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典驱车四小时，就可以来到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奥林匹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两千多年前的古体育场在历尽了岁月的洗磨之后，剩下的只是残垣断壁。这里是每一次现代奥运会圣火采集的地方，当翩翩的白衣女子们举起火种的时候，总是会让人想起“和平”、“美好”这样的字眼。不过如果你相信，在公元前8世纪的奥林匹亚体育场勇士们的竞争是为了和平，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

好战，是流淌在古希腊人血液中的灵魂；而真正的奥林匹亚精神，无疑包含着对武力的推崇。

众所周知，古希腊的运动会之所以在奥林匹亚举行，是因为这里是古希腊神祇居住的地方；勇士们进行比赛，是为了向诸神致敬。而古希腊诸神最喜欢的事情中，绝对没有“和平”两个字。

作为诸神之首的宙斯，喜欢的是美女，擅长的是说谎，崇尚的是武力。宙斯是在亲自打败父亲克洛诺斯之后才成为奥林匹亚的霸主的；成为霸主之后，宙斯成天忙的是引诱美女，最著名的是化身成公牛成功诱奸了年轻貌美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而其他神祇之所以不敢挑战宙斯的权威，无非是因为宙斯强大的武力。有一次宙斯看上了河神阿索波斯的女儿埃癸娜，就摇身一变化作苍鹰把她劫走了。阿索波斯知道后和宙斯发生了大战，结果宙斯用闪电让河神狼狈逃走。

武力决定一切，这是古希腊诸神告诉古希腊人的道理，而古希腊人也是如此践行的。古希腊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大约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百个城邦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厮杀。无论是几近神话的特洛伊战争，还是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都是古希腊人好战的证明。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擅长作战的公民自然地被视为城邦的英雄。在某次宴会上，有人想请雅典著名将军Themistocles弹琴。这位因大败波斯而令雅典称雄海上的名将说，自己不会弹琴，可是会通过打仗把一座小城变成一个伟大的城邦。其对弹琴的不屑和对军功的自傲溢于言表。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评价这位雅典名将成功的原因时说：“坚城、武库、名马、战车、巨象、大炮等不过是披着狮子皮的绵羊，除非人民的体质和精神是坚强好战的。”好战，正是流淌在古希腊人血液中的灵魂；而真正的奥林匹亚精神，无疑包含着对武力的推崇。

所谓的派对，不是一个现代人眼中的运动会，它更像一场阅兵或集体军演。

奥林匹克运动会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这一时期正是古希腊诸城邦的战斗力达到顶峰之际。多年的城邦之战后，幸存下来的城邦开始集体向外殖民扩张。古希腊人将这样的成就归功于神祇的庇佑。于是，他们要在奥林匹亚——神祇栖居之地——来一场派对，庆祝自己的军功，感谢诸神的保佑。今天的古奥林匹亚运动场外的石柱上，残留的雕刻中还有不少厮杀的场面。

对于崇尚武力的古希腊人来说，派对当然无关风花雪月，赛跑和投掷才是派对最好的游戏，因为这才可以证明一个城邦男人的武力。从这个意义来说，所谓的派对真的不是一个现代人眼中的运动会，它更像一场阅兵或者集体的军演。

在冷兵器时代，奔跑和投掷能力都是杀伤力强大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标枪、铁饼和铅球，无疑都是战争中强有力的武器。因此每个城邦派出投掷最厉害的勇士来比赛标枪，和现在各国联合军演发射导弹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在“运动会”里一个城邦的勇士比别的城邦的跑得快掷得远，那么各国都会知道这个城邦的军事力量强大，自然不会选择和它交战，这就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于是，各国既可以不至于过于相信自己的军事实力而盲目开战，也不至于过分低估自己的武力而屈尊臣服于别的城邦。

