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玫瑰的名字》结尾，埃科这样写：

“很快我将进入这片广阔的沙漠之中，它平坦而浩瀚，在那里一颗慈悲的心将会得到无上的幸福，我将沉入超凡的黑暗，在无声的寂静和难以言喻的和谐中消融……我将沉浸在寂静而渺无人迹的神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作品也没有形象。”

在这些虚构的迷宫之中，埃科写的都是宇宙。这是一个解谜者的自白，更是他一生编织迷宫的共同出口。

毋庸置疑，翁贝托·埃科是一个全面的人。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但在汉语世界，他更为读者所熟悉的身份是小说家。

或许对于知识狂埃科来说，虚构的迷宫比坚固的现实更有趣。他有个很著名的观点——“虚假”是可以创造和改变世界历史的。《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都可以说是“虚假”创造历史的最典型的文学化案例。

在《玫瑰的名字》中，一起凶杀案是由根本就不存在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引发的。在《傅科摆》中，从未存在过的密件引发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阴谋。在《波多里诺》中，引导波多里诺踏上征程的是仅仅存在于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正如埃科所说：“我发现，归根到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关系到宇宙学，就像《创世纪》里讲的故事那样。”

所有人，甚或包括那些读不懂的人，都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与渴望。优秀的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建造的，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享受与作者同行的乐趣。

埃科的小说并不是太好懂，却无意中本本畅销。而小说家埃科与符号学家埃科、文学批评家埃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种难懂与畅销的罕见结合，或许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人，甚或包括那些读不懂的人，都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与渴望。

作为一个小说家，埃科将学者的那一面与文学做了充斥而巧妙的融合。他曾声称他的小说《傅科摆》比他的任何一本符号学专著更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符号学。他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也比《开放的作品》更好地解释了什么是语言的“开放性”。

在名为文学的宇宙中，构建迷宫的基石是语言。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当被问起作为一名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为什么突然研究起语言来，埃科回答：“因为自有记忆以来，我就想弄懂传播和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在美学里，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品，一件艺术品怎么向我们传达信息，我对‘怎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着迷。”

出版于1962年的《开放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他对以上问题最为直接的思考与回答。随后出版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以及研究专著《无限的清单》等都可以看作他的语言实践。让埃科颇感意外的是，《玫瑰的名字》让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后来也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流传后世的可能性大于作为一个学者”。

有些矛盾的是，埃科的“难懂”并没有妨碍他的畅销。但埃科的难懂与《裸体午餐》、《万有引力之虹》却又不尽相同：他的小说如同其人，充斥着信息与知识。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繁复的迷宫式外壳中，在那些充斥着交叉小径的开放式文字里，最不缺乏的就是联系。想要读懂这些联系，你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

埃科本人给出了阅读他的小说的“秘诀”。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弄懂“相对论”，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是爱因斯坦搞出来的东西就够了，至于弄懂，那是专家的事。然而，虽然阅读埃科的小说并不需要弄懂其中的每一个背景知识，但在一个知识的迷宫里，不同的读者所选择的岔路自然不同。像许多伟大的现代作家一样，埃科同样看出，优秀的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建造的。

在他眼中，读者分为不同层次，优秀的作品会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与作者一起享受迷宫，享受与作者同行的乐趣。比如，假如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及·梅纳尔真的创作出了一本《堂吉诃德》，只有那些读过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读者才能享受“互文性”的乐趣。但埃科绝没有搞“种族歧视”的意思，他认为只需假以时日，任何“外行读者”都能变成“内行读者”。

埃科亦并不喜欢由畅销而来的喧哗的解谜者。《玫瑰的名字》走红之后，不同层次的读者曾给予其“玫瑰”千奇百怪的解读，埃科不厌其烦，最终不得不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作为一个描绘人性的文学家，埃科深知，任何一种过度喜爱都可以衍生向恶的偏执，知识也不例外。

