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小巨蛋”,后有“大裤衩”;你建“开瓶器”,我来“土豪圆”。
中国城市近20年的建筑发展史,就是中国市民20年视觉纠结史。
20年前,国家大剧院被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而加紧上马,开启了近20年国内奇异建筑“入侵”民众生活的序幕。伴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与官方描摹的宏大叙事相比,门户网站和论坛上的“吵吵闹闹”似乎更接地气。
围绕“传统与新潮”之争、“浮夸与实用”之争、“污染与环保”之争,国内公众,尤其是北京市民开始严肃看待身边这个绰号“蛋壳”的建筑。这次“只论利弊,无关好坏”的全民大讨论,为此后中国市民因城市奇异建筑而造成视觉纠结的经历埋下了伏笔。
中国各大城市里的现代建筑,总会在一次次的拔地而起后呈现某种规律:在“每一分钟都必须有意义”帮国人锁定了工作效率后,“每个建筑必须有价值”成了所有城市心照不宣的发展圭臬。所有城市都寄望于高度上升一米,气势就能增添一分;面积扩充一平,气质便能提升一级;外观“撒娇”一次,城市形象能飙高一档……
但民众不埋单,该骂骂,该调侃还得继续调侃。所以在开发商和规划师看来能成为“苏州未来城市名片”的东方之门会被网友P成穿着秋裤的奥特曼,突然冒出的深交所新大楼让民众以为是穿着迷你裙的山寨大楼,而通州“山寨天安门”则在官方一致叫好的情况下,受到了中央美院建筑系教授傅刚的点名批评:“原创,是西方现代才有的概念;模仿,在中国从古至今不算错误。”
“因为与权力结成依附关系,城市规划常常罔顾民意,更轻视民间的智慧。”欧宁在《城市十年》中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城市近20年新冒出的现代建筑。建筑师冯果川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出“不要脸的建筑”这个说法。
“在中国,公共建筑有一个标准的语法,这个语法就是建筑一定要有一张脸,然后你必须跟建筑保持一个距离来欣赏这张脸。这个规矩背后有什么呢?因为这个建筑是在宣示一种权力的力量,所以这张脸是精心设计过,来展示这种力量的。前面没有广场,也没有一个正立面,我们称之为一个‘不要脸’的建筑。”冯果川说。
“不要脸的建筑”显示的是一种更为随意,且更接地气的建筑风格,与“每一处施工和每一寸土地都要有意义”的想法划清界限,与“城市漫游”和“空间溜达”的理念紧密结合。“在建筑里面创造一些模棱两可的空间,并通过这些空间让个人发挥他的想象力,这个发挥就是个人自由的一个体现。”冯果川说。
中国建筑的尴尬在于,在本该提倡“不要脸”随性建筑的年代,被长官意志、甲方压力和商业利益合谋挤压,最终变成一个个强势且“要脸”的建筑;与此同时,市民因为建筑的用料和选材而产生视觉的纠结的例子屡见不鲜。冯果川曾在《戴墨镜的摩天楼》中对国内城市的玻璃幕墙建筑进行批判:
“建筑外表的玻璃幕墙如同镜子般将外部的城市反射回去,同时又遮蔽了内部的一切,传递出一种拒绝交流的姿态。这不也是一种逃避现实、隐藏真实的姿态吗?这种反射甚至带有一定的攻击性的意味,正如风水上利用镜子去反射煞气,明晃晃的玻璃大楼显得不太友好,甚至会引起光污染。和某些大腕儿的心理相似,发展商似乎觉得他们的大楼披上玻璃幕墙就是明星了,很上档次了,与众不同了。可是当大家都戴上墨镜扮酷时,得到的只是一群光华耀眼却又彼此相似的建筑,在这些巨大镜面间空幻而又恼人的反复反射中,映射出的不正是我们的建筑师、发展商和政府在建筑想象力上的贫乏吗?”
市民能怎么做呢?他们只能在高楼下自觉后退,仰头叹息。在气势、气质“俱佳”的公共建筑下,他们如局外人般指指点点一番,然后转身离开,永不再来。
中国市民的尴尬在于,他们生活在一个政府部门的城市、开发商的城市、甲方的城市,而不是属于市民的城市,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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