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摄影师丹尼尔·特劳布（Daniel Traub）的镜头里，吴永福正在寻找“猎物”。

傻瓜相机挂在胸前，喷墨打印机放在身边，吴永福在小北路天桥上来回走动，偶尔吹个口哨拦下过路的非洲人。他手里攥着一张速印图，上面有他过去几个月里为非洲人拍摄的“天桥靓照”。他以为这样就能让那些身着“达西基”（dashikis，花哨而宽松的衬衫或套衫）和“卡夫坦”（kaftans，长袍）的黑肤色国际友人心动。

穿行在天桥上的非洲人向他微笑、点头，有的搞怪地吐出舌头做出鬼脸，但一个上午过去了，没人愿意让他拍照，并为此付出10元一张的“留影费”。

吴永福回头向丹尼尔苦笑。丹尼尔摁下暂停键，向吴永福做了个“Fighting”的手势，然后盖上镜头盖。

丹尼尔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来小北路天桥了。自2005年起，每年夏天他都会从费城飞到广州，扛上相机就往这里奔。地处越秀区的小北路天桥，也许是广州这座城市里辨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这里每天往来最多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裹着头巾身着大褂的非洲人、印度人和中东人。

丹尼尔希望用镜头记录下这些在广州的外国人。但他后来发现，镜头里不时会有几个中国面庞“乱入”。这些人总会见缝插针地拦住外国人，希望他们拍照留念，一张10元，背景自选。这个群体让丹尼尔更感兴趣。他索性改变了拍摄策略：吴永福们用相机为非洲人拍照的过程，被丹尼尔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透过相机镜头，丹尼尔看到了中外文化融合、碰撞背景下的异国故事，以及在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边缘徘徊的底层群体。

“小北在广州的非洲人分布版图里占据中心位置。”

第一次来到小北路，丹尼尔觉得有点“分裂”，但足够有趣。“支离破碎的旧街区与繁华现代的摩天楼遥相呼应，觉得这个地方分裂而又神秘。”穿过细窄狭长的童心路，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四层高架桥。登上二层的人行天桥后，丹尼尔第一次感受到广州带给他的视听震撼：天桥贯穿起淘金和小北街区，天秀大厦和新华大厦分居天桥两侧，透过繁茂的树丛，广东电视中心在正前方出现。而高架桥的三、四层，车辆或停滞或飞驰。有时听见猛踩油门的一声巨响，丹尼尔会下意识捂住耳朵。

丹尼尔能说一口流利汉语。他是美籍华裔，母亲是贵州人，父亲是美国人。他从小就受母亲影响，在费城学习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他酷爱摄影，研究生毕业后决定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这个东方超级大国在发展历程中的社会变革。1998年起，他来到北京、上海等城市，通过拍摄大都市的城市边缘，展现城市与乡村、富裕与繁华间的中间地带。2005年，他被小北路天桥上的异国元素震撼。“小北一带竟然有这么多外国人，尤其是肤色明显、穿戴夸张的非洲人，这在其他城市闻所未闻。”

非洲人与广州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那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在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经商的非洲人大规模转移到广州。他们从背包客做起，在服装批发市场里一通“扫货”后将货物打包运回非洲。

“小北在广州的非洲人分布版图里占据中心位置。”丹尼尔说。从小北到广州传统服装批发市场——白马市场，地铁只需一站，步行则15分钟左右可到。非洲人的住处集中在宝汉直街、天秀大厦、花果山、麓景路、下塘西路等地，于是小北过街天桥成为他们去往市场的必经之路。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李志刚表示，小北区域如今已经让非洲人的生活具有“社区感”，这在广州其他非洲人聚集地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说说你在广州的故事和在小北行走的感觉。”

“外地人的你坐火车来到广州，如果蒙上你的眼直接把你带到小北，睁眼之后你很可能觉得自己抵达的是非洲。”

查阅《广州外籍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后可知，广州目前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地。广州市公安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在穗的非洲人约有1.6万，来自非洲54个国家。根据广州媒体的相关报道，这些非洲人中超过八成自认“中产”，九成以上在小北、淘金一带从事服装贸易批发生意，六成人认为来广州的主要原因是“这里物美价廉”。

这让丹尼尔充满好奇，“像记者一样随机找人采访”。丹尼尔希望通过和往来于这座天桥的外国人尤其是非洲人交谈，描摹出一幅在穗非洲人的群像。“有个叫Sa Bim Ma的利比里亚人，看到我在拍照很兴奋，和我聊完在广州的生意后，也凑到镜头前看。”丹尼尔回忆道。虽然一些非洲人的英语表达并不流利，但丹尼尔坚持让受访者自由表达。“有人说‘我只会说法语，你可能听不懂’。我说：‘那你说吧。我先给你拍张照再录，然后你说说在广州的故事，在小北行走的感觉。’”

2015年，丹尼尔把在小北路天桥十年拍下的照片，做成了一本名为《小北路》（Little North Road）的画册。从宝汉直街登峰社区街边吆喝的个体商铺，到天桥上桥口步履匆匆的上班白领，再到一个个身着奇装异服的非洲人、中东人和阿拉伯人，这本类似“解码小北路”的画册呈现了“巧克力城”的本来面貌。“不过我的镜头里并不只有异国故事。”丹尼尔说。

“东南西北中，发财来广州，原来给外国人拍照也能赚钱。”

