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一个普通的上班日。中环会德丰大厦前的毕打街上,金融从业者步履匆匆而过。这帮华洋混杂的人群,有着香港中产阶级最为典型的特质——敬业、勤奋,任何时候都能以得体的打扮和仪态和你打交道。而狗仔记者时常光顾的置地广场,就在我们对面,LV和Armani在这里开出体量巨大的店铺,等待各式人等消费。这里是香港的心脏地带。开埠之初作为军事基地的中环,如今已成为和华尔街、伦敦金融城比肩的镀金之地。
中环的街头上,仍然可见三年前金融危机留下的痕迹,但没有人怀疑,中环曾经的好时光又回来了。位于港景街的香港联交所,去年一年的融资额是512.93亿美元,占据了全球股市1/5的融资份额,联交所因而成为全球融资最高的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企业传讯部高级主任张颖华说,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联交所在海外推介的结果,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联交所吸引了法国欧舒丹和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企业到香港上市。
而在红棉路香港投资推广署的大堂里,有一块醒目的商标牌,里面标注了这家机构为香港引进的各式企业。如同你在香港街头看到的,这块商标牌里的各式企业同样也是中西混杂,既有你熟悉的三一重工,也有你不熟悉的印度软件公司。投资推广署的助理署长邓仲敏从这些公司谈起香港的吸引力,“十年里面,投资推广署帮助过2100个企业投资香港,它们创造了2.6万个新职位,总投资是570亿港币” 。
“中环价值”之变
某种程度上,香港交易所和投资推广署的作用能道出香港的商业地理价值——它是内地企业国际化的训练场,亦是外资企业进入内地的桥头堡,而这种价值亦成就了香港的“中环价值”——这个由地理位置而衍生出来的名词,代表了香港的服务业传统。除了最耀眼的金融,还有与资本市场相伴而生的法律、会计等各种专业服务,它们和香港的贸易、物流、旅游等行业一起,构建了香港过去几十年来的奇迹。
如今,奇迹还没有终结,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困扰。比如,十多年便来一次的金融危机或股市崩盘,让香港人闻之色变。占据香港GDP90%以上份额的服务业,每到此时,往往出现大规模失业,执政者不得不面临香港经济“空心化”的诘问。
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总监徐耀霖说,香港服务业其实有它的产业基础,“如果没有香港原来的制造业,不会产生服务业。物流、金融、会计、设计,这些完全依附于商贸活动而衍生出来的行业,到经济发展到很成熟的时候才会有需求,如果不到成熟阶段不会产生”,而香港的制造业是存在的,只不过不仅在香港本身发生,它更多存在深圳河以北的珠三角和其他地区,“有几万家工厂,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内地工人受雇于香港管理的企业。如果撇开地理界线来谈空心化,论点是不成立的”。
或许“空心化”是个伪命题,但香港毫无疑问需要找到更加依附本地和大陆市场的产业——它们不会像金融业那样极易风吹草动。在上一波金融危机之后,香港政府有了具体的举措。在2009年10月公布的施政报告当中,香港特首曾荫权提出发展六大优势产业,包括教育产业、医疗产业、检测和认证产业、环保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
政府如何扶持新产业?
香港金融和贸易的强势,长时间内掩盖了其他方面的虚弱。比如创意产业,梁文道5年前说到这个华语流行文化中心的衰微,“香港曾经是区域内的创意经济龙头;同样的,威尼斯也曾经是13世纪的世界贸易重镇”。
沙田的香港科技园当中,最显眼的是杜邦和飞利浦这些公司,本土的公司更多仍处于培育阶段。香港科学园行政总裁陈荫楠说:“香港在一些科技上面没有基础,一定要引进国际公司来帮助我们建立基础,这样才能形成更好的氛围和产业集群。”
很大程度上,这是香港过去几十年挣快钱所付出的代价。兆丰科技的总经理黄兆辉说:“四小龙里面,大家原来都有商业工业,但只有香港过去二十几年,将工业全部转移到内地。我们赚钱是利用密集劳工带动出口去赚钱。但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都在创新,科技上也都有成就,相对之下香港反而落后了,和它们差很远。”
香港科学园是一家政府控股却由民间管理的一家公司,成立于2001年,目的就是打造一个香港的“新竹科技园”。这家公司的16个董事当中,只有一位来自政府,其他的董事来自各行各业,为的正是群策群力。香港科技园的作用颇像一个孵化器,“扶植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为它们减免房租,提供补贴,联系各类风险投资商帮企业配对等等” 。陈荫楠认为香港现在发展科技仍有它的独特优势,除了香港拥有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外,更重要是“人”的因素,“产业规划上,还是要回到人才,而全球的华人都喜欢到香港来定居”。
在创意产业上,香港仍然给予了政府层面上的支持——一家名为“创意香港”的官方机构在负责香港创意的推广和发展,这家机构除了为创意企业提供各种交流机会外,同样负责培育企业的工作。“创意香港”总监廖永亮说,对于新晋公司,“创意香港”提供一个为期两年的企业培育计划,“两年里面,与设计有关的新公司,有两年的租金优惠。第一年免费,第二年一半。此外,为他们提供财务策划、法律、融资借贷的专业服务和意见提供。透过这样的培育计划,让它们在两年的时间里逐步成长。”