无论是在访谈里还是小说中，埃科都多次表达过对迷宫大师博尔赫斯的喜爱，这种喜爱亦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在《玫瑰的名字》中，除了那些让读者头晕目眩的各种教派的纷争，让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座迷宫般的图书馆，以及酷似博尔赫斯的盲眼的前图书馆馆长豪尔赫。埃科在接受访谈及他的《〈玫瑰的名字〉注》、《我如何写作》中都坦承，他构思图书馆时曾经受博尔赫斯《通天塔图书馆》的影响,构思威廉的破案进程时，则受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影响。至于为什么把豪尔赫写成了一个坏人，以逻辑著称的埃科有点打太极：“其实我一开始塑造豪尔赫这个人物时，也不知道他该干点什么。”

在《傅科摆》中，博尔赫斯对埃科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傅科摆》的正文开始前，有一个插图孤零零地放在那里，既没有表明它与正文有何关系，也没有表明它本身的含义，甚至连中文标识都懒得标注——实际上这个不怎么起眼的插图对于阅读《傅科摆》非常重要。《傅科摆》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生命之树”的“质点”名，埃科称其为“塞菲拉”，而埃科正是按“生命之树”的结构来构建他的《傅科摆》的。

那些老道的“内行读者”早已发现，如果去掉它本身的涵义，“生命之树”就是一个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只不过埃科的花园比“生命之树”复杂得多，在他的“花园”中远不止“三个支柱、十个原质、四个世界、二十二条路径”那么简单。

博尔赫斯、乔伊斯包括埃科本人都对清单、复杂的世界有种过度迷恋，在《无限的清单》里，埃科曾这样解读博尔赫斯、乔伊斯对“过度”的迷恋：“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笔下的清单，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之所以看清单，并不是因为他们计穷，不晓得要如何说他们要说的事情。他们之所以以开清单的方式来说他们要说的话，是出于他们对过度的喜爱，也是出于骄傲，以及对文字的贪婪，还有，对多元、无限的知识——快乐知识——的贪求。”

埃科对于“过度”的迷恋，自然不只是“清单”——这在他的小说中有充分体现。在小说的开端，他就将渊博的中世纪史知识倾倒在了进入文本的门槛上。接下来，那个看上去只与“圣殿骑士团”有关的天大秘密，不知不觉中又牵扯上了纯洁派、福音派、玫瑰十字会、蔷薇十字会、秘密共治、诺斯替、保罗派、耶酥会、共济会、严规礼仪派……

将各类历史与知识以严密逻辑建起迷宫之后，与之有关系的各色人等也粉墨登场——如果说各种宗教派别、团体、组织是埃科“生命之树”的大“质点”，那么纷纷出现的人物就是其中的小“质点”。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生命之树”的“路径”，由此形成了埃科版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花园”的复杂可想而知。

在埃科这里，想要进入花园与作者同行，读者需要懂得更多。而作为一个描绘人性的文学家，埃科亦深知，任何一种过度喜爱都可以衍生向恶的偏执，知识也不例外。《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其实就是死于这种过度迷恋，那一次次凶杀案不过是豪尔赫过度迷恋的副产品。

埃科自己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体现了极简，他的小说就体现了极繁。

尽管深受博尔赫斯影响，你也不能说埃科就与博尔赫斯一模一样。埃科自己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体现了极简，他的小说就体现了极繁。博尔赫斯的小说几乎是透明的，他的小说显然不是。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文本研究专家，小说家埃科不可能只受博尔赫斯影响。在《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的过度迷恋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更导致了他与《诗学》的同归于尽。

事实上，对埃科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丁对他的影响亦自不待言。在埃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只有有足够知识背景的读者才能欣赏其中的高级奥秘和乐趣——这也正是作为小说家的埃科一直想要读者拥有的自我修行。

