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通常为女，民间说法是“狐狸精”。“二奶”是她的同类项。竞争对手是正妻，她们共同争夺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带引号的老公、干爹，通俗叫法是渣男。百度上有一个“骂小三吧”，豆瓣上有“打垮小三组”，这是一个过街老鼠一般的身份，正因为如此，小三与虐猫者和表叔都是网络人肉搜索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在自媒体时代，小三们又用日记、偷拍的影像成了“反腐斗士”，她们通过扳倒那些有身份的男人宣泄了作为婚姻替补的不平。她们是破坏者、受害者，客观上又成了反腐者。有媒体问纪英男，她举报了前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原副司长范悦，印证了“抓贪靠网民，反腐靠二奶”，对此她个人有什么看法？纪英男说，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小三的感情逻辑：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有感情上的使用权。

盛可以的小说《道德颂》中有一段女人的心理描绘，大致说明了她们是如何说服自己进入小三的角色的：即便对方是有妇，已是别人囊中之物，毕竟她拥有使用权。感情只能活着拥有，死不能带去。如此一想，她觉得和对方的妻子能够平起平坐，甚至是略胜一筹了——如果他与妻子连性关系都没有了，除了法律上的互属与义务关系，他们几乎是不相干的两种物体。

婚外恋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是一个坎，当最初的心动结束之后，很多女人都难以忍受等待，开始与男人闹腾：她不过是别人完整生活之外的一个替补，花了太多时间在等待一个人，长期等待替补，会让她丧失自己生活的完整性。岁月催人老，她感觉自己在两性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丧失。

作为第三者，能衡量感情的，也无非是对方的付出，但这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表征，《道德颂》里有一个十分典型的方式，“听他的声音是有价的，谁打电话谁付费。她用金钱来衡量他的爱：他打半小时电话，她觉得他很爱她，如果他打十分钟或者更少，她便不高兴。”

有些女人后期只想抓住物质，少数女人本来就是直接朝着利益去的。人称“公共情人”的李薇在十余名高官之间游刃有余，她完全不会妒忌正妻，也不会为小四小五的出现而闹事，她是一个生意人，情人身份只是用来构筑她的财富网络。不为情所困的小三，才是无往而不利的。

人的感情复杂，权势是一剂春药，小三与官员在权色交易之外，常常又有似有若无的爱，举报前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范悦的纪英男说，女人在评价一个男人时，常常是综合的。在很多情境之下，她们自己都很难说清是爱权、爱钱还是爱人。

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常艳在她的情爱日记中记录了为局长衣俊卿买衬衫这样的细节，赞叹他身材高大，是一个好衣服架子。在两人交往的开始，衣局长送给她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和耳坠都会令她感到幸福极了。在发生关系之前，她说很想要这个男人，但心里又盘算如果跟衣局长的事情成了，就不会有人找她麻烦了。最后她自认情感受到了伤害，同时也没有享受到衣局长权力的好处，在闹过、骂过之后，将几十万字的情爱日记放到了网上。

而在很多年前，木子美的《遗情书》已经作出了示范：要想让一个男人斯文扫地，那就公布他在床上的细节。

性关系可以作为胁迫男人的工具，因为这符合男权社会的规则。

美剧《欲望都市》在大众层面培养了一批性解放的女人，她们与男人在一起并不仅是为了满足对方，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她们可以像集邮一样收集男人，但是最后她们会将“上床名单”公布到网上：本来是一出女权主义的戏码，结果却成了一出搞臭伪正人君子的狗血剧。

性关系依然是可以胁迫男人的工具。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符合男权社会的规则：与不贞的女人发生关系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具体到官员身上，那就成了致命的作风问题。《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曾经请教过中纪委的人关于官员生活作风问题的定性标准：“生活腐化”说的是三个以下情妇（夫）；“道德败坏”与“生活糜烂”，是指三个及三个以上情妇。

成克杰的原配曾经因为他“外面有人”而去广西自治区的区委闹，但最后只作家庭内部矛盾处理了——扳倒高官的永远是情人而不是原配。

2006年，文工团蒋某带着非婚生的孩子告倒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2008年，“11人情妇团”告倒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情妇反腐之所以有效，还仰仗于大众对权力与情色的强烈兴趣。官员与情妇的关系中，其最大的戏剧性已经不是丈夫、妻子、小三的三角狗血争斗，而是权力的滥用：贪官如何通过情妇收受贿赂，贪官与情人如何荒淫。

无论是卢嘉丽还是赵红霞，在网络上流传着的肖像照最后证明都是假的，但网上的传播速度充分说明了大众对她们的好奇，因为人人都想看看闹出轩然大波的所谓“狐狸精”是什么样的。前北京市副市长王志华的情人王建瑞当年被审判时，连执勤的警察都会按捺不住好奇，擅自离开岗位溜进旁听席，想一睹她的“风采”。媒体也热衷于描摹她们的外貌：多数时候，她们是皮肤白皙，长相姣好，但并非美艳惊人。出现在《财经》杂志封面上的“公共情人”李薇，是一个长相不算出众的中年女子，一侧咬肌略有肥大。

有一个叫赵丽红的女人因为先后做过两任落马高官的情妇，而上了《知音》杂志，她先是以泳装秀吸引了前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在王被双规之后，她又通过搞定赵安歌的母亲搞定了这位前中国银行总行的副行长。而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的情人在外界的描述中是很会发嗲的女人，能令四十多岁的男人难以抗拒。