吴永福的出现让丹尼尔的拍摄进入另一个维度。这个三十出头的江西人2009年起开始在小北天桥上为外国人拍照，价格视顾客而定。“那些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我就收20元/次；戴头巾披长袍的就10元，做人还是不能太贪。”

吴永福2003年来广州打工，“在一铝厂做门窗加工，没干长就跑了”。2006年，他在闲逛时发现天河北的中信广场附近常常聚集大批外国人，于是买了个单反相机，天天在中信广场给外国人拍照。但生意并不如意。2009年，久闻“小北非洲城”大名的他来到小北天桥，望着往来不断的黑色移动大军，他放心地点点头，开始和妻子每天在天桥上驻守：他拍照，妻子守着喷墨机打印。生意渐渐兴隆，妻子把湖南老家的妹妹喊来一起做事。妹夫曾宪芳正为生计着急，听闻在小北拍照卖能赚钱，二话不说也来到广州。

“说实话我对摄影并不感兴趣。”曾宪芳直言不讳。在小北天桥上，他曾搬起板凳，翘起二郎腿看着吴永福招揽顾客，并对此不屑一顾。但每当结算月收入时，吴永福到手的8000元令他暗羡。于是他默默地关注吴永福如何与非洲人打交道。“后来发现非洲人其实特别爱显摆。他们都是独自在外，你给他拍照，他们确实愿意把自己光鲜的一面展示给别人。”曾宪芳开始跟着吴永福学习摄影，怎样取景，如何打光，怎么表述才能让外国人心甘情愿地来拍照。“比如独行的非洲妇女一般都有小孩在非洲，你跟他说‘photo send to baby’时，她会心痛，也更会心动。”

吴永福和曾宪芳的拍摄经历被丹尼尔一一记录。他不愿意错过这些天桥摄影师为外国人拍下的每一个瞬间，尽管在吴永福们看来，拍照只是他们解决温饱的手段。他央求吴永福们不要将拍过的照片删除，然后递给吴永福一个500G的移动硬盘。丹尼尔说：“我告诉他们我的（出书）计划，我承诺在书中用他们的照片，并和他们共同署名出版。他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吴永福和曾宪芳并不指望能出书立传。在他们看来，能在大城市广州立足已实属难得，“东南西北中，发财来广州，原来给外国人拍照也能赚钱”。他们延续了外地来穗流动人口的共性：干完就撤。2011年，与妻子、家人闹翻的吴永福决定离婚，如今他已回老家陪伴家人；2014年，曾宪芳的身影消失于小北天桥，“想带老婆回家开个人摄影馆，先做做看”。

2016年年后，小北天桥上再次出现一个身影。骆如萍（化名）在天桥两端健步如飞地推销着拍照业务，她的丈夫端坐在天桥中央，不疾不徐地守着台喷墨打印机。“您认识曾宪芳吗？”“怎么不认识，我就是他介绍来这儿的。”骆如萍抖了抖手中拎着的速印照片，“他是我妹夫。”

“城市不再是高高在上，城市也可以和地面如此靠近。”

“小北天桥天天都在那里，就像国际交流融合的一座天梯，在广州城市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界定着这座城市的开放尺度。”在《小北路》的序言中，丹尼尔道出了拍摄小北天桥的十年感悟。

这并不是丹尼尔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非洲人。2005年，他去了趟卢旺达和肯尼亚，通过拍摄当地的社会风土人情来完成一个影像计划。“我妈妈是搞艺术的，当时她在卢旺达为屠杀事件设计纪念碑。是她告诉我，人一定要对底层社会疾苦保持悲悯。”

1998年研究生毕业后，丹尼尔从美国来到中国，出于对中国社会的兴趣，他开始遍访每座城市的边缘空间，扛起相机记录下富裕与贫困的一尺界限。1998年至2005年，他在北京城乡间完成“简体字”（Simplified Characters）摄影项目，以街头即景的形式呈现出帝都的AB两面；接着他来到上海，专拍外来民工和他们的棚户区生活。2005年，在广州目睹小北路的“巧克力王国”后，他立刻动了拍摄图片+视频的念头。“我去过广州很多地方，珠江新城、天河商圈，有着很高大、很繁华的楼宇。但是由外国人到来所带来的问题、困境却被人忽视。”与CBD里林立的高楼相比，丹尼尔更愿意去“城中村孤岛”冼村、“巧克力王国”小北这样的地方。“这些城市边缘的存在让我突然觉得，城市不再是高高在上，城市也可以和地面如此靠近。”

更令他动情的是城市边缘的底层群体。“我惊叹于吴永福和曾宪芳们顽强的生命力。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流动人口，但他们却在一个异域风情浓厚的城市边缘区域做着了不起的事情。”在去过吴永福和曾宪芳曾经的处所，位于童心路小巷的牵手楼平板房后，丹尼尔觉得自己对小北和广州的理解更深了一层。“所有人都愿意在小蛮腰和海心沙面前合影留念，但有多少人肯在小北天桥下的牵手楼旁边拍个照？所有人都在讨论珠江新城里又盖了几栋楼，但没人去了解吴永福、曾宪芳他们的异乡故事。”

2012年的某天夜里，丹尼尔在小北天桥上点了根烟，站了许久。镜头里依然是曾宪芳忙碌地招揽顾客，但得到的多半是摇头和白眼。“中国社会发展太快了，所有人都被拽着向前走。我觉得我们需要时不时回头关注一下那些掉队的人。”说完他盖上镜头盖，对同样望着他的曾宪芳微笑着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