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上看，伊兹拉岛、埃伊纳岛和波罗斯岛像三颗宝石，镶嵌在萨罗尼克湾的海域版图内。这三个岛由南至北盘踞在雅典城的南部，成为爱琴海弯曲颀长似“细颈”的海岸线上独特的点缀。

“没有伊兹拉岛和萨罗尼克湾，就不可能诞生时代的诗者与歌者莱昂纳德·科恩。”犹太诗人史蒂夫·桑菲尔德的这句评价，把伊兹拉三岛的声誉推向顶峰。在圣岛（圣托里尼岛）被商业电影和媚俗婚礼侵蚀的今天，在克岛（克里特岛）被冠以“米诺斯文明”头衔而大打“欧罗巴寻根”商业牌的当下，伊兹拉三岛在爱琴海沿线的清高姿态，似乎可以解释为一种遗世独立的超脱气质。

直到今天，伊兹拉三岛都是孤独的。这里的游客数量，与雅典、斯巴达、奥林匹亚，或者同是岛屿的圣岛和克岛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我们已经孤独了太久，就让我们一起孤独。”Waiting for the Miracle中，科恩的这句歌词，单曲循环地诉说着一个真谛：只有懂我，才会和我拥抱。这是科恩的大声表白，也是献给伊兹拉、埃伊纳和波罗斯的恋歌。

1966年《美丽的失败者》问世时，没有人知道莱昂纳德·科恩是在一个小岛上写下这本“60年代经典中的经典”。若干年后，当科恩回忆起当年的创作过程时，眼前总会浮现出岛上神秘的马蹄形海港、蓝白色水粉粉刷的建筑以及那些眼神呆滞望着海滩的猫咪。然后他会像所有奔放的希腊人一样，深情喊出那个他逗留了7年的岛屿名字——“伊兹拉，美丽的伊兹拉岛。”

伊兹拉岛有种水粉画的清丽。这是个面积不到50平方公里的小岛，以蓝色和白色为主，所有别墅和建筑被这两种色调粉刷、涂抹。伊兹拉堪称艺术家之岛。这里的生活成本不高，又拥有爱琴海海景，对于独立创作的文艺家来说再好不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百老汇演员、记者戈登·梅里克，瑞典作家格兰·汤斯特罗姆和挪威作家阿克塞尔·詹森等相继前来，或钻研剧本，或闭门写作，可以说是希腊国内早期文艺逼格最高的艺术聚集地。

1960年，当在伦敦饱受雾霾之苦的文艺青年科恩来到希腊伊兹拉岛后，岛上的文艺氛围达到巅峰。岛上的景象令科恩吃惊：海水是蓝绿色的，海岸入岛端口非常多，海水极为透明；夏季的阳光疏散下，剪影出墙壁上的一片片光斑。

科恩在伊兹拉岛上住了7年，在这极为安逸的7年中，留下了两本诗集和两本小说，其中就包括伟大的《美丽的失败者》。科恩说，伊兹拉岛的“独立”，体现在这个岛拒绝汽车通行，仅有的交通工具，一是马，二是驴子。“我爱这个岛的独立。”是的，我们都爱。

二次大战前，亨利·米勒曾前往希腊游历。之后，他在《玛洛西的大石像》中向希腊民族致敬，其中有一段关于一个岛的赞美：“明媚的阳光下，风景如画般的绝妙。”

波罗斯岛的民宅生活，可以说是精致入骨髓了。岛上的居民早晨一般九点以后起床，大多数人在户外慵懒地用完“橄榄裹面包配搭番茄汁”的早餐后，家里的男丁基本上外出做贸易，女人则各回各家收拾屋子。捯饬房子，成了一种生活态度。古铜色的铁皮邮箱歪了，摆放正了以后，可以重新装饰一下午；屋外栽种的花草没浇水，可以伺候植物一整天。

埃伊纳岛可能是三个岛中最内敛的岛。如果说伊兹拉岛的特点是文艺和如画般的景色，波罗斯岛的特点是其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和曼妙的民宅的话，埃伊纳岛的特点，恰恰就是它的特点不突出，不张扬，也能玩景致。

