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初，我在塞萨洛尼基东郊的色雷斯地区游荡时，结识了被军队以2万欧元抚恤金裁减掉的Aris。他为这个国家61.4%的青年失业率做了自己一份“贡献”。与其他沮丧又强装无所谓的年轻人一样，32岁的Aris与父母住在科莫蒂尼郊区，整天开着一辆可以加每升0.78欧元液化石油气的老雷诺，在广场上与好友们就着一杯2欧元的冰卡布奇诺聊上好几小时，对那些还在为反对推迟退休年龄而坚持游行的邻居嗤之一笑。

Aris带我去了他的姨奶奶家。这位老人出生于塞萨洛尼基，在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刚结束的1927年。她经历了保加利亚纳粹统治、希腊内战和军事独裁，却从没回过如今属于土耳其的父母故乡泰基尔达。那场塑造了现代希腊和土耳其的大规模人口交换已过去近百年，该有的愤恨也早已随时间烟消云散，加上与回迁的土耳其社群成为邻居，老太太也说上了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

作为曾经奥斯曼帝国重要的省城，塞萨洛尼基在公元1500年时，穆斯林人口就已居第一位。随着被西班牙驱逐的犹太人陆续到来，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塞萨洛尼基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城市。1917年8月的一场特大火灾，让被摧毁了近半家园的犹太人大批离去。一战结束后，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进行的大批量宗教和民族人口交换，迅速补充并大幅提升了城市人口。这两次“双方同意的”人口交换，以相较两次巴尔干战争和希土战争而言算是平和的方式，塑造了今日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却也带来了大量的难民安置问题。

与法国建筑师Hebrard将火灾后的市区规划为一座欧洲风格城市相对应的，是郊区大量涌现的贫民窟，它们让塞萨洛尼基有了“难民首都”、“穷人的母亲”之绰号，失去家园却同根同族的新来者，也跟着被蔑称为“土耳其种子”、“接受酸奶洗礼的东方人”。

原先的穆斯林人口，也离去殆尽，其中包括出生在此的一位青年土耳其党党员穆斯塔法。这个聪明的孩子长大后，以卓绝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经济及社会改革能力，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迅速建立起一个全新而西化的世俗主义国家。他正是现代土耳其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如今在遍布手机店铺和咖啡厅的Apostolou Pavlou大街上，地处18号的穆斯塔法故居，已成为土耳其领馆背后的一座博物馆。

“两国人民的关系可要好了，我们特别爱追他们那些家庭肥皂剧，而他们对古希腊遗迹的保护比我们做得好多了。”Aris高度赞美着曾为仇敌的邻国。“Güle Güle。”末了，我用仅会的几句土耳其语与他们告别。老太太让Aris转告我，严格意义上说，“Güle Güle”是永别的意思。我也心知肚明，每次与这样有故事的人告别，确也是永别。

“这里就是马其顿！”

Militos正在塞萨洛尼基找工作，是Aris的同学。他曾在伦敦工作一年，因受不了快节奏的工作强度而辞职回来。他带着还算有那么一些的积蓄，前不久去了一趟荷兰旅行。当地人得知他来自希腊后，紧张地催促道：“你怎么还来我们这边玩啊！快回去工作赚钱啊！”仿佛是Militos代表着希腊欠荷兰人钱似的。

有一天，我和他沿着Nikis滨海步行街散步。手里拿着看景点任务清单的游客们看起来行色匆匆；反倒是清一色漂亮面孔的当地年轻人，才会将用不完也无处可用的时间，花在码头上晒太阳、咖啡厅里发呆，抱着吉他唱着不知明天会怎样的及时行乐小调。“据说爱琴海底下有着未探明的巨大原油储备，只是因美俄两国利益争持，而迟迟没有开采。或许我们都幻想有朝一日，能像海湾国家那般暴富吧。”Militos这番陈述，代表着看似无所谓的大批失业青年之期望。

步道尽头的标志性白塔前，我们看见好几个披着号码的选手或趴或蹲，大口喘着粗气。城里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刚刚结束，缓过劲来的参赛者，三五成群的，纷纷在白塔前拍照留念。

塞萨洛尼基的土著们，更愿意将自己认同为马其顿人。有意思的是，在这儿旅行，或许得慎用一般常识里所认识的“马其顿”那个国家名称。我有一位朋友曾去车站买到北面那个邻国的大巴票：“你好，我想问一下开往马其顿的大巴。”

