面,住宅租价也在以百分之十的速度逐年上行。
新“国五条”在北京落地后,政府意图通过限价令、预售证审批等渠道平抑房价,而很多楼盘的报价都高于审批标准。拿不到预售证,房子就没法卖,竟使很多区域处于缺房状态。不知这场博弈还能持续多久,但高房价、限购令、雾霾、沙尘暴、堵车,挡不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向首都挺进。
因《蚁族》一书广为人知的唐家岭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已经不复存在。北京新毕业大学生的居住选择空间已越来越小,要么在学校附近租个床铺,要么就到隔断房遍地的回龙观等地住笼屋。地下室自然也是一个选择,而去年夏天暴雨造成的内涝至今仍让住地下室者心有余悸。
歌手汪峰在他标志性的苦情励志歌曲《北京,北京》里唱:“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儿寻找也在这儿失去……我在这儿活着也在这儿死去。”
北京的行业资源、文化资源、人口教育程度、首都身份、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人文气息,都足以把人留下,在北京待习惯了,回到二三线城市很快就会产生各种不适感。有那么多人整日在网上对北京大吐其槽,但大家都没走。
记者曾跟汪峰聊起过这个问题,他说,人们喜欢一个城市,不仅因为它的发达程度,还因为它够“残酷”,“就像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知道他很混蛋,但你就是爱他。”
清华大学学者秦晖在其《中国“奥斯曼化”的危险远甚“拉美化”》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真问题并非‘贫民窟’,而是拆毁‘贫民窟’”。秦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避免农民工成为“两栖人”,让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家。
对于北京来说,更现实的问题是,拆掉城中村,这些人的临时居住问题怎么解决。把成片的低收入者驱散,消除他们作为群体性存在在地貌上的表征,绝不可能万事大吉。他们总要找个地方落脚的,是让他们住进市内的隔断房?还是赶至越来越远的外围?
如果居住条件长期照此恶化下去,也许狼真的要来了。有中介公司的业务员说,今年以来,不仅国贸附近的租房客户明显减少,就连回龙观、北苑等出租房市场最旺盛的地段的客户争夺,也越来越激烈。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对于留在北京的热情也正在下降。不是因为北京的工作太难找,而是解决户口的单位越来越少。在北京,没有户口,未来的生活将注定“多难”:买房难、买车难、孩子上学难。再加上本就激烈的职场竞争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让很多毕业生离开北京时不再那么难分难舍。
陈先生2007年硕士毕业后决定去珠海教书,临行前泪洒电脑桌。他对寝室的同学说:“你们都留在北京,我却走了。”他嫌自己没出息。所以两年后,他又考回北京念博士,如今再次面临毕业,拿到了湖北的一所高校的offer,已经准备赴职。他并不是不想留在北京,因为北京这边有实力的高校太难进。这次,他想得很清楚:“那边的房价不高,生活可能没那么难。”
各地来的摇滚乐队、流浪歌手麇集的城中村,曾经是北京最迷人的景观之一。2000年前后,盘古乐队的《圈——三部曲》中讽刺性地描写中国的摇滚乐队“只会一个劲地拱进首都”,像小猪找着母猪的乳头。而如今,曾经滋养理想主义的乳头正面临着缺奶的危险。广西民谣歌手韦迦一直在推土机前面跑着搬家,他介绍说,从外地跑到北京的摇滚乐队已经活不下去,走得差不多了,即使已经有了一定名气的乐队也生存艰难。现在在北京搞乐队的大都是本地青年,“开着奔驰去演出,用外语唱歌”。摇滚乐在北京已经成了有钱人的游戏,这无疑将深刻地改变北京的音乐样态,而小趣味与消费主义也很可能联手围剿批判意识和实验勇气,把摇滚乐变成时代宠物,让资本和权力坐享其成。
外来乐手曾是北京的通俗音乐活力和多样性的源头,然而,这个源头断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北京的“生存成本”也已高得吓人,想要载动梦想、载动理想主义,已没有多少余力。与此相应,很多乐队已经在各地取得成功,而且已经将地方性策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开始享受全国性的声誉,比如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广东的五条人。
北京的发展很像毁林造田,为了多收三五斗,不惜破坏生态的多样性。而地力枯竭的时刻早晚会来,北京的“包容”和“创新”精神难保不会被坐吃山空,空惹一身奚落。到时候再用那多收的三五斗回填旧账,退耕还林,恐怕不太容易。
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如果北京整个儿变成一个大房东,陷入垄断地租依赖,北京的经济活力将大打折扣。随着经济机体的硬化,创新空间也将遭受严重挤压,创新动力减小。从里一个层面看,创新型企业在生存日趋艰难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出走。成本的升高促进产业升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成本不至于将企业压垮。
目前,由于难以承担不断升高的成本,不少IT企业已经开始逃离北京,向成都、厦门等二线城市“转进”。去二线城市的好处有很多,房价低、政策支持,因此企业压力比在北京要小得多。点心科技的CEO张磊告诉记者,很多IT企业去二线城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提高员工的幸福度。在二三线城市,员工的稳定性也比北京高。
张磊说,“员工是技术型公司的核心资产”,所以并不怕给员工涨工资。但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的综合运营成本,还是让人吃不消。2010年年底,点心科技从创新工场独立出来,搬进了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张磊介绍说,当时的中关村,还可以租到每日2—3元一平方米的办公楼,现在已经到了7—8元一平方米,一年半的时间涨价三四倍。张磊本人对这种“疯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张磊也考虑过将公司搬到二线城市,但在一番权衡之后,还是决定留在北京。然而中关村是很难再待下去了。今年年初,电信科技从中关村出走,搬到太阳宫的一栋六层小楼。然而,这一带的办公楼价格虽然比中关村低30%左右,但也不便宜。张磊总结说:“从全国大环境看,是IT公司到二线城市去;从北京内部看,是离开中心办公区。”
企业和个人情况差不多,离开北京的理由很多,坚守北京的原因也不少。张磊说,在政策支持方面,北京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但企业发展不能总指望政策。北京的人才资源、合作资源、思想活力,二三线城市很难找到。但张磊也表示,如果从现在开始创业,以目前的创业成本来看,他不会选择北京。
他还说,自己的很多朋友在二三线城市待了几年后,又开始返回北京。一方面是耐不住寂寞,觉得太“闲”;而更现实的原因还是北京集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尽管争抢激烈,但比二三线城市,还是有吸引力得多。
张磊认为,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他说:“中国确实也需要分散一下,不能什么都集中在北上广深。”但是,他认为现在的分散方式有点“残忍”,大家都是在一线城市活不下去了才去二三线城市。在张磊看来,中国需要形成区域性中心,但“这一年两年的事,可能需要四十年、五十年才能形成”。“北京既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这么大一个问题要靠一个行业的分散来解决,实在是太难了。”在谈到中国的单一中心问题时,张磊这样对记者说。
张磊还谈到现在的年轻人生存的问题。他说自己毕业时虽然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是毕业奋斗几年后买个房子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没有现在那么多的不安全感。如今很多年轻人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房子上,经常惴惴不安,对事业发展来说没有帮助。
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小企业,“逃离”北京还是“坚守”北京,都是个很难的选择。在中国的多中心格局形成之前,“逃离”意味着对很多机会资源的放弃,而“坚守”又是对抗压能力的严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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