它离首都雅典最近，与雅典的关系也最特殊。这个公元前7世纪就通过资本原始积累称霸爱琴海的小岛，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海战中帮助希腊成功阻击波斯舰队，从而声名鹊起。19世纪初，小岛一度取代雅典成为希腊临时首都，但无奈囿于岛屿对外贸易的局限性，而让出政治和权力中心，从此偏安一隅玩起了深沉。在岛上的那些咖啡馆和公共场所，没有和雅典公共空间里一样的公众讨论，有的只是做生意的商人、看足球的小年轻和过生活的无业者。

这个小岛的开心果是全希腊最好的。码头边的无数特产店铺里，卖得最火的是开心果和希腊本地蜂蜜。尤其是开心果，游客基本人手一袋，作为回乡手信。或许我们不能说埃伊纳岛没特点，它的特点都沉淀到了希波战争、独立战争中，都随着岛上平凡人的生活而消散淡去，但开心果的存在也正昭示了埃伊纳岛上的生存哲学：过日子嘛，最重要的是开心。

导游 阿里

希腊的土耳其女婿

土耳其人阿里成为希腊女婿后经历过生活上的种种不适应和观念的冲突。如今，他被希腊妻子和她的家人成功洗脑，认为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爱，其次是享受生活。

在去雅典附近岛屿的游船上我认识了土耳其人阿里（Ali Aldemir），一路上他显得精力充沛而热情洋溢，抓住一切机会和各种国籍的人聊天，和着船上歌手欢快、节奏鲜明的歌声，有模有样地翩翩起舞，十分快活。

阿里是“嫁”到希腊的土耳其女婿。他的手机里存着上千张希腊妻子的照片。说起比他小十几岁的年轻妻子，一脸甜蜜。

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来自父母之命，家人指定给他一个女孩说：她会是个很好的妻子。他只简单回答了一句OK，就成就了第一段婚姻。他庆幸今天的土耳其青年已经不用再像当年的他们那样接受父母的安排，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寻找，去相爱。

阿里在土耳其是一个酒店的经理，认识了他的希腊姑娘后，他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告别了土耳其的家人来到雅典，成为希腊女婿。一开始，他经历了生活习惯上的种种不适应，以及生活方式、观念上的冲突。阿里所熟悉的土耳其人都对生活有雄心有野心，房子要越换越大，车要越换越好，家里的摆设要越来越豪华精致。但到了希腊后他发现，这些都成了浮云。他的希腊妻子和她的家人都认为这些根本毫无价值，和这些比起来，享受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事。

如今的阿里是这样的观念：“在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是爱，其次是享受生活，挣钱买房子、拥有好车都不重要。”——在希腊，他被成功洗脑。

希腊的美食深受近邻土耳其的影响。无论是最受欢迎的希腊式快餐小吃烤肉卷（用皮塔面包或面饼卷上烤肉或肉串，还有番茄、洋葱和酸黄瓜），还是裹着土耳其软糖的法式糕点，都有土耳其美食的影子。希腊人喜欢出去吃饭，乐于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一顿美味大餐，吃饭是一件兼顾了社交和休闲的愉快事情，餐馆是一个可以尽情畅谈的舞台。

这一点阿里不太适应。以前在土耳其，他和家人都很享受在厨房度过的美好时光，自己动手准备饭菜，再在自家的餐桌上慢慢享用，在他看来美妙无比。但希腊人并不享受这种乐趣。阿里的妻子要么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去餐馆吃饭，要么就叫外卖。这让阿里很不习惯。

好在如今他影响了妻子，两个人经常一起动手准备食物，而且很享受这种做饭时间。

希腊人家庭观念浓厚。阿里的妻子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一家人经常聚会，关系亲密而融洽。他妻子的姐姐下午刚来探望过他们，前脚刚走，二十分钟后，刚送走姐姐的他们才坐定，她姐姐的电话又追过来了，因为她想起还有些话忘记跟妹妹说了。“除了见面，她们每天要通两次电话，不知道她们哪儿来那么多话题可以说。”阿里对此百思不解。

