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陈丹青对刘小东评价极高，他说：“世界范围内活着的写实画家，比不过刘小东。如今不是绘画的时代，他要是扛着画给马奈瞧一眼，马奈会惊着。”

刘小东不以为意，还会反驳：“我不是现实主义。艺术不应该被框起来，你无法预料我明天会走什么风格。”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依然有底气说这样的话，足见他的创作热情还很旺盛。

大约是从2005年开始，刘小东把自己从工作室里解放出来，放下繁重的大尺寸创作，开始走向江河、黑土、边疆、田野、乡村……他在选定的场景中创作，在人群中创作，在日常中创作。他像摄影师一样调度“演员”，又像纪录片导演一样，在现场捕捉自己眼中的真实，记录下那一刻的感觉和状态。

2010年，他回到故乡，花近四个月与儿时伙伴厮混，创作了《金城小子》。2013年，他在新疆和田画了《刘小东在和田》。2015年，他在鄂尔多斯完成《空城记》。十年来，他几乎每年两个项目，保持着同时代艺术家少有的活力和产量。

刘小东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焦虑感。他担心年龄和成就让自己变得狭隘，变得暮气沉沉，要“换换地，多认识不是这个行业的人，把自己打开一点”。这种自省很多艺术家都有，但真能放下身段去实践的并不多。

他总有自己的节奏，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当多数人挤破头扑进当代艺术运动时，刘小东依然屁股沉沉地坐在画室里，把目光放在小人物和日常生活上。艺术风向变换着花样，他却一直按兵不动。

然后就有了《三峡大移民》、《温床》和《楼顶泳池》，这些作品不仅拍出天价，也让他有了留名艺术史的底气。

而到了能喝茶、享受大理阳光的年纪，他又尝试新画法，以一种现场目击者的视角开始新创作，“动物般地观看世界”。

在被陈丹青视为“天才”的刘小东眼中，“天分”是要看命的。有些天分会被随时收走，而作为艺术家，他必须坦然接受这个事实。一些同时期艺术家的天分被收走了，他们却不自知。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天分远去，却甘于原地等待。刘小东不准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他逼着自己开辟新领域，寻找新的天分，这就是他应对失宠于命运的方法。

这些年，刘小东的创作都有极强的社会性。三峡拆迁、消失的家园、种族误解……在这些创作中，他承认绘画之于社会意义的局限性，他与贾樟柯、侯孝贤、杨波等导演合作，用影像来记录更真实的时代变迁与内心困惑。

有人说，作为艺术家，刘小东的一切都太稳定了。稳定的创作状态，稳定的生活，稳定的情绪，一切都太不艺术了。他却很得意——就要以一种反“反常态”的方式生活和创作。

但他的内心是漂泊的，这种对改变的期待是他创作的动力。就像他说过的，“生活确实是不可控的，除非你什么都不做。不确定性有一种诱惑，要用勇气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