爪哇岛飞往婆罗洲的空中,从舷窗望出去,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与其说是飞行在天空,倒不如说像一尾鱼游弋在珊瑚云海中。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的火山是迷失的岛屿,散落在爪哇海域。
不同于因大量喷发的火山灰而肥沃富饶的爪哇岛,婆罗洲——又称加里曼丹岛——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5人(爪哇则是1055人)。
但这里的种族极为复杂,比如首府坤甸市市长身上那种丝质礼服,其实是马来族常穿的传统服装,这些族人的祖籍在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上内陆森林还居住着许多部落,现在统称为“达雅克人”。这座巨岛的北部还有两个马来西亚省份——沙巴和沙捞越,以及小小的独立苏丹国文莱。
在1950年代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前,印尼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工业文明让印尼群岛有了技术整合的可能,但就当下而言,这仍是一个巨大挑战。
我们可以从吃货(正经的说法是食物景观学)的角度来比较一下马来西亚、印度与印尼这三个国家——它们同样有着多元复杂的宗教种族及语言文化。
马来西亚像叻沙,有着以鱼熬出来的酸辣浓汤底的“大马味儿”,但你仍可识别碗里的各种食材与香料,虾、豆芽、薄荷、柠檬、香茅等;印度自然是一锅熬制已久的咖喱糊糊,所有异同都被包容,无论荤素都已面目模糊,符合人们期望的“印度味儿”;而印尼,它不是一道菜,而是一张摆满菜肴的餐台,有印尼炒饭、炸豆腐,也有花生酱杂菜、虾片和爪哇咖啡,有时还会有咖喱鸡和冬阴功,这些吃喝之食各有特色,却不能混在一起。
而华人、华侨或称华族,就是印尼这个餐桌上的一道“经典菜”。
印尼华人的历史悠久,悠久到什么程度呢?在16世纪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记录出现前,关于印尼最早期的人类活动记录都是以中文写成的。
这些久居印尼的华人大多数来自福建及广东。祖籍广东梅县的客家人罗芳伯于1777年在这里创建海外第一个民主制国家“兰芳共和国”,前后传了12代,110多年,这在当时是极为先进和不可思议的。
这群因天生注定的共同元素——体质、习俗、礼仪、经济、利益乃至某种精神上的荣誉等而聚集在一起的人,按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家安德森的说法,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身处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并不重要,方言才是识别身份的分水岭。
走在坤甸7月的街上,阳光灼烧得你皮肤生疼。这里是纬度为0的赤道之城。
对坤甸人而言,身处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其实并不重要。Y 字形卡江(Kapuas)的存在,才是关乎日常生活的界线。
在这个多语言混杂的城市里,除了印尼语,马来语、粤语、普通话、英语、闽南语、潮汕话、客家话都是通用的语言。二战前,坤甸华人社会分帮分派——潮州帮和客家帮。帮派的划分不是以地缘,而是以方言定格的,也就是潮州话与客家话。这两种语言的界限非常分明,卡江就是它们的分水岭。这条印尼第一大内陆河将坤甸的市区与郊区隔开:市区老埠头是潮州人的聚居地,几乎全讲潮州话,连客家人也不例外。离开坤甸,沿卡江而上,几百公里长的两岸有大小十几个城市,这一带的华人有90%都是客家人,都讲坤甸式客家话。
不同的语言带去了不同的解读。“坤甸”这个城市名字也有两种拼写,一是Khuntien,取自中文音译,来自市区三神庙里一块源于清光绪年间的题匾“湛恩海甸”;第二种是国际通用的官方拼法Pontianak,这在马来语里指的是民间传说中因生产而死去,并在死后专门找男性复仇的女鬼。
一个看似简单的取名逻辑,透露出两个种族完全不一样的思维与文化,这也给外地人的寻访造成了极大困难:你可以很轻易地在中文网页里搜到与坤甸华人相关的地名,但这些地名在英文网页、印尼语网页里却并不存在。
街上几乎看不见的士、载客三轮车,在互联网不适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这座城市可以说是与现代世界隔绝了。想要融入当地华侨社会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通过官方组织,例如侨社社团、报社或学校的文化交流;二是通过血缘与地缘等民间联系。人际关系在此如此重要——这不也是华人社会的典型特征吗?