阿里的妻子在雅典经营一家餐厅，生意不错。他则在一家旅游公司任职，这两年里他有好几个朋友都陆续失业，但是他的工作却没有受影响，反而在炎热的夏季越做越火。

阿里主要负责来自土耳其的旅行团，他们每个人花费400欧元就可以到希腊阿提卡进行五天的深度游。因为只需要一个小时飞机的行程，近邻希腊成为土耳其游客度假的首选。

2015年夏天，阿里的亲朋好友都在新闻里看到了希腊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他们纷纷打电话来问阿里是否缺钱，要不要给他寄钱过来。阿里在电话里总是声如洪钟地告诉他们：我们很好。                                                                                                                               (文/ 陈艳涛 图—阿灿/新周刊)

经济学家、希腊中国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所长  珮拉

当你揭开一个希腊人时，

会发现里面有一个中国人

在希腊，她几乎能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她的勤奋、她无所不包的朋友圈，以及希腊极似中国的人情社会，共同铸就了女超人珮拉。

这个夏天，对珮拉（Pelagia  Karpathiotaki）来说，意味着组织一长串的活动：中国媒体赴希腊的采访，中国代表团与希腊企业的交流，中国学生（北京大学等）暑期访问，希腊电视台记者在中国的交流和采访，中国投资者赴希腊考察……“我对这些活动很满意，它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珮拉是希腊中国经济和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博士生。她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中国和希腊之间的桥，成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

还是个小女孩时，珮拉看过希腊著名作家和诗人Nikos Kazantzakis写的一本书，被他在书里所描述的中国和中国人迷住了。Kazantzakis认为，如果想了解中国，就必须打开所有的感官，走近它，感知它。

2010年，珮拉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作为学校里唯一一个希腊留学生，很多人都认识这个中文名叫“海尔”的希腊女孩。今年是珮拉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这些年里，她组织过文化的、商业的、教育的各种中国团体去希腊参观考察。

一开始，珮拉遇到了很多困难。希腊人多数选择去美国或欧洲国家留学，和美国、欧洲国家相比，来自中国的声音很弱，珮拉经常介绍得口干舌燥，却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在中国的五年里，珮拉学会了用中国人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比如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条件，要学会根据环境和背景去适应和调整。

因为珮拉是第一个拥有中国名校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希腊人，这让她很受希腊媒体欢迎，只要涉及中国和希腊两国关系的新闻和话题，媒体就会找珮拉去谈。那些电视节目播出后，吸引了很多希腊人对中国的兴趣，也让他们发现了一个新天地，那就是跟中国在各种领域的合作将会带来的巨大机会。“我相信政府间的合作很重要，但如果要长期发展两国关系，就需要融入社会各个阶层的行动。”虽然现在希腊人也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只限于媒体所塑造的单一的经济强国形象，珮拉认为这远远不够。

当不可避免地谈起希腊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时，珮拉说她很高兴能有机会去向中国的朋友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她认为很多负面的批评都来源于表达不够和误解。作为经济学家，珮拉认为“希腊过去40年的政治制度构造了一个缺乏优势的国家。这扰乱了生产结构，国家政策决定的持续借外债，提高了希腊的经济、政治和地域的依赖程度。”珮拉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在最近几年对希腊和希腊人民所做的负面批评，往往不探讨问题的根源，而只是简单地将原因归咎于希腊。“作为希腊人，我们没有试过努力解释什么是希腊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而在西方媒体里，这种指责都指向希腊，而试图隐藏真正来自欧盟背后的原因，比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思想危机、霸权主义危机。”

珮拉问：“为什么今天整个世界都忘记了，全球经济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为什么只占欧元区 GDP 2%的希腊会被认为是全球经济体系不稳定的根源？”

很多中国人从媒体所获知的信息，是希腊人性格懒散、政府机构腐败，这甚至成为人们理解希腊债务危机的主要因素。对此，珮拉很有看法。 “欧洲人不应该忘记腐败有两面，一面是谁腐败，一面是腐败伤害了谁。在希腊，一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案件里，有腐败行为的恰恰是一些跟科技、 军队装备和能源领域相关的西欧大公司。所以当我们谈到腐败问题时，应当整体地去看，谁才是相关的责任人。”

珮拉也不认可希腊人懒散的这个说法。“希腊人是比较情感外露的民族，喜欢在各种公共场合与别人交流，希腊的自然和气候环境决定了我们的性格，每个社会都应该给予人们根据他们的传统、历史和文化特点来选择如何休闲的权利。”