埃科不仅喜欢用知识建造迷宫，在文学的层面上，他也喜欢用经典文本制造新的迷宫。在《误读》里，即使埃科不提醒，读者也知道《乃莉塔》是在戏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新猫的素描》是在戏仿格里耶的新小说。在《很遗憾，退还你的……》里，遭埃科退稿的著作包括无名氏的《圣经》、荷马的《奥德修纪》、但丁的《神曲》、托尔夸托·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狄德罗的《泄露隐情的宝石》、萨德的《朱斯蒂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曼佐尼的《约婚夫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卡夫卡的《判决》、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等。

这些作品无疑都是读者眼中的经典，它们也是埃科极为喜欢的作品，甚至到了私人收藏的程度。埃科曾经说过，乔伊斯、博尔赫斯——这两位他最喜欢的作家——都是“将语言及普世文化当作他们游戏场”的伟大作家，只不过博尔赫斯玩的是“概念”而乔伊斯玩的是“词语”，其实埃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但你也不要以为埃科能像玩弄文本一样“玩弄”这些经典作家。面对博尔赫斯这座大山，埃科这位铁粉无比谦虚，甚至到了贬低自己的程度。在《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中他这样说：“面对博尔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绕梁、堪称典范的旋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埙。但是，我满怀期待，在我死后人们还会找到一个技巧更不如我的作家，并从他的作品里认出我是他的先驱。”

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就连这种小粉丝式的谦辞，也还是埋下了一丝迷宫的味道。如今我们已失去了那个手持玫瑰花、思考傅科摆、化身波多里诺的埃科，却依然能够徜徉在这些以语言为砖瓦、以知识为分岔的繁复迷宫中。而至于你究竟能不能从埃科的迷宫中，认出那些外壳改变本质却不变的但丁、康德、乔伊斯与博尔赫斯，就要看你作为一个“内行读者”在知识之海中的自我修行了。

在《玫瑰的名字》结尾，埃科这样写：

“很快我将进入这片广阔的沙漠之中，它平坦而浩瀚，在那里一颗慈悲的心将会得到无上的幸福，我将沉入超凡的黑暗，在无声的寂静和难以言喻的和谐中消融……我将沉浸在寂静而渺无人迹的神的境界，在那里没有作品也没有形象。”

在这些虚构的迷宫之中，埃科写的都是宇宙。这是一个解谜者的自白，更是他一生编织迷宫的共同出口。

毋庸置疑，翁贝托·埃科是一个全面的人。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更是全球最知名的符号语言学权威。但在汉语世界，他更为读者所熟悉的身份是小说家。

或许对于知识狂埃科来说，虚构的迷宫比坚固的现实更有趣。他有个很著名的观点——“虚假”是可以创造和改变世界历史的。《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都可以说是“虚假”创造历史的最典型的文学化案例。

在《玫瑰的名字》中，一起凶杀案是由根本就不存在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引发的。在《傅科摆》中，从未存在过的密件引发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阴谋。在《波多里诺》中，引导波多里诺踏上征程的是仅仅存在于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正如埃科所说：“我发现，归根到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关系到宇宙学，就像《创世纪》里讲的故事那样。”

所有人，甚或包括那些读不懂的人，都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与渴望。优秀的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建造的，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享受与作者同行的乐趣。

埃科的小说并不是太好懂，却无意中本本畅销。而小说家埃科与符号学家埃科、文学批评家埃科其实是密不可分的——这种难懂与畅销的罕见结合，或许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人，甚或包括那些读不懂的人，都对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与渴望。

作为一个小说家，埃科将学者的那一面与文学做了充斥而巧妙的融合。他曾声称他的小说《傅科摆》比他的任何一本符号学专著更清晰地解释了什么是符号学。他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也比《开放的作品》更好地解释了什么是语言的“开放性”。

在名为文学的宇宙中，构建迷宫的基石是语言。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当被问起作为一名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为什么突然研究起语言来，埃科回答：“因为自有记忆以来，我就想弄懂传播和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在美学里，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艺术品，一件艺术品怎么向我们传达信息，我对‘怎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着迷。”

