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的英文名字是Jing M. Guo，据说是经过他官方认可的英文名字。

大凡有些英美知识背景的人都知道，当中间的名字出现点号或者逗号的时候，就意味着中间那个字母，是中名的缩写。中名的意义，多数是纪念性的，例如把父亲的名字放在中间，以示纪念。还有一种情况，是把母亲的姓放在中间，用以体认母姓家族的血统。我没有研究，但是我猜想郭敬明的母亲并不姓明，也应该不是用“明”字来纪念父亲的。只有一种情况，他用缩写加上点号，显得很酷，很有西方的派头。

如果郭敬明不知道这种名字用法的典故，他很无知；如果他知道了还要这么用，那么他很恶俗。无论是什么情况，这么用，就是一种恶趣味。

是的，郭敬明就是恶趣味。

豪华的猪圈

这些天来，我看了许多郭敬明的专访，这个世界显然对于成功者是十分慷慨的。总结来讲，郭敬明一直翻来覆去地强调：我是物质主义的，我就是浮夸，炫富，提倡享乐主义。拜金没有什么错。我没有偷，没有抢，勤劳致富，就可以炫富。你们不理解我，公知打压我。你们不理解青春。再往下找点有营养的，有思考的东西，没有。

这些专访的确非常郭敬明：诚实，直接，霸气侧漏。他非常夸张地告诉所有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现实无感，对未来无知，对社会无谓，对深刻无缘。“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垃圾场”。但是世界是不是垃圾场并不是郭敬明要关心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要把这些垃圾变现成郭敬明的名牌。这就是郭式价值观。

郭敬明其实是非常谨慎的，他从来不谈曾经的剽窃和抄袭。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他害怕道德的指责，而只是因为这才是他获得财富与物质的方法论。他用聪明、努力、讲究细节等等一切东西，来掩饰他致命的价值观和精神空洞。

这也的确很符合他的这个“小时代”的精神世界：他们缺乏精神世界高尚的滋养，其索求和变现的能力，高过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和内心世界的修炼。而这和我们这个高度追求物质成功和GDP增长的国度相辅相成：当物质得到满足，精神尽可抛却。

郭敬明十分津津乐道于他在《小时代》中所构造的华美场景：几千套名牌衣装，实际上只用了几十套；极致讲究细节，连毛毯都用爱马仕；帅哥美女，香车豪宅。

请原谅我的坦白和恶毒：所有喜欢郭敬明的人都是脑残。他们逃避并且害怕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沉迷于郭敬明所构造的虚假幻象，用一些标记性的豪华垃圾来填塞自己本应当开阔与敏感的心灵。他们满足于郭敬明空洞虚假的恶趣味，与这个社会虚伪和赤裸裸的物质追逐交相辉映，试图造就一个恶趣味的国家。

程益中曾经以猪圈来形容社会的现实。郭敬明的恶趣味就在于，他进一步告诉人们，只要这个猪圈造得华美、用的是爱马仕的圈栏、铺的是Gucci的猪草、喂的是生蚝和鹅肝，那么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可是再华美的猪圈，也是猪圈。就好像Paris Hilton手中的那只Chiwawa狗，它穿的是名牌，吃的是名牌，整天出入所见全是帅哥美女。可是，它就是一只狗。

我在看郭敬明的时候，会想起中国的另外一个名人唐骏。唐骏的学历造假风波并没有对他造成毫发之伤，他依旧呼风唤雨。唐骏和郭敬明，都在霸气侧漏地告诉我们，所谓的规则和价值观都是狗屁，成功才是一切。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只要你抛弃精神、价值、追问、勇气、崇高……等等所有这些人类得以尊崇和仰赖了几千年的追求，你就可以直奔华美的猪圈。

你还能告诉我，这不是恶趣味？

犬儒纵容的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种奇谈怪论：我知道郭敬明的小说不怎么样，我也知道他的电影不怎么样。故事混乱，逻辑不清。但是市场接受啊，他的出现对电影市场还是有利的，我们应该宽容他。

这是一个多么奇葩的逻辑？《小时代》的大卖，只能说明恶趣味在狂欢。市场嘉奖了一个没有价值观、没有审美能力的坏产品，从而，它会继续嘉奖坏产品，从而使好产品滞销、压库。那些文艺工作者，难道他们的责任不是去生产好的文艺产品吗？难道那些文艺批评家们的责任，不是去批评坏的文艺产品吗？为什么在我们这些文艺的外行都已经干了你们的工作的时候，你们居然在这里说宽容？

宽容从来不是纵容。一个结构良好的文艺界，应该嘉奖良好的作品，批评胡编滥造的坏作品。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除了奥斯卡奖之外，还有金酸莓奖。因为票房的胜利并不是一切，人们应当有能够分辨优劣的能力。《暮光之城》虽然在票房上大胜，但是它也同时横扫了金酸莓奖——除了票房，它还必须接受社会对它的一个客观评价体系。