运动和战争就这样微妙地在奥林匹亚这块诸神居住的土地上联系在了一起。怪不得培根说：古希腊人认为战争是最好的运动。

尚武的同时追求永恒的荣耀，才是古希腊奥林匹亚精神的真义所在。

有战争就会有死亡。好战的古希腊人并不惧怕死亡，因为光荣的死亡会让他们的美名长存。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英雄阿基琉斯曾经面对两难的选择，如果作战就会战死而无法回到家乡，如果回家就会声名扫地，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投入战斗：“我不能束手待毙，暗无光彩地死去，我还要大杀一场，给后代留下英名。”没有牺牲就没有荣耀，在战场如此，在竞技赛场也一样。古希腊著名诗人品达在其第十一首奥林匹亚诗歌吟诵道：“谁若因辛劳而成功，那么甜蜜的颂歌就会流传为后人的传说，就会真正拥有伟大的成就。”单纯地崇尚武力未免会流于莽夫的狭隘，而在尚武的同时追求永恒的荣耀——也就是希腊语中的kleos，才是古希腊奥林匹亚精神的真义所在。

这样的荣耀，可以让人死而不朽与诸神同辉，但这是男性公民的特权。是的，在奥林匹亚运动场残留的雕刻中有不少美女的图案，不过千万不要认为这就是当时有女运动员的证明。导游会告诉你，图案中的女性是以宙斯的妻子赫拉为首的女神们。

和女人一样被剥夺了追求荣耀权利的还有奴隶。古希腊的奴隶和女人负责家务，而西方传统认为操劳家务的人需要静下心来，与好战的性格是不符合的，打仗于是变成了男性贵族的特权，奔跑在奥林匹亚运动场的也只是这些男性公民。因此，奥林匹亚精神与平等也并无关联。然而今天的我们并不需要对此指责：一群愿意用自己生命去参加战斗的男人，至少比古罗马帝国那些以观看奴隶和俘虏互相角斗而死为乐的贵族们更值得我们尊敬。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于公元4世纪，当时的奥林匹亚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认为这样的运动会是“异端”，于是下令封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教兴盛之后，宙斯、波塞冬等古希腊的神祇自然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信徒。而早已不存在的古希腊城邦再也没有实力和必要去展现自己的武力，运动会在中世纪的式微和终结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崇尚武力，强调通过牺牲而追求不朽的奥林匹亚精神，也和通过信仰上帝进入天国的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在漫长的中世纪被人遗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方面渴望和平，一方面推崇体育，法国人将和平与奥林匹克联系在了一起。

将奥林匹亚精神从历史的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是法国人顾拜旦。1892年，他第一次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并认为“体育就是和平”。顾拜旦对奥林匹亚精神的理解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早已为世人所接受。但是他的理解很好地证明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19世纪对于法国人来说，是用炮火和鲜血浇铸成的一个世纪。从1804年拿破仑称帝，到1830年7月革命，再到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人不停地在打仗。童年恰逢普法战争的顾拜旦深深地感到，一个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的国度如果没有强壮的体魄，也会被野蛮人羞辱得体无完肤：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役中御驾亲征，结果被打得尿血而生擒。

恰好普法战争后，德国人在奥林匹亚发掘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场的旧址，这一考古发现给了年轻气盛的顾拜旦与德国人竞争的灵感：“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它古代光荣的历史呢？”于是，一方面渴望和平，一方面推崇体育，顾拜旦自然地将和平与奥林匹克联系在了一起。

顾拜旦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18世纪以来欧洲就战乱不断，深受战争折磨的欧洲人因为对现实世界的极度失望而开始美化古希腊社会，出现了一大批希望在古代文化中找到改变现实问题办法的学者。G. Benhardy在1832年就感叹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是一群天才，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似乎本质上就有自足的结构，现代人对此却毫无所知。”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这种对古希腊的迷恋到了新的高潮，顾拜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位。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这个世界距离和平依然遥远，也就怪不得每一个到奥林匹亚的游客，宁可相信古希腊人在这个体育场上奔跑，是为了和平。

(董铁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