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诱惑使我天真了35年。” “人类为什么不能返回童年？我们被当作物质而走到今天，我们又要成为精神而走回过去。”2015年12月30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大同大张”展览上，这位已故艺术家的生前手稿，连同画作、装置等进行展示。

大同大张本名张盛泉，生于1955年，山西大同人。由于身高1.9米，人们称之“大张”，后来他在艺术圈索性以“大同大张”为名。2000年1月1日，“追求真理大半生”的他，选择在千禧年之交自杀辞世，终年45岁。

15年后，大同大张冥诞60周年之际，在“温普林中国前卫艺术档案”的支持下，他“迟到的”首次个展终于得以实现。“我一直在寻找80年代自由精神的源点，找那些最先觉醒的人。我所认定的，大张是第一人。”展览的学术主持、艺术家温普林说，“中国当代艺术30年中，大同大张是一座非常罕见的精神坐标。当然，他也是一个艺术的殉道者。” 策展人臧红花则表示：“大同大张是个智者，今天发生的一切他早就了如指掌。”

大张生前写道：“艺术应是不得不为的事。是艺术家心理暗伤报复性的发泄，完全是个人的事。也是不考虑后果的事，如果后人对你进行公正的评价，多半也是出于偶然。”

“我承认我是个很老派的人，出生在那个年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也许天生后脑勺就长有反骨，那在血液深处的变异，动不动就会叫嚣发作……”

照片上的大同大张让人过目不忘。他早年当过兵，退伍后直到辞世，终身只穿绿军装上衣和蓝色劳动布裤子，冬日穿三接头黑皮鞋配军大衣，夏季则穿黑色懒汉鞋，剪去前端露出脚趾。在一份他写于1995年的“艺术方案”中，大张这样描述自己：我现在40岁，身高1.9米，宽肩，瘦削，鹰钩鼻，基督脸，能说纯熟的重庆话和普通话，男中音，音色纯正，如洪钟一般，有很强的煽动能力，才智、阅历都不差。

当年那个方案名为“变性手术”，即每个人都有选择性别的自由，性别不单是一个生理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他写道：“手术后我将打扮成一个欧亚混血女，身披黑斗篷，在全国各地穿行，去造访每一个有异端想法的艺术家，不管是男是女，我都要给他们讲我的非凡经历，并让他们看每一个手术部位……我要用我超过神的爱去激励年轻人去实现他们天才的怪念头。”

这只是大同大张无数个“艺术方案”中的一个，这些未必实施的方案，无论多天马行空，都指向一处精神内核：他认定艺术是超越时空、超越性别、超越生死的。在大张死后，他那些鲜活的艺术理念与哲学思辨，才为更多后人所知所悟。

1970年，大张曾在中缅边境边防部队服役三年，在铀矿附近阴冷潮湿的山洞中受到过辐射，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等终身顽疾。1974年复员后，他开始了自我教育的历程，自学声乐、钻研文史哲，1980年调回大同又自学绘画、研究艺术史。1983年他结婚，但四年后随即离婚，写下：婚姻是连对方的灵魂也要咀嚼吞下的一种屠杀。

温普林认为：“那一代人共有的英雄主义、悲剧意识在大同大张身上非常突出。”大张在当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承认我是个很老派的人，出生在那个年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也许天生后脑勺就长有反骨，那在血液深处的变异，动不动就会叫嚣发作……与新生代不同，我们对人及其生活总保持一定距离，更愿意表现一种道不明的蠢动与诗意，像一根挺立在大粪上的旱葱，对人性的关怀似乎还伴随着一种恶作剧。”

受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潮美术的影响，1987年，“不安于现状”的大张在大同发起五个人的现代艺术团体“WR小组”，“WR”为“五人”的拼音缩写。另外两位核心成员是朱雁光和任小颖。朱雁光曾回忆1983年初识大张时，问他是画什么的，大张回答“我研究艺术史”。朱雁光很不以为然，心想：这个大个子没什么画可以拿出来展示，就玩玄乎的吓人。但他后来感触到，研究艺术史并非大同大张的一句空谈，他从一开始就把握了现代艺术的本质，几乎没走任何弯路，就直奔现代艺术的核心——精神的反叛。