对于《小时代》恶趣味的沉默不语，或者以所谓的宽容来替代批评，是我们知识界惯性的犬儒主义在发挥作用，至少是价值虚无主义的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本身就包括对于良好价值观的倡导，以及对恶俗价值观的抨击。对于恶趣味的纵容，只能拉低整个社会的精神品质。这其实就是中国的现实：对于金钱成功的追求已经导致了价值观的模糊乃至摒弃。

请注意，我从来就不是呼吁或者要求对于《小时代》封杀。对它封杀的罪恶，甚至大过于它本身价值观的罪恶。社会的事情，就该在社会上解决，而请公权力走开。

然而，整个文艺界与知识界的不作为的确令人失望，而传媒对于郭敬明连篇累牍、缺乏批判精神的报道，也的确令人咋舌。应当站立在批判者角度的传媒，齐刷刷地选择与成功者沆瀣一气，共同通过贩卖恶趣味的价值观来获得利润，这不幸也是我们所谓“市场”的现实。

市场从来都不是一个在真空环境下运行的奇迹，而是在政策、资源等等配置下的产物。以满足人类赤裸裸的欲望作为诉求的所谓“作品”，往往都能够获得成功。因此，市场在进行政策和资源配置的时候，是鼓励诚实、良好和优秀的作品的。

所以，我们在欧美市场上，既能够看得见商业院线，也能够看得见艺术院线。既有资本投入的电影，也有基金投入的电影。可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已经倾斜得快到90度角的“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早就明白了，那些大资本、大制作、大场面、大卡司的胡编乱造的东西，都能大卖，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你看到的例子还不够多？

审美的堕落

现在，有人拿《南方公园》和《Jackass》来喷我，说，人家美国人做了那么多恶趣味的东西，也没见怎么毒害青少年啊？

拜托，你看懂了吗？《南方公园》和《Jackass》，还有包括同样恶趣味的《辛普森家族》，那都是反主流、反正统价值观的经典之作好吗？如果郭敬明能够做出这样的恶趣味来，我不但不敢批评他，而且还要对他顶礼膜拜。

我从来不反对具有审美情趣的恶趣味。如果我们的少年们喜欢的是《南方公园》，那我很会欣赏他们。如果他们有能力能够看得懂《金瓶梅》的话，我还会鼓励他们。反正统价值观、反主流价值观、反正经、反传统，只要有本事反出新天地来，我无尚欢迎和支持。

但是《小时代》是什么？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变态的主流价值观：不要去诘问这个世界，不要去挑战这个世界，你们就耽溺在这种虚假的美之中吧，不要反抗，不要颠覆，甚至不要提问。

这个时代已经堕落到了丧失审美的能力了。曾经有过一个时代，人们欣赏邓丽君，欣赏琼瑶，欣赏金庸和梁羽生。他们都并不是什么文化的巅峰之作，但是他们都有着正常和良好的审美趣味，禁欲时代对于爱情的渴望，物质匮乏时代对于优雅生活的向往，平庸时代对于侠义精神的尊崇。

现实生活并不美好，所以人们创造文艺，以文艺逃避也好，以文艺修炼也好，以文艺营造也好，它乃是人们对于一种更加美好的、关涉心灵世界的生活的飞升。

《小时代》如果有一个正面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直接的拷问。它以一种低劣的、恶趣味却毫无疑问的成功，直击这个国家的心脏：为什么，我们会任由这样的肥皂泡淹没了我们的这一代和下一代？为什么我们没能够提供足够良好和优秀、足够崇高却又足够市场化的作品，来浸润人们的心灵？

我的答案是非常悲惨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的成年人，尚且咀嚼的都是成功学的垃圾，浸泡在金钱和物质的肥皂泡之中，你如何能够教育和引导下一代，如何能给他们丰富的精神营养？

正常健康的审美，必须建立在正常健康的社会制度之上。它不以物质追求、GDP增长和名牌的消费作为社会发展的导向，而是讲求普遍通行的价值观，对于心灵自由的解放，对于生命热情的开发，对于自然的热爱，对于创造力的鼓动，对于同情心的尊敬，对于老幼的爱护，对于公正的追求，对于思想的开放，对于规则的尊重，对于整体社会进步的渴望。这无论在西方社会，还是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之中，都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和秩序。

我其实并不担忧年轻的一代，因为有一天他们会长大，会结婚，会生孩子。当他们面对油盐酱醋茶，面对买房按揭，面对汽油价格，面对三聚氰胺和苏丹红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郭敬明是多么肤浅和可笑。

可是关键的问题是，当他们已经被郭敬明和这个国家普遍通行的成功学所清洗了之后，他们拿什么来反抗这些东西？他们会不会变成华丽猪圈里的猪？变成罗马斗兽场里的战士和看客？变成《生化危机》里的僵尸？

你可以说我是杞人忧天吧。可是，今天，我只能看见《小时代》和郭敬明的价值观，水银泻地一般，流遍了我们这个富有思考、自省、反抗精神和重视灵魂质量的国家和族群里。我们和所有的那些年轻人，都轻得像一个个肥皂泡，华美奇幻，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