“这里就是马其顿！”售票窗口愤怒地回答。

矛盾是这么产生的。人们都知道亚历山大大帝，他那个疆域一度覆盖了亚欧非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最核心的部分正是今天希腊北部领土。帝国衰微后，马其顿的名称却在巴尔干其他地区得到保留。1945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为了刺激希腊内战并提出领土主权要求，故意发明了“爱琴海马其顿”一词。今天的希腊人不但非常反感这个词，还进一步不允许通过南斯拉夫解体而独立的北方邻国使用“马其顿”的国名。

因此，在联合国大会和奥运会等正式场合，我们看到的“那个国家”名称，是被标示为“FY-Macedonia”（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对于早已将全球化挂在嘴边的塞萨洛尼基年轻人，可以自嘲失业问题，可以追捧土耳其家庭剧，但提到北方邻国，还是不约而同会嗤之以鼻，“他们压根就是斯拉夫人，却好意思把自己叫做马其顿”。

作为曾经马其顿王国的都城，塞萨洛尼基也抓紧着民族身份认同教育。除去马其顿国际机场和马其顿大学等能让外国人以为误闯了邻国的麻烦名称，还有着马其顿当代艺术中心、马其顿—色雷斯人种学博物馆和马其顿奋斗史博物馆等强调着“这里才是马其顿”的文化机构。

热闹疯狂的“魔鬼主场”反面，是安静冷清、颠沛流离的希腊近现代史。

体育类论坛上曾盛传过一个视频，“什么是真正的魔鬼主场”。画面中，持续燃放的焰火将天空照得通红，防暴警察用高压水龙头朝着各看台持续喷射了十多分钟，完全没法比赛的阿根廷博卡青年队球员，被浇灭火焰后的浓厚烟雾彻底湮没到没了身影。人们一度以为这理应是伊斯坦布尔那座经常出人命的加拉塔萨雷球场，发帖人却抛出了让观者纳闷的名字——希腊阿里斯俱乐部，位于塞萨洛尼基。

马拉松比赛这天，我恰好也赶上了这座球场的赛事。不幸也万幸的是，在希超赛季尾声的这个时候，那支拥趸最为凶狠的阿里斯俱乐部已排在队尾，铁定降级。主场作战的是排名第二的城里另一家俱乐部帕奥克，对阵排第三的阿特罗米托斯。

或许因为球场骚乱后的大力整治，即便是争夺欧冠名额的关键场次，球场里的气势也与视频中相去甚远。全场观众对那些一惊一乍的放炮声没丝毫反应，只有一位裹着廉价烟叶的老头，为自家后卫的一次回传失误而愤怒地砸着栏杆。或许，他是球队一辈子的拥趸，却没有足够的退休金交纳会员费而随青年们在最热闹的南看台上一道蹦跳90分钟。

主队赢了，人们“演奏”着刺耳的汽车喇叭交响曲，往古罗马留下的伽勒里乌斯宫殿和陵墓废墟、拜占庭留下的古墙和教堂，以及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广阔街区散去。

热闹疯狂球场的反面，是安静冷清的电影博物馆。这样一个属于影痴和文青的地盘，或许只有在11月的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时才会热闹吧，别的时候，它就躲藏在滨海渡口的一座旧仓库里，等待有心人去翻阅这个国家的影像史。

故去的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就在作品中呈现了一部颠沛流离的希腊近现代史。在其名作《尤利西斯的凝视》开头，几分钟的纺织女工劳作场景，是哈维·凯特扮演的希腊裔美国导演苦苦找寻的故乡电影源头。事实上，这一段默片，也正是Manakis兄弟为巴尔干带来的第一部影像——《纺织女人》（1905），记录她们的一台Bioscope 300摄影机，也在随后的若干年，为兄弟俩带来了巨大财富。这段影片和这台机器，就搁在博物馆的入口，而希腊电影史的讲述，也就从“家族影二代”的Takis Manakis口中流淌而出：“我出生于1896年，那时火车刚刚驶进了巴黎里昂车站……”

2009年才开业的这座博物馆，并没有为国家电影史而歌功颂德，反倒恨铁不成钢地讽刺希腊不过成了好莱坞电影的漂亮外景地。比如仅1955年，就有超300部电影在雅典摄制，可仅有15部是希腊电影，它们之中没有一部能像对岸同时期的意大利那样，成为表现时代风貌的新现实主义作品，而彻底在拙劣地模仿好莱坞，最多穿上点民族服装而已。

一个国家的电影，并不能只被一位大师及其艺术杰作所代表，安哲罗普洛斯独特而强烈的个人影像风格，也远非希腊的真实样貌。虽然早春时节爱琴海上升腾的浓雾，开始漫过塞萨洛尼基的滨海步道时，远处影影绰绰的半点渔火，确似《尤利西斯的凝视》镜头那般，对着面貌难辨的悲痛历史，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