出版于1962年的《开放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他对以上问题最为直接的思考与回答。随后出版的专栏文字《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小说《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波多里诺》，以及研究专著《无限的清单》等都可以看作他的语言实践。让埃科颇感意外的是，《玫瑰的名字》让他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后来也意识到他“作为一个作家流传后世的可能性大于作为一个学者”。

有些矛盾的是，埃科的“难懂”并没有妨碍他的畅销。但埃科的难懂与《裸体午餐》、《万有引力之虹》却又不尽相同：他的小说如同其人，充斥着信息与知识。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繁复的迷宫式外壳中，在那些充斥着交叉小径的开放式文字里，最不缺乏的就是联系。想要读懂这些联系，你需要的只是一点耐心。

埃科本人给出了阅读他的小说的“秘诀”。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弄懂“相对论”，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是爱因斯坦搞出来的东西就够了，至于弄懂，那是专家的事。然而，虽然阅读埃科的小说并不需要弄懂其中的每一个背景知识，但在一个知识的迷宫里，不同的读者所选择的岔路自然不同。像许多伟大的现代作家一样，埃科同样看出，优秀的作品是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建造的。

在他眼中，读者分为不同层次，优秀的作品会向所有读者发出邀请，但只有“内行读者”才能与作者一起享受迷宫，享受与作者同行的乐趣。比如，假如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及·梅纳尔真的创作出了一本《堂吉诃德》，只有那些读过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读者才能享受“互文性”的乐趣。但埃科绝没有搞“种族歧视”的意思，他认为只需假以时日，任何“外行读者”都能变成“内行读者”。

埃科亦并不喜欢由畅销而来的喧哗的解谜者。《玫瑰的名字》走红之后，不同层次的读者曾给予其“玫瑰”千奇百怪的解读，埃科不厌其烦，最终不得不说“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作为一个描绘人性的文学家，埃科深知，任何一种过度喜爱都可以衍生向恶的偏执，知识也不例外。

无论是在访谈里还是小说中，埃科都多次表达过对迷宫大师博尔赫斯的喜爱，这种喜爱亦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在《玫瑰的名字》中，除了那些让读者头晕目眩的各种教派的纷争，让读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座迷宫般的图书馆，以及酷似博尔赫斯的盲眼的前图书馆馆长豪尔赫。埃科在接受访谈及他的《〈玫瑰的名字〉注》、《我如何写作》中都坦承，他构思图书馆时曾经受博尔赫斯《通天塔图书馆》的影响,构思威廉的破案进程时，则受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的影响。至于为什么把豪尔赫写成了一个坏人，以逻辑著称的埃科有点打太极：“其实我一开始塑造豪尔赫这个人物时，也不知道他该干点什么。”

在《傅科摆》中，博尔赫斯对埃科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傅科摆》的正文开始前，有一个插图孤零零地放在那里，既没有表明它与正文有何关系，也没有表明它本身的含义，甚至连中文标识都懒得标注——实际上这个不怎么起眼的插图对于阅读《傅科摆》非常重要。《傅科摆》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生命之树”的“质点”名，埃科称其为“塞菲拉”，而埃科正是按“生命之树”的结构来构建他的《傅科摆》的。

那些老道的“内行读者”早已发现，如果去掉它本身的涵义，“生命之树”就是一个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只不过埃科的花园比“生命之树”复杂得多，在他的“花园”中远不止“三个支柱、十个原质、四个世界、二十二条路径”那么简单。

博尔赫斯、乔伊斯包括埃科本人都对清单、复杂的世界有种过度迷恋，在《无限的清单》里，埃科曾这样解读博尔赫斯、乔伊斯对“过度”的迷恋：“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笔下的清单，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之所以看清单，并不是因为他们计穷，不晓得要如何说他们要说的事情。他们之所以以开清单的方式来说他们要说的话，是出于他们对过度的喜爱，也是出于骄傲，以及对文字的贪婪，还有，对多元、无限的知识——快乐知识——的贪求。”