在这一点上，珮拉认为中国和希腊人很像。住在中国时，她每天都能在公园里看到很多人在跳舞，孩子们在玩闹，每当她又有一个“中国人和希腊人好像”的发现时，她的脑海里就会涌出Kazantzakis的一句话——“当你揭开一个中国人时，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希腊人。当你揭开一个希腊人时，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中国人。”

珮拉自己的处事方式，也时时刻刻在反驳着“希腊人懒散、效率不高”这个说法。她言出必行，承诺过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会努力办到。在希腊，她像个超人一样，能满足你所有的愿望。著名歌手、演员、运动员、国宝级学者……只要我们想得到，珮拉总能帮我们约到采访。

对于她的“超能力”，珮拉解释说这是因为希腊很小，又是一种人情社会，经常在媒体露脸也让希腊很多人都认识了这个会讲中国话的姑娘。珮拉的朋友圈里包括各种职业的人：运动员、学者、企业家、演员、艺术家、摄影师、设计师、官员……而他们对中国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于是，珮拉的勤奋、她无所不包的朋友圈，以及希腊极似中国的人情社会，共同铸就了女超人珮拉。                                                                                                         (文/ 陈艳涛)

学者 井玲

希腊人的三种爱

井玲说古希腊人把爱分成三种：对一项工作或事业的热爱（激情，Eros）、对亲人的爱（情爱，Agapi）和对朋友的爱（友爱，Philia）。这是她在希腊生活十几年之后得出的结论。她也见证和参与着这三种爱。

这是个炎热的下午，四周安静得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干燥而热烈的风从井玲家精致的阳台吹进来，让屋子里那些年代久远的照片和各种古董都有了生气。

井玲是地道的北京人，她的丈夫是一名希腊资深外交官，他们20年前在北京相识。20年后再提起那次相遇，我问这位希腊前大使是否对井玲一见钟情，他干脆地回答：当然是。

他们的家里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东西：来自智利的铜艺品，来自中国无锡的泥人，捷克的铁艺玫瑰，以及各种中国风的小物件。这些都带着大使从前工作过地方的印记。他在阿尔巴尼亚、巴西、中国做过大使。退休后他们定居在雅典，那些带着各种异国风情的小物件就成了承载回忆的日记，和客厅里一帧帧他童年、少年、青年时的照片一起，化为岁月的痕迹。

在希腊，井玲迷上了古希腊神话、历史和考古。她拜雅典大学考古和历史系老师为师，积极参加雅典考古协会的定期讲座，参与希腊历史书籍的编辑、校对和翻译工作，成为卫城博物馆之友协会的会员。她和丈夫一起考察了希腊境内的上百个考古遗址及其博物馆，还去欧洲的巴黎、伦敦和美国的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专门参观希腊考古馆和历史馆的馆藏。

以前井玲的特长是语言和乐器，经过这十几年来对希腊的痴迷研究，她已经成为希腊文化学者，2015年还被曲阜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和兼职研究员。

在雅典，井玲是中国太太朋友圈的一员，这个圈子里都是嫁给希腊人的中国媳妇。家离得近的几个中国太太会经常聚会，聊聊彼此在希腊的生活。井玲还为几位新来的太太无偿地教希腊语。夫妇俩共同的社交圈有两个，一个是丈夫的外交圈朋友，都是从巴西、美国、阿尔巴尼亚等地回到希腊的侨民，他们会定期聚会；另一个是大使的大学同学圈。从雅典大学学法律的英俊青年到如今白发苍苍的退休前大使，他们始终作为朋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井玲眼中希腊人的第三种爱。

井玲说，古希腊人把爱分成三种：对一项工作或事业的激情之爱、对亲人的温情之爱和对朋友的友情之爱。希腊人会为拥有这三种爱而庆幸，同时也享受和珍惜着每一种爱。这也是她嫁到希腊十几年之后得出的结论。

没有一个国家，像希腊这样，背负着远古的荣光，却活在当下的困境之中，也没有一个城市，像雅典这样，古老和现代，历史与当下，交错在一起。生活在雅典的学者井玲，研究着希腊的过去和神话，也观察着今天雅典的每一个细节，对一个文化学者来说，面对如此丰富复杂的国家和城市，既有激情，又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也是一种幸福吧。                                                                                                                                                                  (文/ 陈艳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