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平,从《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到《烈日灼心》,他一直在拍一类特别的电影,一类让人无法言说、无法归类的电影。
陈国富评价他说“中国很少见这么有创作激情的创作者”,周迅说“他是一个要把你抠死,逼到墙角的导演”,邓超说“拍他的电影,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都能被彻底掏空”…… 只能说,他是一个特别的导演。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的曹保平,说过一句得罪人的话:中国有一大半导演,对剧本都不是很了解。
“你觉得这话要不要诠释一下?”焦雄屏问。
他瞬间“教授”附体,开始讲课:“‘文革’之后,第五代导演浮出水面,那时开始讲故事的剧情片,就没有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第五代导演基本上是在电影形态上和观念上闹革命。第六代导演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都是在地下状态发展起来的,也没有在主流的工业体制的背景下做过类型片。类型片,或者说剧情片,在一定意义上,我觉得是最难的、最考量电影人功力的。可是我们在这些方面一直没做好。今天,市场经济变得非常强大,大家都开始挣钱,电影逐渐开始作为一个工业产品存在的时候,对电影叙事功能的要求就变得很高,可是我们没有准备。现在电影院上映大量的烂片,就是烂到让你觉得它叙事的基本章法都没有,但是它堂而皇之就作为一个产品出现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工业和中国的食品行业目前如出一辙。”
焦雄屏: 《烈日灼心》是今年我主观意识里面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了,非常有戏剧张力。很想跟你讨论一下:你怎么选择题材?到底爱拍什么样的电影?
曹保平:每一个戏的选择过程都各有不同,只是大方向上我很清楚,知道什么是我要拍的,什么是我会回避的题材。严格意义上说,我拍的电影肯定都是剧情片,我喜欢那些戏剧张力,或者说人物张力比较强的故事架构。
当然好电影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很喜欢侯孝贤、杨德昌他们拍的台湾新电影。喜欢归喜欢,但是我拍不来,拍不来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焦雄屏:我个人很喜欢你拍的《李米的猜想》和《烈日灼心》。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有纪事风格,中间又有非常强烈的戏剧冲突或者说戏剧矛盾,而且还有一个刻意营造的戏剧结构。戏剧结构的精巧和纪实风格,中间有矛盾,你怎么找到中间的一个妥协点?
曹保平:这确实是我会经常犹豫的一个问题,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就要非常小心地拿捏。就像刚才说的,我的电影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表达,那么你需要在一个高度假定的叙事范畴里还原,或者力图模拟出一种极度的真实,所以我对演员表演的真实感要求非常高。
既然把故事讲得很激烈,所有的人都放在极致背景下的极致状态里去表现,戏剧冲突很强烈,那么在表演上我就希望它回到这种特别自然主义的或者纪实的状态,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才可以平衡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
焦雄屏:你知道么?看你的电影有种陌生感,让我们从类型电影的习惯性和舒适感中抽离出来。一般类型片总有一个意料之中的好结局。
曹保平:这只能说明我在骨子里,还是没有太把电影当作一种可复制的产品,就是我们说的“商品”来做。还是希望电影能够有创作、有发现。现在,大家都在谈商业片。商业片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最高度的类型化的电影嘛,就是你说的它习惯地要给观众一个圆满结局。我不排除以后可能也会去拍这样的电影。现在,不管我的电影如何有戏剧冲突,但是在主观上,我不想把它当类型片来做,所以一直在颠覆,用我自己的概念,在做类型的变种。我力图用类型化电影的元素来创造一类我自己的、不类型化的电影。
焦雄屏:讲述一下你的镜头美感吧。我觉得你在怎么用镜上是有考虑的。
曹保平:在表演完美和镜头美感之间,我选择前者,我们就举《烈日灼心》和《李米的猜想》两个例子。这两部片子,镜头的一切都是跟着演员走的,甚至有时候我会非常清楚知道,这样拍,在镜头美学上是有损失的,比如说构图的完整性、光的完整性无法做到,但是,没法两全。当电影镜头的美感和完整呈现演员的表演,这两者之间有冲突的时候,那我要让位给表演呈现。比如《烈日灼心》天台的那场戏,其实我知道,他没有完美的光影,声音也是有缺憾的,但是没有办法,只有一条是最好的,而那条最好的,是有瑕疵的。
有时候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像我们这次做声音,职能部门按他们的技术要求,尽量把每场戏的声音修得很干净,让你觉得他录得很好。但是,你录的时候,现场会有很多噪音存在,当你把那些噪音剔掉的时候,其实你是把表演的某种气息、某种氛围和感染力也剔掉了。我的概念就是“孩子”和“脏水”一起都泼掉了。
如果是这样,我宁可要那个“孩子”,哪怕那个“水”脏,但是它有感染力。当你把它剔得特别干净后,在技术上是好了,但是那场戏变得塑料一样,很无趣。
焦雄屏:邓超在我们节目中说拍戏的每个人都说你“虐待”他们。我好奇你作为导演,怎么引导演员去发挥他的极致?
曹保平:我知道现在是一个商业年代,我不管别人,至少在我的电影里,一直在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是我需要你们认识到,拍电影是一个很严肃、很崇高的事情。你得有这个认知,才会对这个事有敬畏,对你自己的职业有敬畏和尊重。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很多人对拍电影是没有敬畏之心的,大家完全就把它当个活来干了。在我的剧组里,我不太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当然,为你有这样的要求,你也提供这样的氛围,一些在艺术上或者在良心上对自己的职业有希冀、有要求的演员,他是愿意进入到这个氛围里的。比如说邓超,他在整个拍摄期尽量不跟家里联系,拒绝探班;朋友找他,他也不出去;他刻意地让自己从喧闹的环境中出来,安静起来。又比如周迅拍《李米的猜想》的过程中,有很多场比较激烈的或者揪心的戏。每拍完一条以后,她的妆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哭啊,脸花了什么的。我特别清楚地记得,有一两次,那个化妆师要过来给她补妆什么的,她一下就给人打翻了。她无所谓,她不要这个脸了,她特别怕别人的一些举动把她从那个情绪里给带出来。所以在那一刻,我特别同意一种说法:当你的表演状态能够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的时候,没有谁能比你更美。
评论
下载新周刊APP参与讨论