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冯果川
《新周刊》: 你在讲座中提到过“不要脸的建筑”,你是如何想到这个说法的?
冯果川:建筑是立体的,但人们对建筑形象的认知却往往停留在二维图像的层面,这或许是人类根深蒂固的本能。例如北京的CCTV,它的造型是三维扭曲的环形。但是谁会纠结于这个各个角度视觉都不同的奇特形态呢?还不是直接在脑中把它拍扁成一幅平面图案:大裤衩。
现实中官员、开发商和民众往往就是这种二维解读模式。建筑设计如果迎合了这种阅读方式,建筑自然会脸谱化。又如北京有栋办公楼被国外媒体调侃为“阳具”,其实那只是施工期间楼顶脚手架使大厦在某个角度下形成的特定效果,可是这种二维轮廓比该楼的三维造型更容易传播。这也是读图时代建筑遭遇的尴尬。
同时,国内建筑师的教育中也隐含着这种对脸的迷恋。中国主流建筑学院创立之初的不少教师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来的建筑师,宾大沿袭的恰恰是巴黎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特别重视建筑的正立面设计。这个建筑的正立面就像建筑的脸,一座重要建筑往往只能从特定角度特定观看,这是静态的观赏。另外,为了观看的需要,建筑正立面还要留出一片空旷的广场,以保证足够的观赏距离。
身边这种“要脸的建筑”比比皆是。这些脸还常常虚张声势、趾高气昂,宣示着主人的霸气,让人感到乏味和窒息。
CCTV大楼和人民日报新办公楼本来并不是作为二维脸来设计的,都在人们的解读和传播中被拍扁了(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建筑不要脸,它们追求的是更三维、立体、性感的脸,可惜世人不懂爱),更不要说现实中大量主动追求脸面的建筑,比如各地机关大楼、各地的标志性地标建筑,许多都是一张张呆板的脸。
“要脸”的建筑可以说是建筑师和业主审美的共鸣共谋。所以我会提出“不要脸的建筑”避免设计单一的、重要的正立面,同时希望建筑形体避免降成二维图像。
《新周刊》 :所以你更提倡那些可能性更多的“不要脸的建筑”?
冯果川:我觉得不论是“要脸的建筑”,还是所谓“不要脸的建筑”,都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轻易改变人们的视觉习惯,但是我们也不能一味迎合与纵容它。这个世界应该多样化。
我提倡“不要脸的建筑”是希望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建筑的别的维度,比如漫游其中所带来的那种随着时间而绽放的身体经验。忘记建筑的脸,建筑更容易变成一个场所,让人们在这里相遇、交往。“要脸”的建筑往往非常强势,而我希望建筑能让人们感到轻松自在。
《新周刊》:在中国,人们其实很少去一些大型公共建筑,你在讲座中也提到过这一点。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这一点上,国内的公共建筑和国外的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冯果川:公共建筑应该平易近人,人们才愿意来这里,所以公共建筑的设计应该是一个与公众充分互动的过程,让民众的需求充分表达并尽可能被满足。国外城市在公共建筑方面做得比较好,因为建筑在策划、立项、设计等环节都会广泛征求民意,与民众互动,这个过程是透明和开放的。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很多公共建筑是伪公共建筑,所以人们用脚投票,不去!
《新周刊》:你曾以深圳为例,写过一篇《走向封闭的城市——深圳十年退步记》,探讨现代都市的开放问题。你怎么看待国内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乎开放的细节问题,比如有大学关起校门不让外人随意进出,再比如前段时间北京、上海的整治开墙破洞行动(导致一些个人书店的关闭)?
冯果川:我在讲座里也提到了本雅明关于城市“漫游者”的漫游, “在城市里漫无目的溜达”是有价值的。都市的魅力体现在吸引和鼓励人们自由、愉悦、随机地穿行与邂逅。
你提到北京整治开墙破洞行动,也就是整治违章建筑的行动,我认为这个行动的问题是不应该粗暴地搞“一刀切”。
我们都知道,城市由无数主体共同参与建造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每个微观的建造者才更容易在都市中捕捉细微的需求,给出个性而精确的回应。这些微观的建造行为可能是违法的,但是这些微观的建造行为使城市的质感变得细腻、亲切,其中甚至不乏灵光乍现或底蕴深厚的神作。这些琐碎芜杂的建造使得都市中的漫游妙趣横生。近来北京等地进行的违章建筑整治,是对这些微观都市革新的消灭,也是对无数匿名的建设主体的彻底否定。一些曾对北京城市品质和城市文化做出过贡献的店铺可能是违建,但难道不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之后再做决定吗?
我们粗陋的城市管理观念和水平在这里充分暴露。我们比较在乎的是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这些城市管理者对城市的价值还远远没有足够的认识!(采访/Junita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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