大张在1980年调入大同建设银行，具体工作是工程预算，算是稳定的好工作。但做职业艺术家一直是他的理想，他曾写道：“在今天国内大部分人仍在追求所谓的新语言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搞反语言了。”当时他们在云岗石窟一带的展览叫“与纽约隔洋相望”。

弟弟张小泉后来在大张的遗物中，发现大量他创作于那段时期的画作和笔记，在一些自裁的竖形“银行票据交换清算表”背面有速写的线条勾画，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任何艺术品都必须提出一个按自己的方式重建世界的问题”、“艺术家必须永远是极强大的逆流”。

大张一直在精神上与自己较量，他的艺术哲学是：与其走向精致，不如走向野蛮。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让WR小组迈出了重要一步。1988年年末，大张在大同从电视上看到了温普林拍摄的纪录片《大地震——包扎长城》，振奋不已，他觉得“自己应该去北京”，WR小组“完全可以和世界对话”。1989年年初，大张又在美术报上看到中国美术馆将举办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消息，WR小组“顿时惊呆了”，决定进京，“我们不能没有态度”！

在大张的态度里，他的艺术哲学是：与其走向精致，不如走向野蛮。

于是，那一年的2月5日，中国美术馆突然出现了一高两矮三个蒙面的“白衣人”，惊起了一片哗然。这是大同大张和朱雁光、任小颖的行为艺术，他们效仿古人披麻戴孝的样子，要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吊丧，“现代艺术走进殿堂，供人朝拜，就走向了死亡”。朱雁光回忆：“当时，那闪光灯不是‘咔咔’的，而是‘哗哗’的，我有一种总统感！”这个行动留在了艺术史上——它和“大生意”、“洗脚”、“等待”以及肖鲁用枪声做的“对话”等共七件行为作品，被温普林记录拍摄成《七宗罪》。

大张像是又为自己做了一次精神洗礼。WR小组也开始认真考虑“是留在大同还是去北京发展”。否定艺术展览方式的大张，极度渴望一种艺术的较量——一种只能产生于真正的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心理较量。1992年和1993年，WR小组两次前往北京举办展览。第一次在北京音乐厅画廊，规模不小，来人却寥寥无几，第二年选择在圆明园外的阿芒拿画廊，可现场被关闭。大张愤然题下大字：WR展览因故取消。如今，这张旧日的“手写大字报”和大张过往的艺术经历，都被展示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中。

大张一直在精神上与自己较量，就像他写在书桌墙上的“我一生都在寻找敌人” 、“艺术是故意的，毫无真诚可言”。 1993年后，WR小组近乎解散，大张开始了他的“艺术精神实验”。他放下绘画，开始自行编辑刊印《邮寄艺术》——将自己的艺术想法设计成方案，每期邮寄给全国主要城市重要的批评家、艺术家人群，其中包括圆明园、东村、宋庄。1994年，他把“邮寄艺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装置、行为的草图，他称为“东西”，另一部分主要是诗歌、艺术笔记和艺术方案，冠以“右兵卫”之名。后来，收集整理这些前卫艺术档案的温普林说：“数量大得惊人，大张就像一架燃烧的思想机器疯狂运转着。”

产生于个人头脑中的东西就那么可信吗？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自己的？大张为此曾写下《坦白宣言》：“从1997年7月1日开始，我所有作品、草图或任何想法，别人都可以实施，或按自己的想法任意修改（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谁最先做出来署名权就归谁。”

去世15年后，大张“头脑中的东西”首次进入博物馆，像穿越时空的“二次邮寄”。其中，《恐惧数学》、《追问秤杆之重》、《杀无赦》等四件作品，完全按照他当年的方案实施成为装置作品，署名：大同大张。

