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书《日本有病》中写道：一个女孩要来见我，理由是“我想和一直过着漫画人生的李先生见一面”。我的人生要是像漫画一样就好了，可惜，我经历过死亡、背叛、屈辱……家里进强盗的时候我还吓得尿裤子，两腿间凉飕飕的感觉，是实实在在地活着的证据。

过去的23年，我属于东京歌舞伎町，是一个有名气的案内人，俗称皮条客。每一个出现于这里的人，都是演员，我们演出的这出戏，主题就两个字：人性。我每天站在这里，很安心，就像在自家庭院一样。这就是我展现自己的最好舞台，也因此我做了美国《新闻周刊》7年专栏作家。不然，东京70万华人，东京大学的文学博士有那么多，为什么不请他们写专栏呢？

有人说我是歌舞伎町的老大，这个说法不正确。只能说当地流氓头目是我很好的朋友，黑白两道的朋友我都有。这个事情，我能做到，别人做不到，我不做谁做？

从小我就是一个“外交家”

“文革”期间，我爸是造反派头头，他不得志，但很爱出风头。我爱出风头这点是遗传他的。从小，我长得可爱，讨人喜欢，是我们家的外交家。碰到事情，父母不能出面，一定是我这个最小的孩子出面。我7岁的时候，爸爸关在监狱里，妈妈休病假，让我到她单位去领工资。每次回来妈妈就问，今天碰到哪些人，他们问了什么，你怎么回答的？然后告诉我什么说错了，该怎么回答。我14岁进歌舞团，团里的人斗来斗去、睡来睡去，我全看在眼里。然后在歌舞伎町站了这么多年，我自然变成了所谓八面玲珑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你要把你那一套东西灌输给人家，当然要用别人爱听的话来表达。首先，你要有知识储备，不能瞎说；其次你要保证把他带入你的思维，要找到切入点，迎合他，吸引他。我觉得我今天依旧是一个很好的演员，在日本这个舞台，或者在我现在所站的任何一个舞台上，能把自己尽量表达出来，让人家听到，这需要有魅力。当然这有点自夸了。案内人这个职业让我了解人性。只要跟人打交道，不管用什么表达方式，一定要坦诚。跟黑社会、流氓也好，跟警察也好，我都是坦诚的，这是让人愉悦的基础。

八面玲珑之外，我也有另一面。其实，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高兴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悲哀的时候人家没哭我先哭了。人家和我说软话我是最怕的，如果跟我来硬的，我会更硬。虽然我看着瘦弱不像能打架的人，但是我会用脑子跟人打架，不管流氓也好，警察也好，我对付了这么多年，现在还留在歌舞伎町，就是这样子。

清高是一个贬义词

在歌舞伎町，金钱能换取尊严，被称为贞操观念的自尊是可以“一点一点”卖掉的。我不会瞧不起她们，我也是靠一点一点出卖自尊才生存下来的。对我来说金钱与尊严之间的底线在于法律。不违法，就没问题，这是日本流氓教我的，也是日本警察教我的。擦边走走没有关系。

我当过演员，那么光芒的一个人，跑到这里站大街，红着脸招呼人家，当然是生活所迫。发纸巾一天挣1000元，做案内人指一下路就能挣1000元，为什么不做呢？人不要太讲究尊严，原则和尊严是两码事。你越要尊严越没有尊严，除非自己想开了，把尊严全扔了，可能能把它收回来。请不要对在歌舞伎町工作的人加以白眼。因为他们终有一日会将自尊买回来。在我眼中，清高肯定是一个贬义词。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生存，你不能在这里待了，还能有什么？

我不能说自己现在活得很有尊严，但人家给了我尊严：让我做顾问，上电视，做专栏作家，参与歌舞伎町街道委员会的工作，充分尊重我表达的声音。我也和黑白两道的人交朋友。你觉得给我面子的这些人是傻子吗？日本人就是这样，他可以给你下跪、鞠躬，他达到了目的就有尊严了，因此日本能成为世界强国。他表面上给足你面子，他不要面子、不要尊严，实际上他才是真正有尊严的。我也一样，表面上给日本流氓低头、给谁谁谁低头，但心里低不低头那是我的事。在那个环境我必须这样做，但在心里，我觉得我没有低头，所以我赢了日本流氓。