没有男人好到足够让女人给他当小三。

妻子是糟糠，小三是狐狸精。但是，陷入婚外恋的男人常常只是为情所困，即便精虫上脑，社会也是宽容的，就像《红楼梦》里贾母所说“世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像王功权这样用微博直播私奔，高调从家庭出走，又高调回归家庭的男人，只是凭借这出狗血剧再出了一把名，社会评价他不过是一个“性情中人”，至于对妻子不忠再先，又有负对另外一个女人的承诺，都只是一个小节问题。陪着他完成这整出戏的两个女人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们又能怎样呢？大概只有安慰自己：日子还得过下去。

有人在分析“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现象时，无奈地认为，在男权社会，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实际是对男人有利的，在一夫多妻制之下，男人还必须尽他的多妻之夫的义务，而婚外恋的男人可以轻松地以爱情之名，行多妻之实。

台湾有“通奸罪”之说，大陆有重婚之罪，但是取证、执行都困难重重。而且，对大多数妻子来说，需要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的财产权益，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夫妻是法律关系，但是对她们来说，相伴多年的枕边人已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高官落马，妻子应该乘机复仇吧？但她们中的很多人最后还会念及所谓夫妻情分。曾主管城建的前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双规时，与他常年感情不和的妻子是零口供，而情人王建瑞提供了不利于他的证词。

什么样的男人能够让女人情愿当小三也要跟他在一起？这个设问的前提是爱情。那些执迷爱情的女人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爱情没有先来后到，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小三。但男人未必会如此同步沉湎于爱情。

在胡适纷繁复杂的恋情中，徐芳是一个小插曲，这是一个从小就背他论文的女学生，在大三时上了他的哲学课。现存的照片中，还有一张是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的照片，他坐在中间，徐芳与他相隔一人坐在旁边。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徐芳称他为美先生，她的爱因为崇拜而显得卑微，“我是一个平凡的女子，我自己都知道，所以是不配被你爱的。但我爱你是真的，是永久的。其实，这都用不着说：爱我的人多了；但我一点都不爱他们。”

但是，这段关系最后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胡适只想游戏一下，看到徐芳动了真格，立马收手不再纠缠下去。在日记中，他写道：“写一信与舟生（即徐芳），劝他从危难里寻找自己的前途，恐此人不中说也。”这其中的冷淡与生分令人寒心，也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想要结束一段节外生枝的恋爱的决绝。

一年之后，徐芳的信被江冬秀无意间看到了，她在生了两个月闷气之后，写信去责问胡适：“我这理（里）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此人是哪位妖怪？”——这还是一个正妻的觉悟：其他女人都是妖，他丈夫是个受诱惑的对象。

谨言慎行的胡适，一生中有过很多恋爱插曲，但是胡适肯定不是为爱赴汤蹈火的徐志摩，1931年，他与陈衡哲在火车上聊天，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之一而已。”

相信这也是很多男人的心声，婚外恋情应该是有惊无险的小游戏，不能危及到他们人生的其他大事，婚姻是有益仕途经济的，稳定而不消耗精力，又有各种现实的便利和舒适，所以，某种程度上，徐志摩这样的男人反倒是稀罕而可爱的，他们是真正为爱而存在的。

小三终究要面对恶意，因为毕竟是抢了人家的。

琼瑶与皇冠出版社创办人平鑫涛的婚外情持续十多年，琼瑶妙笔生花专门写小说为自己“正名”，在小说《浪花》中，小三“潇洒脱俗，飘逸清新”，正妻功利庸俗——作家以爱情之名，让小三身份合理化了。

敏感的读者觉得琼瑶有点精分，在成为正室之前，琼瑶的小说虽然主要是写小三如何无辜可怜，正室如何凶悍跋扈。但是，每次正室骂小三都是句句在理，针针见血，基本都是技术性分析——这或许是一种内心深处隐秘的愧疚。

平鑫涛拖了十多年，直到五十多岁才离婚，主要是因为太太林婉珍温柔贤淑没有过错，并且离婚之后，他还会去原来的家吃午饭，据说林婉珍极善烹调。很多年后，琼瑶谈起小三的话题，“若当时我退出是三人的不幸，我把这三个不幸变成三个幸福。”

她所说的三个幸福是，平鑫涛的妻子后来也结了婚，并且作为书画家也拥有自己的事业。或许这也是她一向的自我美化，但不能否认，再伟大的爱情都有狗血之处，再混乱的关系都自有合理性，因为情感有它的复杂之处。

面对社会压力，许广平曾经写下了：“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没关系！”大概她也是被逼急了，幸亏鲁迅原配朱安是一个暗淡的影子。她跟随婆婆生活，在鲁迅死后，由许广平寄钱给她维持生活，朱安死后，给许广平留了两块衣料，并称许先生是一个好人。这种模式中，苦菜花一样的朱安一方是绝对的弱势，要是像胡适太太江冬秀那样一把菜刀飞过去，自然是难以太平的；而许广平也足够的宽厚，在鲁迅年表中，可以十分坦诚地写下了“（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冯小刚的电影《一声叹息》有一个细节来自他自己的生活。有一次徐帆到冯小刚家中做客，那时他还没有离婚，孩子察觉到了阿姨的不同，于是把盐加到了水里，递给了徐帆。这样一杯饱含敌意的咸开水，大概会让许多女人心里留下阴影：先来后到未必合理，抢了人家的，多少得付出一点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