我们要不要称自己是一个“自明者”？诸位，有谁真正见过森林？真正的觉悟者是一匹老马，闭上眼走就是了。

思考之外，大同大张其实从未停止行动。在“邮寄艺术”同时，他也在“行为艺术”着。1996年前后，大张在大同一个煤场的空地实施了一系列行为艺术，包括《太阳雷区》、《史前生灵在北京下蛋》、《给鸡蛋注射胚胎液》等。他还在大同火葬场旁边的一个河滩上，用泥沙挖出一条船的形状，并将一只死兔子置于船中，命名作品为《返回莱茵河——捎回博伊斯的兔子》。那年，正是德国艺术家博伊斯逝世十周年。

也是那一年，大同大张一生中最重要的观念作品《渡》诞生了。1996年8月，美国策展人贝特西·达蒙与戴光郁等人合作，在拉萨实施名为“水的保卫者”的艺术活动。戴光郁提议邀请了大同大张，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正式受邀参加大同之外的艺术活动。

在拉萨大桥上游的河边，按照大张原定《渡》的计划，他将背一只羊过河，然后杀之并埋葬。“背羊过河即为渡，有普度众生之意。杀羊即为超度，有轮回之意。在这个艺术的层面，人和羊平起平坐，杀羊无异于杀死我自己！”大张属羊，他对自己的属相格外在意，甚至对“羊的基因”——软弱、无辜、生性胆小——表达过厌恶。然而，作品《渡》却因为北京艺术家宋冬的强行介入，而未能最终实施。大张要杀羊，宋冬要护羊，现场僵持三个小时后，大张把藏刀往空中一扔，刀落河中，他大吼一声：“作品失败！” 羊被放生了，像脱缰的野马，劈河而逃。

温普林分析这件作品：“大同大张的本意，是关乎彼岸、得救、牺牲，跟乌托邦的幻想有关，忽悠你度过苦海到达彼岸，但未必就是美丽新天国。”当年目睹了全过程的戴光郁则认为：“大张的艺术里有一种死亡美学，它包含了宗教精神、道德、政治跟人之间的关系。大张明明知道佛教最忌杀生害命，他却决定有‘杀生’之嫌的《渡》必须在西藏实施，其良苦用心不难窥见。”

这场关于《渡》的沸腾式讨论消退之后，大张在大同他的“垃圾宫殿”（他的书斋）中“安静地振奋”了一段时间。他写下：作为在精神与哲学成人的第一步，就是自我封闭起来，再者就是把手伸进虚无，在那里抓住一个存在。他的书架上，快被他翻烂的两本书是《海子诗全集》和《美国自白派诗选》。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大张写道：“我认为海子等人非常了不起——死于绝望的也是壮烈的！至少他们敢于正视它并不惜用生命的代价去企图超越，何等壮哉！说到现在——我们似乎接近了中国式的，不！也应该是人类的精神苦难！——这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如何在凡人中生活。”

大张确实自命不凡。他曾与WR小组成员多次提到过艺术史中的魔咒：“天才死于37岁，拉斐尔、卡拉瓦乔、梵高、莫迪里阿尼……”那时大张刚过37岁，他对兄弟们说：“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是赚了的！”“45岁是我的忌日。”他也在1977年写下：“我们要不要称自己是一个‘自明者’？说起来真可笑，自明个甚？诸位，有谁真正见过森林。真正的觉悟者是一匹老马，闭上眼走就是了。”

1998年年末，大同大张的朋友朱雁光、任小颖、片山、戴光郁、刘成英、宋冬、岛子等人都收到了一张他寄来的照片：大张面部变形了，眉宇间拧成一个大疙瘩，嘴上有很多白沫子（后来知道是牙膏沫），一只手直指前方。上面题记：我看见了死亡。

一年后，艺术家片山发传呼给大同大张，告之在千禧年到来之前，要把自己封在大沙漠的黑匣子中独自闭关七天七夜，希望请大同大张做他的守夜人。大张拒绝了，他回复说：人类跟我没关系了。

2000年1月1日，大同大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遗物笔记中，有这样的话——死很平常，但死亡却很庄严。人类就是在死亡中看到生命意义的。海子选择在复活节那天自杀，大张选择在千禧年第一天自杀。他曾写下：要走，就得悄悄地走，走得像抹掉大地上的影子一样，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