低头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过程，人不能永远做低头的事情。舒淇说当年脱去的衣服要一件一件穿起来，我很赞同，也很有共鸣。这样做是对的，付出代价我觉得值得。当年我洗盘子每天挣1000元，养不起老婆和孩子，也付不起时装学校120万元的学费。做案内人，一天挣两三万元，月收入100万，付得起房租、学费，老婆生小孩住最好的医院……然后我把赚到的钱拿去办报纸，计划开广播电台、开餐馆……我也是想把脱掉的衣服再穿起来，到了今天，我问心无愧。

我不恨任何一个和我离婚的女人

跟我有过暧昧的女人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多。接触一两个月的女人是有上百个，真正爱过的、希望发展长期关系的，也就那么十来个。我结过六次婚，第四、五、六次婚，都是和同一个女人。每次离婚，我都付出很大代价，几乎倾家荡产。我不恨任何一个和我离婚的女人，只要愿意跟我见面、吃饭、交往、旅游，我都没有问题。我第三任太太是个日本人，我现在还每个月跟她见面。她是理发师，从我们认识到现在，除了上凤凰卫视那次在香港剪过一次头发，这22年，我的头发都是她剪的。以如此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拥有这么多的女人，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是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我真不幸福，好像挺风光的，其实我是世界上最累的人，因为我的责任心太重了。

年轻的时候，把感情看得比较随意，觉得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是男人的自由。现在和我现任太太在一起，生活美满，小孩很好地成长，我已经很满足了，不想再去找别的女孩子了，都年过五十了。我和太太性格都比较暴躁、要强，有了这个小孩以后，我一点也不强了，老老实实的。我觉得老老实实的家庭会幸福。年轻的时候当然不会这么想，觉得自己有能力，不需要依靠家庭这个后盾。

我其他方面的好奇心没有减弱，但是对女人就没有那么好奇了，找来找去也就那么回事。特别是在歌舞伎町开了餐厅后，我觉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家。我不管账，我太太把账目和店里的事情都管得相当好，让我觉得很安心，不用站大街也能有稳定的生活。要不然，虽然我开奔驰车穿名牌西装，一辈子到底能赚多少钱心里没底。现在稳定之后，我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做我该做的、让世人认为是正当的事情了。我现在出门，带1万块钱零钱，买烟、坐车、喝点小酒就可以了。我不会多带钱，老婆也不给我卡，只有出差才给我卡，这样我很安慰。

我的每个年龄段经历了不同的事情，就像坐过山车，一高一低的。到了这种年纪就不要那么大起大落了，慢慢往前走一点点就可以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这样走。

李小牧

1960年生于长沙。1988年自费去日本留学，是东京服装学院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学生。留学期间开始做案内人，即皮条客。著有自传《歌舞伎町案内人》。

李小牧答问

问：你觉得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鉴别好人还是坏人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觉得我不好不坏。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非常努力，不管干什么，只要他很勤奋地做一件事情，不把职业当职业，而是当生活来“享受”，那他在我眼里就是很优秀的。还有，我欣赏一个人有人格魅力、影响力、团结人的能力，至于其他，我并不在意。

采访手记

李小牧，这个自称胆小如鼠、爱哭的男人，自豪地认为自己征服了日本黑白两道的首领。作为东京歌舞伎町最著名的案内人，他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做小伏低，内心却是一个男人强大的野心和尊严感。他瘦弱，不能打架，却号称自己是用脑子打架的高手；在这条欲望的街道上，他深谙欲望的规则，号称头脑是自己最性感的器官……

14岁，从李小牧踏入歌舞团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和复杂挂了钩。在歌舞伎町，在这条人性被极度扭曲的街道上，他在复杂中浸润了23年。这样的李小牧，谁能看得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