埃科对于“过度”的迷恋，自然不只是“清单”——这在他的小说中有充分体现。在小说的开端，他就将渊博的中世纪史知识倾倒在了进入文本的门槛上。接下来，那个看上去只与“圣殿骑士团”有关的天大秘密，不知不觉中又牵扯上了纯洁派、福音派、玫瑰十字会、蔷薇十字会、秘密共治、诺斯替、保罗派、耶酥会、共济会、严规礼仪派……

将各类历史与知识以严密逻辑建起迷宫之后，与之有关系的各色人等也粉墨登场——如果说各种宗教派别、团体、组织是埃科“生命之树”的大“质点”，那么纷纷出现的人物就是其中的小“质点”。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就是“生命之树”的“路径”，由此形成了埃科版的“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个“花园”的复杂可想而知。

在埃科这里，想要进入花园与作者同行，读者需要懂得更多。而作为一个描绘人性的文学家，埃科亦深知，任何一种过度喜爱都可以衍生向恶的偏执，知识也不例外。《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其实就是死于这种过度迷恋，那一次次凶杀案不过是豪尔赫过度迷恋的副产品。

埃科自己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体现了极简，他的小说就体现了极繁。

尽管深受博尔赫斯影响，你也不能说埃科就与博尔赫斯一模一样。埃科自己说，如果博尔赫斯的小说体现了极简，他的小说就体现了极繁。博尔赫斯的小说几乎是透明的，他的小说显然不是。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文本研究专家，小说家埃科不可能只受博尔赫斯影响。在《玫瑰的名字》中，豪尔赫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的过度迷恋不仅引发了一系列凶杀案，更导致了他与《诗学》的同归于尽。

事实上，对埃科小说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直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丁对他的影响亦自不待言。在埃科看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对后世的西方文学批评及创作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但丁的《神曲·天堂篇》只有有足够知识背景的读者才能欣赏其中的高级奥秘和乐趣——这也正是作为小说家的埃科一直想要读者拥有的自我修行。

埃科不仅喜欢用知识建造迷宫，在文学的层面上，他也喜欢用经典文本制造新的迷宫。在《误读》里，即使埃科不提醒，读者也知道《乃莉塔》是在戏仿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新猫的素描》是在戏仿格里耶的新小说。在《很遗憾，退还你的……》里，遭埃科退稿的著作包括无名氏的《圣经》、荷马的《奥德修纪》、但丁的《神曲》、托尔夸托·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狄德罗的《泄露隐情的宝石》、萨德的《朱斯蒂娜》、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曼佐尼的《约婚夫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卡夫卡的《判决》、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等。

这些作品无疑都是读者眼中的经典，它们也是埃科极为喜欢的作品，甚至到了私人收藏的程度。埃科曾经说过，乔伊斯、博尔赫斯——这两位他最喜欢的作家——都是“将语言及普世文化当作他们游戏场”的伟大作家，只不过博尔赫斯玩的是“概念”而乔伊斯玩的是“词语”，其实埃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但你也不要以为埃科能像玩弄文本一样“玩弄”这些经典作家。面对博尔赫斯这座大山，埃科这位铁粉无比谦虚，甚至到了贬低自己的程度。在《博尔赫斯以及我对影响的焦虑》中他这样说：“面对博尔赫斯朗朗上口、余音绕梁、堪称典范的旋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吹瓦埙。但是，我满怀期待，在我死后人们还会找到一个技巧更不如我的作家，并从他的作品里认出我是他的先驱。”

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就连这种小粉丝式的谦辞，也还是埋下了一丝迷宫的味道。如今我们已失去了那个手持玫瑰花、思考傅科摆、化身波多里诺的埃科，却依然能够徜徉在这些以语言为砖瓦、以知识为分岔的繁复迷宫中。而至于你究竟能不能从埃科的迷宫中，认出那些外壳改变本质却不变的但丁、康德、乔伊斯与博尔赫斯，就要看你作为一个“内行读者”在知识之海中的自我修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