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龙飞8月的行程很紧。

8月23日，他带领摄制团队和重庆大轰炸的几位幸存者，从重庆飞到广州录节目。两天后，团队和老人们返回重庆。原计划于9月18日上映的纪录片《我的陪都》，被临时安排到9月3日提前上映。作为导演，他不得不从广州直飞北京，为片子的上映做最后的准备。

“现在看来这事儿是真做成了。”吴龙飞这样评价自己三年来专注的“事业”。大三学生、独立导演、90后、陪都、重庆大轰炸，五个关键词碰撞出一部记录重庆抗战时期无差别轰炸的历史纪录片：《我的陪都》。这部耗时三年，以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口述历史为主，辅以街头模型和影像资料的纪录片，让身兼“学生”、“采访者”和“导演”三重身份的吴龙飞感慨颇多，“历史终归还是得去真实还原”。

他总是喜欢在标准答案旁边，悄悄地留下自己独立思考后的注脚。

这个对于历史总有个人见解的安徽男生，对历史课本上“好的叫意义，坏的叫影响”的规律有点不屑。“其实很多书上写的我都不信，真的，不独立去调查我不会相信一些归纳性的话语。”

小学五年级时，他从姐姐的初中历史课本上看到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介绍，“记忆极其深刻”，但无奈书中诉述篇幅较少，于是他转而自行买书研究。

吴龙飞称，他在大学前“把能看的抗战书”全看了一遍，家里的那间书房全部摆放了史料书籍。对抗日题材电影和电视剧，他态度谨慎，“太浮夸”的不看，“太离谱的”不信。

高考后，他被录取到重庆师范大学。一到重庆，姐姐课本里出现的关于重庆大轰炸的记忆就在他脑海里浮现。

分完宿舍，他直接去了渝中区较场口重庆大轰炸纪念旧址。一到那他就惊了：旧址周围遍布的是高楼大厦，与那些百米内疏密有致的现代化购物中心相比，大轰炸遗址默默躲在偏僻一隅，“没多少人在意它”。

“我后来用航拍机在较场口一带从高空定位俯拍，根本看不到大轰炸遗址。”吴龙飞摇头，“空间太小了，当地好像根本就不重视这段历史。”

吴龙飞不止一次提到，老人们临走时的眼神令他心酸，他形容那种目光“有点遗憾，但更多是期许”。

2013年年初，重庆师范大学，一堂宣讲会。

“青春梦想，热血升空”是口号，“真实记录重庆大轰炸”是主题，大一学生吴龙飞是主讲。对于大轰炸，学生们知之甚少，主讲人引述资料，手脚并用，台下热血涌动，应者云集。

大一下学期开始，吴龙飞利用校园宣讲会的契机，定期在学校里为还原大轰炸历史演讲。“像地下党一样去宣讲，像地下党一样去壮大团队。”吴龙飞笑道。重庆师大2005年起就有一项影像创作促进计划，这个计划也在帮助吴龙飞组队拍片。“同学都很支持，大家都不了解那段历史，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生活的城市好好梳理历史。”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潘洵曾断言：“目前90%以上的大学生肯定不知道这段历史。”与南京大屠杀相比，1938年至1944年间发生在重庆的日军无差别轰炸，国人确实了解不多。

1937年，松沪会战战事吃紧时，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首次提出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陪都”。谁料想，日军在一年后开始对“依山而建，城在山中”的重庆展开无差别轰炸。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日军制造了“五三五四大轰炸”（1939年5月3日、4日对重庆城区进行的轰炸，造成近四千人死亡，三千余人受伤），以及震惊中外的较场口隧道惨案（六五隧道惨案）。五年间，空袭重庆218次，伤亡人数数以万计。

对于这段尘封的历史，吴龙飞的呈现方式是口述历史。通过校园宣讲，他召集了一个近20人的学生团队，其中走访记者两名、摄影两名（包括他本人）、场记两名、出镜记者三名、剪辑包装五名。分为走访、采访、锁定人物并摄制三个阶段，通过大轰炸时期幸存者的口述、场景模型的呈现，对五年大轰炸进行客观还原。

“最开始是顺藤摸瓜。”吴龙飞说。他们来到重庆8个区县的敬老院，通过与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聊天，挖掘那个时期的时代回忆。“我们发现20%的老人多少对大轰炸有些记忆。”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找到了27名幸存者，80岁的王西福是其中之一。虽然出生在上海，但王西福在幼年时便随富庶家庭迁至陪都重庆，父母在1939年的“五三大轰炸”中遇难，3岁的王西福成为流浪儿，被人称为“重庆三毛”。

听着幸存者的讲述，吴龙飞团队真正感受到那个年代“一颗炸弹改变一个人”的悲怆记忆。在走访阶段完成后，团队确定了二十余名幸存者的故事，开始着手逐一采访。但难题接着来了。

“采访过程中，有些女生接受不了老人描述的那些惨痛画面。”由于当时轰炸情况惨烈，老人口中“胳膊挂在树上、肠子横流街道”的还原，让团队中的女同学接受不了，“有些当场失控，有些一看资料图就哭了”。吴龙飞不得不找心理专家对团队进行辅导和开解。

同时，多名老人的离世，让吴龙飞本想沉下心来拍摄的纪录片，不得不“提速”。“我去看望过几位老人，临终时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忘不了他们的眼神。”吴龙飞不止一次地提到，老人们临走时的眼神令他心酸，他形容那种目光“有点遗憾，但更多是期许”。他决心拍好这部纪录片，“至少得对得起那些老人”。

“这是我们和历史的对话。”

重庆师大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室，2012届的学生正上着课。有一个位置空着。课前半小时，一个学生以“外出拍片”的名义请假，老师二话不说，“批准，好好干”。

这使得吴龙飞能够在学业和拍片之间自由行走，有更多的时间去走访和锁定采访目标。但外界对他的疑问首先竟然来自不少大轰炸的幸存者及后代。

“有幸存者家人直接问我们动机是什么。”吴龙飞说。不少幸存者认为，我已经老了，不愿意回忆那些噩梦了，随后其家人的一句“你们走吧，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将这个90后采访团队拒之门外。

除去部分亲历者的冷眼，吴龙飞团队还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信任危机。

他第一次提出需要独立拍摄《我的陪都》纪录片，是在大一下学期。“跟老师说了，老师表面同意，其实也当我是闹着玩儿的。”他把想法跟家里说，经商的父母非常支持，但对于能持续多久还存在疑问，但还是给予了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团队在三年过程中始终自费进行拍摄，团队内的不少成员表示，很多资金都是自己节省或用做家教的钱贡献出来的。截至目前，拍摄共花费60万元。

吴龙飞与崔永元曾就口述历史问题交流过，并称他与崔永元、萨苏等人是“交心的朋友”，这些学者名人会对影片提出独立意见。拍摄接近尾声时，老师眼中“玩玩而已”的吴龙飞，已经得到李大淮、内田行知等历史专家指导，这时校方才顿觉“这个90后玩大了”。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的陪都》？”

“这是我们和历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