“在印尼,你最好永远不要在他们面前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因为大多数印尼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事。”
Abang Kepiting,坤甸好评第一的海鲜餐馆。按图索骥来到这里后,我遇见了年轻的印尼华裔Robin Kwok。店里只有他一人能讲英文,所以他被推上来接待我这个外国人。
点完一道印尼咖喱螃蟹和清炒空心菜,我问他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立刻坐在我对面,做出“愿意”的神情。
接下来的一小时,被Robin、海鲜店老板的父亲王玉山老先生和我所使用的客家话、普通话、英语、印尼语四种语言所填塞。Robin不会讲中文,王老先生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印尼语。但我们所遇到的交流障碍,都恰到好处地被弥补了。比如,我所查到的地名资料是中文的“乌落港”,Robin不识中文无法确定其印尼语拼写,我只要用客家话说给王老先生听,他就知道在哪里,然后用印尼语说出那个名字,Robin就能在谷歌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
原乡来自广东揭西的王老先生已逾古稀,能说普通话、客家话和潮州话。他在印尼生活了一辈子,经历了日侵、排华、印尼内政等重要历史事件。
和一些幸运的难民一样,王老如今过上了好生活,家里大多数亲人去了澳洲和英国等,儿子留在本地开海鲜馆。平日里他不是去店里看看,就是在家看书读报,写一本名为《岁月留痕·我的回忆录》的自传。
“我是失落的一代,觉得自己的根被切断了。”王老先生感慨。
即使印尼当地普遍流行喝咖啡,王老先生也还保留着泡工夫茶的习惯。茶,要喝唐山的;报纸,要看中文的。他曾自嘲:如果今天报纸多了一则讣告,那么明天就少了一份报纸订阅量。
与王老等“印尼老一代”相比,Robin代表了新一代华裔的生存状态。他出身华侨世家,是第三代华侨。
Robin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姐姐两口子却是天主教徒,父母亲呢,在他看来是“每天都拜拜”的无神论者。他给我一个小建议:“在印尼,你最好永远不要在他们面前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因为大多数印尼人根本无法理解这种事。”
印尼的宗教团体彼此宽容,国家并不歧视任何宗教团体。然而这个国家却无法容忍无神论。苏哈托时代以来,每位印尼国民都必须在身份证上注明宗教信仰,可供选择的正统宗教有五大类——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而如今又新增一个选项——儒教或孔教。
华人信奉的儒教或孔教,其实只是在重大节日或丧葬嫁娶日子里去寺庙祈福。即使不识字,印尼人也会在过年和元宵时在家里挂满“恭喜发财”“万事如意”“财源滚滚”的红灯笼和对联等红色装饰品,而八卦镜、香烛台、佛龛、字画、牌匾等小物件在坤甸也随处可见。与其说这是一种信仰,不如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袭。
父亲教她的第一句印尼语是:Saya bangsa Cina.(我是一个中国人。)
在 Robin 的帮助下,我租了一辆车去山口洋(Singawang),一个全是客家人的小镇。山口洋位于婆罗洲北部的海边,往返6小时车程。饱受海啸灾难肆虐的印尼人并不认为沿海是一种优势,这也算是客家人的特性——从来不争什么,从来都是忍耐,躲在偏远角落里讨生活。
从坤甸到山口洋110公里的路上,有近百座清真寺、十来座庙宇、三五座教堂和一座印度庙。难怪山口洋素有“千庙之城”之称。
午后炎热的小镇上几乎无人行走。一排排双层小洋楼间只有几只白鸽飞过,两位老太太在家门口的屋檐下唠嗑。我问她们:“可以帮你们拍照吗?”其中一位老太太迅速逃遁,另一位则边摆手边嗔怒道:“拍什么拍,我都老人家了!”
但当她听说我从中国梅县而来,就立刻邀请我去她家。“梅县啊,我父亲就是梅县来的……”
屋里有一些中式装饰,如对联、福字,还有一张挺热闹的全家福,那是她和丈夫、四个女儿和女婿以及一个儿子。由于父亲已去世多年,她从来没回过梅县。她还记得父亲教她的第一句印尼语是:Saya bangsa Cina.(我是一个中国人。)
她唯一一次来中国,是五年前去广州看高血压病。那次还是丈夫陪着她去的。如今,丈夫也离开好些年了,而“除非有人死或清明挂纸”,在雅加达工作的女儿们也很少回山口洋。老太太不愿意搬去大城市生活,她觉得那里太吵闹。
我请老太太写她自己的名字,她一边“我都没戴老花镜怎么写字”地拒绝,一边飞快地在本子上写下一个名字:刘五洲。我也把自己的名字写给她看,但刘老太并不急于知道。“转个头就忘记啦,年纪大了没办法。”不过她清楚地记得与父亲和丈夫有关的所有时间、数字和小事。
叶落,生根。这是一种生存本能,是接纳自己的命运,是改变命运的开始。
从山口洋回坤甸的路上,我还拜访了当地的华人墓地。墓地、坟地、坟墓都被称作“地”,这点倒和梅县相同。华人墓园叫“唐人地”,书面写作“义山”。
离坤甸一个半小时车程的“韩江义山”是当地最重要的华人墓地之一,韩江是以前潮州府(涵盖了潮州、揭阳、普宁等)的母亲河。这个义山墓园由潮州华人组织开辟维护,住客都比较新,是近一二十年的,且大多为夫妻合葬。有意思的是,好几个女性都信了天主教,男性则保持中国传统礼教。
Robin说,他的祖母和曾祖母也葬在这里。每逢清明,他们会来这里“挂纸”(扫墓)。有趣的是,他们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烧掉一艘洋船。“烧洋船”是坤甸华人在“七月半”(中元盂兰盛会)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每年制作洋船的尺寸是不一样的,每一年的尺寸总比上一年的多一公分。当地华人认为,每年人间都会去世许多人,因此每年的船就要制造得再大一点,不然的话,那些将要坐船归去的灵魂会坐不下。
据Robin介绍,他们相信洋船是华人先辈经历了千辛万苦,从远方来到此地所搭乘的工具。将这洋船“烧”掉,其实是在向后辈诉说,他们的根是在遥远的地方。从哪里来,最终还是要回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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