事实上,无论是科技还是创意,香港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扶植计划来达到营造相关行业的“生态环境”,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计划,亦超越了香港以往发展的实用主义态度。它们在未来对香港的宏观影响,或许如同香港特首曾荫权所言,将“促进香港经济实力的多元化发展,以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就城市本身而言,这些产业或许会让香港更富魅力——如同创意产业让伦敦从一座老城蜕变为“酷伦敦”。
传统产业切入内地
对于香港的传统强势行业来说,变革可能只是意味着如何更好地切入内地这个市场。香港贸发局每年都在内地举办各类展览,帮助各类企业了解内地,但从商业层面来说,内地与香港在很多行业上的联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紧密。香港人曾经热切期盼的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都已经签署了7次,但真正的效果,正如徐耀霖所言,“我觉得很多未达到预料的理想”。
CEPA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层面上签署的协议,但真正发挥作用,还是需要地方来合作。徐耀霖说:“中央当然希望对香港服务业推一把,更加有效地对内地企业发挥作用。但省市有不同的考虑和关卡,未必和中央一致。中国是很大的国家,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利益,很明显,所以我们整天面对的问题就是,大门已开,商务部非常乐意帮香港,但小门未开,有形无形地让香港服务业不能如预期的那么有效地进入内地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企业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和内地发生联系。在极度依赖人才的服务业,聘请熟悉内地业务的人成了最直接的方法。
张湘玉是湖南人,在重庆念完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硕士之后在上海工作,此后,又到美国留学。前几年来到了香港的韦业显律师行工作,她说,因为自己 “对美国、英国、中国内地文化都比较了解”,所以能减少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误会。在事务所里,她起的也是桥梁的作用——把内地律师事务所和香港的业务对接起来。因为“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英美法和大陆法不一样,哪怕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也有慢慢适应的过程,在这个环节里面能更多帮助他们”。
事实上,即便是那些以往固守香港的企业,如今也开始“北望神州”。卢永强是设计师陈幼坚的徒弟,在香港知名度颇高,给屈臣氏和瑞安集团设计过不少产品。他喜欢那种精英化的工作方式,所以事务所的核心人员不过十个人而已,三个人主管客户,七个人主管创意。
卢永强说,香港的工作已经能让自己的事务所活得够好,所以现在不一定急着去开拓市场,但未来一定会去内地。他说,内地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市场,还有人才。“内地设计师懂得把自己的观点放开,把国际观拿过来。香港的年轻一点,看东西的角度反过来没有那么视野广阔。”对卢永强来说,唯一的问题在于选择广州还是上海,他从情感上倾向于前者,但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只有上海的商业环境跟香港比较像”。
香港还有什么优势?
邓仲敏每次被别人问及“香港相比上海还有什么优势”时,都不会拿金融中心这些大而化之的词汇来说事。她说,香港最大的特点是其骨子里的国际化——这座城市的商业法则和市场特点都是最接近西方的,如果内地企业需要国际化,“搞定香港,就没有什么问题”。除此之外,香港的司法制度、市场监管机制乃至专业服务都是同西方接轨的,这些特点,都能保证香港在吸引企业投资或者IPO时,占有独特的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香港在营商环境上完美无缺——比如,香港的营商成本极高,无论是写字楼还是人力,价格都远远高于内地的城市。
邓仲敏说,这种现实是存在的,营商成本亦是投资者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如果考虑到香港的低税率和经济自由度,会发现香港仍然有相当大的竞争力 ”。她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在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外向投资都下降了,对于香港来说,我们虽然数字下降了,但对全球的吸引外来投资量的排名上升了,去年我们是全球第四大外来投资的经济实体,而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七位”。
对香港来说,内地的资源和西方的经验是其过去几十年发展的基础,回归之后,这种因特殊地位所产生的优势依然得以存留,比如金融地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跨境人民币结算会有七成以上的份额通过香港完成。有些优势则得以加强,比如,因“自由行”所带来的旅游地位。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庄芮教授说,香港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地位正随着内地的开放而被弱化,比如贸易;但在别的方面,“香港的营商环境、效率,人才、服务理念”都是内地短时间无法超越的。他的总结是,“香港的确面临挑战”,但它所扮演的经济角色却仍然是 “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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